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時期的《易經》和宋朝時期的《易經》

漢朝時期的《易經》和宋朝時期的《易經》

《周易》本是陰陽家的作品,自孔子樹立儒家學派今後,就成為儒家的經典。儒家的“六經”,莫不好陰陽家的思維有其血緣關係。陰陽家的思維,樹立在地理曆法的科學基礎上。制歷授時,有日、月、時、歲、星、辰六物(見《左傳•昭公七年》),因之儒家便有六經。因日而有《易經》,因月而有《尚書》,因時而有《詩經》,因歲而有《禮經》、《樂經》(禮樂不可分),因星斗而有《舂秋》。這些經典,或經孔子收拾,或為孔子作品,《易經》的道理,有孔子而得以分析。

關於《易經》的教授,見於《韓非子•顯學》:

孔子之後,儒分為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

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

陶潛《聖賢群輔錄》言之較詳:

顏氏傳《詩》,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傳《春秋》,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潔靜精微之儒。代代冥滅,唯徒存其名。

韓非子和陶淵明所說,都是切口。從這兒能夠看出《易經》的文學表達方式影響到法家和道家了。儒家八派之立名,本於八卦。八卦中包含陰陽五行。陰陽五行表明事物的敵對。事物的敵對又能夠弓箭標誌之。故子張為陽,子思為陰。陽為箭,陰為弓。顏氏為水,水當坎位。顏回名淵,龍躍於淵,回為復陽;孟氏為火,水火表明習坎中有箭。漆雕氏為木,木可漆而雕之。仲良氏為土,土,徒也。仲良皆善射。公孫氏為谷,意在傳種。樂正氏為金,箭發輕捷可樂。

《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疏告訴遠,《書》教也;淵博益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與陶書比較,僅《詩》和《樂》稍異。學者懷疑陶書系附會《經解》和《韓非子•顯學》作偽,而託名於陶潛。在我看來,縱是偽書,也不能說是毫無價值。這位作者對於《周易》和《詩經》切口的奧妙,確能深有體會。更改《經解》的兩處意在使文字趨於顯豁。“溫柔敦厚”四字,弦外之音為日、月、地,即天地人三才之道。“諷諫”二字,弦外之音為弓箭,詩用之於“刺”。“淵博”為張弓,“易良”為發箭。樂於五行屬金,樂器屬金,武器也屬金。兩者都能夠收移風易俗之效。

漢初傳《易》者,本于田何。《漢書•儒林傳》說: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肝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

這也是以切口杜撰的教授系統,其見識是月的六象:新月、上弦、月望、下弦、晦、朔。

漢代經學有今文學和古文學之分。秦漢盛行的隸書謂之今文,秦曾經的文字謂之古文,包含鐘鼎銘文和六國文字。《易》學也有這種敵對情況。今文《易》立於學官,由博士(教官)教授,古文《易》只盛行於民間。

漢武帝置五經博士,《易》有博士楊何,太史公司馬談曾向他學《易》。其後《易》學分為三派:施讎、孟喜、梁邱賀三家,宣帝時立於學宮。元帝時又立京氏《易》。盛行於民間的古文《易》有費直—派。

今文《易》立於學官,故有章句(講義)。費氏《易》無章句,僅僅以《十翼》解經。

《易經》儘管能夠供卜筮之用,但荀子說:“善為《易》者不佔”(《大概》)。這才是學《易》的合理途徑,也才幹符協作《易》者的期望。善學《易》者,莫過於孔子。《繫辭傳》裡,為什麼有許多條孔子說《易》的語錄?不過用以演示,教人怎麼讀《易》而已。且舉其間一則為例:

同人先號呲然後笑。子曰:正人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其臭如蘭。

這是孔子讀同人九五所抒情的思維。爻辭是講易代取得成功。奴婢相親,故能制勝。孔子洞悉工作的實質,從中取得寶貴的經驗。其思維之高,言辭之美,至矣盡矣,蔑以加矣!

與此相反,漢代的《易》學,卻走上了一條邪道。它不是向義理方面開展,而是向象數方面開展。象是天象,數是歷數。用天象和歷數進行占卜,就有龜和筮,然後龜筮術就是象數學。《易經》用筮,雖不必龜,但取法天象,故《繫辭傳》說:“易者象也。”《左傳》(僖公十五年)說:“物生然後有象,有象然後有滋,有滋然後稀有。”以言《易經》,則是物生然後有卦,卦有象;卦生然後有爻,爻稀有。卦象的效果,好像龜卜;爻數的效果,在於筮佔。

為了發揮象數的占卜效果,京氏《易》有卦氣說,即六日七分說。卦氣說以六十四卦合作天圓,每卦得六日七分,進行占卜。又以十二闢卦(復、臨、泰、大壯、夬、乾、妮、遯、否、觀、剝、坤十二卦)合作七十二候,觀測吉凶。《易》學中又有爻辰說,以《易》卦的陰m六爻合作十二時辰。東漢鄭玄將它合作十二律,稱為“納音”,用以推驗吉凶。

《易經》的卦、爻辭都是謎語,《易》家不能徹底揭穿謎底,所以利用象數,便是陰陽的消息、剛柔的比應、當位與否等等,雖不能探賾索隱,卻能占驗吉凶。所以《易經》變成代數學。人們僅僅運用一些籠統的公式,並不在乎探求其具體的內容。因而,《易》無達佔,也就視為當然。那些有血有肉的爻辭,一概歸之於“神無方而易無體”了!“聖人立象以盡意”,象數派棄意而言象。象外生象,不可究詰。這種傾向,開展到三國吳人虞翻而空前絕後。清人惠棟的《易漢學》中有“虞氏逸象”一目,載虞翻對八卦所取的象共三百三十一。惠氏說:“雖大概本諸《經》,然其授必有所自,非若後世向壁虛造,漫無依據者也。”可是,這種煩瑣哲學,必然引起反感,所以王弼提出得意能夠忘象的建議,拯救捨近求遠的學風。

王氏以懂事替代取象,使人從迷魂陣中解脫出來,為之耳目—新。這就為今後的《易》宋學開闢了路途。北宋程頤十分推重王弼的《易》學,其所作《易傳》,本於王氏說者不少。

《易》漢學重象數,《易》宋學重義理,這僅僅就其幹流而言,其實,與揚雄一起的崔篆所著的《易林》是一部得意忘象的巨大作品,此書不言象數時象數自在其間。目錄學家列之於法術類,致使棄寶於地,干預者少,豈不惋惜!至於王弼《易注》,論者謂其屏除象數,這也不符合現實。他曾經的經師所創造的《周易代數學》,不是成了他解經的法寶嗎?

自王弼《易注》為唐人所重,為之作疏,漢《易》終於失傳。唐李鼎祚撰《周易集解》十七卷,選用子夏、孟喜、焦贛、京房、馬融、荀爽、鄭玄等三十五家的作品,保留了不少《易》漢學的文獻。自序稱:“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此書今存,版別甚多。

《易》宋學中,程頤《易傳》不信邵雍之數,而以義理為宗。朱熹著《周易轉義》,折中言理言數二家之說。清康熙時所編《周易折中》以朱書為主,輔以程傳,並集各家《易》說,稍採漢、唐作品,大略以宋、明《易》說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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