看完《最好的告别》一书，感慨良多。
作者阿图葛文德是哈佛医学院的外科教授，是一名美籍印度裔的移民二代，他的父母双亲也都是在美行医多年的医生。职业的关系让他接触到大量的重疾患者，临终病人和耄耋老人。哈佛医学博士和牛津大学PPE专业（哲学，政治和经济学）毕业生的双重身份让他不仅仅从医疗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职业和病患，也从人文关怀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大量的实证分析。
书中对疾病和医疗，衰老与死亡的书写兼具理性和感性。作者结合自己父亲离世的亲身经历，对临终人员的生活和情感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描绘。令人动容的同时也不禁掩卷沉思。毕竟，衰老与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必经之路。
社会老龄化已成现实的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当疾病来袭，衰老降临，死亡的步伐无可抵挡，我们该如何应对？
这些问题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是考验。尽早关注和思考，得出自己和家人的答案，既能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生的愉悦，也能坦然面对死亡——对于死者本人和留下来的人，都意义重大。
国内疗养院数目有限且价格不菲，普通养老院条件一般的同时生存环境恶劣。因此养老方式仍然以传统的家庭式养老为主。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局面，子女承担生活压力的同时，老人们也承受着精神痛楚。
因为在时下焦虑的现代生活中，能够照顾父母的日常生活起居就已经算是孝子贤孙。至于对内心的关照，是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然而这缺失的部分却正是老人们最迫切需要的。
正如《最好的告别》中所说：“我们自己想要自主权，而对于我们爱的人，我们要的是安全。”这一直是老弱者面对的主要问题和悖论。我们希望给予我们关心的人的许多东西，是我们自己强烈拒绝的，因为它们影响我们的自我感受。”
七十多岁时的一次摔倒让外婆的大腿骨发生了粉碎性骨折。那次出院后，外婆再没有康复过。行动困难进一步缩小了外婆的活动空间，出门走两步都成了奢望。安全起见，妈妈时常会阻止外婆自己出门，因为再次摔倒的风险很高。家里备有轮椅，然而没有旁人的帮助，妈妈要推动体重是自己两倍的外婆，是一件费力费时的难事。
《最好的告别》中指出：“在我们衰老脆弱，不再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时候，如何使生活存在价值才是要紧的目标。”
肥胖引发的糖尿病限制了外婆的饮食，尽管胃口尚佳，她也只能告别自己过去喜欢的许多食物。无法外出的日子，外婆上午坐在厨房门边看妈妈做饭忙碌，自顾自的说话。下午窝在光线阴暗的房间看电视直到深夜。这些就是她仅有的消遣了。
外公去世之后，外婆的生活里已经很难再找到有价值的事。种种不如意令外婆心生怨气，成天和妈妈抬杠，即便妈妈已经是唯一还愿意照顾她的人。外婆想念大舅小舅，然而在这个视频发达的时代，他们连电话也不常打来。
正如作者阿图葛文德教授在书中所说：“最终所有的丧失会累积到一个点，到这个点时，我们在身体上或者精神上没有能力独自应付生活的基本要求。”
在外婆最后的日子里，严重的晕眩已经让她无法下床。每天接近中午的时候，外婆醒来。妈妈帮外婆坐起身。洗漱吃饭，都在床上完成。下午如果精神好，外婆会穿好衣服下床，挪到客厅里坐一会，然而家里并没有人陪她。她只好再慢慢起身，艰难的返回自己的房间，打开电视，一个人孤独的看着，直到昏昏入睡。
追悼会上大舅小舅都赶来了，外婆的尸骨被送进火炉里时妈妈哭倒在地，不能自已。我能理解妈妈的心情，她照顾外婆的饮食起居十几年，然而对外婆的精神需求，她始终是没能周全的。
外婆思念儿子时，她不能代替大舅和小舅的位置；外婆喜欢有人陪，喜欢有人和她聊天，然而妈妈也并没有给外婆太多的时间；外婆喜欢斗嘴抬杠，爸爸因此不喜欢她，妈妈对此也无能为力；这些种种，即是外婆的心病，也成了妈妈的遗憾。
阿图葛文德教授在书中说到：“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把生病，衰老和希望的考验作为医学问题对待。这是一项社会工程学实验，把我们的命运交托给那些以技术威力见长，而不是重视和理解人类需求的人。这个实验失败了。如果安全和保护是我们在生活中寻求的全部内容，也许我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我们寻求的是有价值和目的的生活，然而又经常被拒绝享有可能使之实现的条件，我们对现代社会的作为感到失望也就不足为奇了。”
数据显示，到2025年，我国六十岁以上人口将达到3亿，成为超老年型国家。对于80后的一代，父辈们大多都已经开始了退休生活，自己也开始奔四。未来已来，我们都将面临作者阿图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中描绘过的种种场景。怎样面对衰老和死亡，安放好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毫无疑问是每个人，每个家庭和整个社会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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