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與春秋時的中國人：兩種不同的人
一個日本人說：他們尊敬宋之前的中國人，不尊敬後來的中國人。因為宋之前的中國人和後來的中國人很不一樣。這話聽起來刺耳，但從頭到尾細讀中國史，你會發現此話有一點道理。春秋時的中國人，生機勃發，品格清澈。漢唐時的中國人，雍容大氣，自信心很強。及至明清，一個個卻是那麼麻木、懦弱，缺乏創造力。明清時的中國人和春秋時的中國人相比，簡直是兩種不同的人。
舉例說明：
尚武精神。
春秋時代，人們能文能武，俠客遍地。那時的中國人，不喜歡一步三搖弱不禁風的白面書生。不論男女，皆以高大健碩為美。
那個時代美男子的標誌是大個子、卷頭髮、濃鬍鬚，最好還帶點狐臭味兒，所以《詩經》言莊姜之美，必先言“碩人其頎”；寫魯莊公之美，必說他“猗嗟昌兮”。
《陳風·澤陂》中說，“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有美一人，碩大且儼”，捲髮多須。於是令女主人公心生愛意，在單相思中苦悶不已。
春秋戰國時代，那些爭雄競長的大國，個個都強悍好戰。《詩經·秦風·無衣》中有注說：“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班固在《漢書》中也說：“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而齊國貴族們常在道路上駕車相撞，國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連今天說著吳儂軟語的吳越地區，在先秦時代也是一片氣質剛勁的土地。《淮南子·主術訓》篇說：“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
再來看看後來的中國人。
明朝萬曆年間，到達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竇意外地發現，中國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寫給羅馬的信中說，“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不僅如此，他還驚訝於這個帝國裡最聰明的人看起來都像女人：“他們看起來全像是溫柔的女子。要是你對他們尊敬禮讓，他們便會比你更加謙和。”
居留中國的幾十年裡，利瑪竇這樣評價貴族“他們很少殘殺，他們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過這種爭鬥的方式。這不僅是由於他們沒有什麼真正的男子陽剛之氣，主要是，他們大多數人連小刀之類的兵器都沒有”，“這些男人們不惜每天花費兩個小時來梳理他們的長長的頭髮，考究地整理他們的服飾，他們就這樣悠閒自得地打發著美好的時光”。
鴉片戰爭後來到中國的外國人，更驚訝於中國人的膽小。古伯察說：“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頗具剛毅的中國人，一旦遇到態度堅決，意志不撓的人，馬上就會變得軟弱，像患了癔病。
面臨困難的中國人嘴裡常說‘小心’，即‘膽子要小’。”羅斯則說：“中國兒童不像歐洲兒童那樣蹦蹦跳跳……對武力的讚賞已經完全沒有了。大男子當眾啼哭而不以為恥。”
俠義文化和俠義精神的失落
一個例子也許說明不了問題，我們再來看看俠義精神。
春秋時代，是中國俠文化最燦爛的時代。春秋時代的俠客，最大的特點是極端重視人格的獨立與平等。豫讓刺殺趙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
及至明清，“俠客”們卻自願攀附權力，淪為權力的附庸。
看《三俠五義》中的俠客，在官人面前個個自稱“罪民”，以向權力規則屈服為榮。 第45回鑽天鼠盧方初見包拯，對身邊的展昭說道：“盧方乃人命要犯，如何這樣見得相爺？盧方豈是不知規矩的麼？”於是自上刑具，而“眾人無不點頭稱羨”。
魯迅說，《三俠五義》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俠客，實質上卻是奴才，“滿洲入關，中國漸被壓服了，連有‘俠氣’的人，也不敢再起盜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為天子效力，於是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著加足”。
清代儒臣的動物式生存方式
中古時代，雖然在世俗層面，儒學信徒對皇帝和權力秩序服從盡禮；
但是在精神層面，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以“聖人”自期，追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希望能實現自我完善，達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獨立。到了清代，大儒們卻已經完全被馴服成了“繞指柔”的奴才。
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當地在《朋黨論》中說，“要根除朋黨之源，那麼全國上下必須統一思想。要統一思想，那麼一切是與非的標準都必須唯我是從”，“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將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不敢結黨矣”。
清代儒臣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無思想、無操守，除功名利祿外無所關心。他們選擇了動物式的生存方式。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一旦放鬆警惕，他們就大肆貪汙，盡一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產。什麼操守、尊嚴、人格，對他們來說都是不著邊際的空話。
唐宋時代，中國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創力，但是文學藝術方面的創造力卻突然勃發。唐詩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藝術
然而明清500年，所謂詩人們的才性、閱歷、學識均大幅崩塌，他們以拾前人餘慧為榮，不敢越藩籬一步，寫了大量模仿杜甫或者黃庭堅的詩。500年的詩壇，沒有激情和衝動，沒有真性情，甚至沒有真表情——除了納蘭性德外，中國居然再沒產生一個有影響的詩人。
宋代以後的中國人，卻只是前人的影子。
中國人的性格歷史，如同我們的黃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見底；漢唐是中游，雖泥沙俱下，畢竟有波濤洶湧之雄大氣象；明清是下游，已經常斷流、奄奄一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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