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印度诗人泰戈尔以《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消息传来，整个亚洲为之沸腾，泰戈尔被誉为是为整个受压迫的亚洲人民争了一口气。值得注意的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是《吉檀迦利》的英译版，而并非原著。起初《吉檀迦利》以印度语写成，泰戈尔以英语进行了翻译，并在原著基础上更多的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以此为基础获得了诺贝尔奖。
1923年、1929年，泰戈尔两次受邀来华讲学。泰戈尔的讲学极受欢迎，学生几乎挤满了整个礼堂，然而场外却不时有人散播反对泰戈尔的传单，呼喊批评泰戈尔的口号。对于泰戈尔，中国文学界表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以徐志摩为首的“新月派”很是追捧泰戈尔，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更是公开表示，要对泰戈尔表示“二十分的欢迎”。鲁迅、郭沫若等很是不喜欢“新月派”的张狂性子，甚至认为徐志摩之流根本就不算诗人。郭沫若、陈独秀更是公开批判泰戈尔，鲁迅对其也很是冷淡。
泰戈尔在演讲中声称，西方文明已经陷入危机，倡导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鼓吹东方文明拯救西方文明。其实泰戈尔认为西方刚刚经历了一战，社会体系瓦解，正是东方拯救西方的时机。然而这种说法缺少必要的科学理论作为支撑，泰戈尔却认为科学理性不能解决一切，应以信仰的力量加以支撑，这对刚刚破除封建枷锁，走向科学、民主的中国来说简直是“妖言惑众”。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文化界对泰戈尔批判几乎成了一边倒的趋势，陈独秀甚至在杂志中将泰戈尔比作太监。泰戈尔不得不在一片骂声中离开中国，临行时泰戈尔表示“不会阻止中国人飞奔向金钱”。泰戈尔所谓的金钱，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更是科学、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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