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是北宋的政治家、文學家，對儒釋道三種思想都有吸收，且有獨到的見解，認為三者相通。他將三者相互融通，注入自己的生命中，形成了獨特的生命形態，為後人欣羨和瞻仰。
儒家·執著
儒家思想是中國古代士人的文化基因，“聖賢書”培養了他們的思想根基。蘇軾信奉儒家仁民愛物、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自言青年時“好賈誼、陸贄（西漢名儒）書”。年少時，其母程氏為他讀《後漢書·範滂傳》，小東坡聽後，就有志於學習東漢名士範滂勇敢、剛正不阿的精神。
在考中科舉、入仕之後，頗有用世之志。在朝中，有志於改革朝政，敢於直言。堅持自己的政治主張，反對新黨的王安石新法，但是也反對舊黨司馬光的全盤否定新法。在地方做官時，勤於政事，為地方百姓做實事，造福一方百姓。
蘇軾有仁民愛物的儒家精神，他性情溫和，心地光明，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對塵世人間懷有熱愛，對人世生活抱有積極的態度。
另一方面，東坡又“一肚皮不合時宜”，也是源於一腔正氣，因而對政治弊端不能姑息，勇於批判社會現實，如《吳中田婦嘆》中所寫：“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
敢於為人民發聲，批判時弊，其根基為儒家的一股正氣、致力於除弊的執著精神。
道家·灑脫
蘇軾的仕途並不順利，一生受到兩次嚴重的政治迫害，一次是在45歲那年因烏臺詩案被貶到黃州，一次是59歲被貶到惠州，後又被貶到儋州，對他是極大的摧殘。
向外積極入世、用世的挫折，使他向內尋求心靈的慰藉，道家思想無疑是撫慰心靈的良藥。
蘇軾是四川人，李白也是少居蜀中，巴蜀地區道教風氣較濃，並非一味地如儒家一樣方正，他少年時期曾拜道士張易簡為師。年少時就愛讀《莊子》，曾說“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
道家注重自然，將儒家的視野從社會人生延展到浩渺宇宙，讓心靈徜徉於天地萬物之間。
蘇軾吸收了道家順應自然的基本思想，曾在詞中寫道“一蓑煙雨任平生”，“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即使在逆境無可奈何，也持心寧靜，隨遇而安，順其自然。
人生多歧路，面對不幸遭遇，蘇軾能以道家思想自我調節、自我解脫。
蘇軾在《赤壁賦》中寫道，“逝者（水）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月）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
化用了莊子相對主義的思想，突破人生有限的觀念，將境界擴寬至宇宙萬物的無限時空——不必為現世的短暫而徒然感傷，不必以自己的一段人生為衡量尺度。放眼天地萬物，無所謂永恆與短暫。人亦是自然中一分子，本與萬物同化。
這種超然物外的灑脫，使他獲得心靈的釋然，以樂觀曠達的精神笑對人生。
佛家·圓融
蘇軾並非佛教徒，但與佛門弟子有密切的交往。他本人的坎坷人生經歷，也使他在佛教思想中尋求精神的皈依。
東坡曾在詩文中寫道“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煉。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南華寺》）可見其受到佛家思想的浸染。
東坡學禪，並非是虛談佛理，或是學佛家的清規戒律，而是深深地融入生活，與自己對社會人生的體驗相融，增加思想的厚度，昇華人生的境界。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和子由澠池懷舊》），“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念奴嬌·赤壁懷古》），其詩意流露出佛家萬事皆空的思想。有時想想，人生如夢，世間苦難也就不足縈懷，不妨持平常心，豁達觀世相。
東坡在《答畢仲舉》中曾說：“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無害。”他吸收了佛家有益於人生的思想，嚮往“靜”與“達”的人生境界，破除偏執，圓滿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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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的思想融匯了儒家仁民愛物、濟世安民的精神，道家順應自然、超然物外的思想，佛家持平常心的精神境界。既有儒家的執著、道家的灑脫，又有佛家的圓融，既執著於現實人生、做入世事業，又能跳出來、不執迷於塵世。即使身處逆境，依然能保持達觀精神，盎然的生活情趣。
中國傳統文化的成熟形態，是儒釋道三家相互融通。蘇軾之所以魅力耀千年，是因為他以儒家為根基，融合道佛思想，將三家的精神資源融入自己的人生。作為一種理想的生命範式，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的人格化，為後人稱道和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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