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我們埋頭苦幹，一不小心成為了歷史。”
時隔40年，唐志平在聊起當年引進中國內地第一家來料加工企業——太平手袋廠的情形時，依然充滿懷念。他曾擔任太平手袋廠的第三任廠長，見證了東莞首家來料加工企業的興衰。
1978年7月，國務院頒發了《開展對外加工裝配業務試行辦法》,中共廣東省委率先作出發展來料加工的決定，東莞、南海、順德、番禺、中山作為先行試點縣。
“三來一補”模式的誕生，改變了東莞的經濟結構，也揭開了引用和利用外來資金的序幕，商人、資金、設備、技術從香港、臺灣等地紛紛流入，東莞一度成為“東莞塞車，全球缺貨”的“世界工廠”。
40年間，作為改革開放先行者的東莞，從珠江東岸一個普通的農業縣變身為“世界工廠”，這個漫長的故事流淌在歷史的長河中，看似波瀾不驚，但見證者和親歷者而言，卻難以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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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過後，河仔村的悶熱被洗刷一空，黃昏中的珠江顯得有些灰暗，像一張老照片。堤壩上站著幾個人，正在眺望對岸，他們大多來自外地，並不瞭解這個地方40年前發生的故事。
河仔村是虎門鎮下的一個村子，和虎門鎮的繁華比起來，這裡似乎已被時間淡忘。村中新舊房屋交錯分佈，走在村道上，出來活動的村民並不多。當地村民介紹，村子裡有部分人生活在香港，“他們在這裡住十幾天，回香港住十幾天。”
有些村民仍會聊到1979年的故事，這段歷史在河仔村並不是什麼秘密，但時隔40年，已很少有人主動提起。
1970年代，河仔村產生隊的勞作強度很大，村民經濟收入低，而同處珠江口的香港正值經濟高速發展階段，河仔村村民對香港社會的繁榮和美好生活產生了嚮往，於是有村民悄悄從陸路、水路偷去了香港。
當時，偷去香港是非法的，也是不容易的，逃港者往往幾個人一艘小艇，從河仔村劃到香港需要六七個小時，若在香港有人接應，成功的幾率會大增。
即便萬事俱備，若缺點運氣也難以成功。張金勇（化名）是西塘村的村民，他的哥哥、姑姑、阿姨等親人在1970年代都偷去了香港，1979年父親帶著他曾計劃從河仔村逃港，但以失敗告終。
據張金勇回憶，1979年年尾的一天，寒意陣陣。父親帶著他到了河仔村，準備偷渡去香港。他們一起行動的共有五六個人，大家找到了一位水手帶路，約好晚上行動。結果，還未下船就被巡邏的人發現了，只得各自逃散。
“逃港者若被抓住會關到大朗園勞教場，需要找人贖回來。”張金勇覺得當年沒能成功逃港是自己的“命”，但轉眼他又說，自己並不覺得遺憾，逃港成功的人確實有人發達了，但也有逃港者的生活還比不上現在留在村子裡的人。
“我哥現在的生活就比不上我。”他深吸一口煙，不願再多談這段往事。
如今，河仔村的那段歷史已遠去，曾經出海的地方修建了碼頭，貨船進進出出，鳴笛聲響起的時候，整個村莊都聽得見。
河仔村只是東莞往事的一個縮影，界面記者查閱東莞的部分鎮志、村志，很多都記載了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的“外逃風”。
1970年代末，在東莞逃港者爬山涉水踏上香港的土地時，香港人也在觀察著對面內地的悄然變化。
1978年，東莞縣開始試行發展來料加工產業，確定試點後的十幾天，港商便來東莞拉開了投資的序幕。此後，臺商們又蜂擁而至，徹底改變了這個貧瘠之地。
與此同時，東莞人逃港的情況逐漸消失，當年外逃的東莞人也開始回鄉投資、創辦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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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在家的唐志平今年已66歲。平日無事時，他喜歡早上和朋友們打打太極拳，打完拳去茶樓“嘆早茶”。聊起當年引進內地第一家來料加工企業的往事，唐志平記憶猶新。
1978年7月30日下午，廣東省輕工局的領導陪同港商張子彌找到了太平服裝廠，當時，唐志平只有26歲，在廠裡負責供銷業務。
張子彌和太平服裝廠的領導面談時，問是否願意合作做來料加工。“當時我們說無所謂，能合作有生意做就談，”唐志平回憶說，張子彌想試探下我們的加工能力，就給了他們一個歐洲流行的黑色女裝包，問我們能否做出相同的產品。
當時，國內流行的還是印著“為人民服務”的帆布袋，張子彌拿來的多層女包相比這些帆布包，加工難度很大，但是太平服裝廠的領導還是接了下來。談好後，張子彌回到賓館休息，太平服裝廠的幾個員工通宵加班製作手袋。
經過一晚的加班，員工們按照張子彌的要求做出了產品，第二天一早就送到了張子彌面前。“當時他很驚喜，想不到這麼複雜的包我們能做得與原品差不多。”
7月31日，雙方就簽訂了合同，約定在來料加工、補償貿易上進行合作。張子彌先後一共投資300萬港幣，所有設備、原材料由張子彌提供，太平服裝廠提供勞動力和廠房。
經歷了籌備、引進設備、試產等階段，1978年9月15日，工廠終於迎來了投產，並獲得了國家工商總局頒發的第一個牌照。中國內地第一家來料加工企業就這樣開張了，企業取名為“太平手袋廠”。
太平手袋廠採取香港的管理模式，最根本的改革就是工作量按件計算。計件薪酬後，太平手袋廠的生產氣氛立刻變得不一樣，此前效率低、出勤不出力的情況大為改觀。
“1979年，工程師都是一個月五六十元工資，最低的是學徒，十八元一個月，計件薪酬之後，普通工人月工資可以拿到一百多元，這讓整個鎮都轟動了，很多人想走後門進入太平手袋廠。”唐志平說。
此後，大批港商進入東莞投資設廠。港商進入東莞投資，對東莞的營商環境、意識觀念更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據中共東莞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寫的《東莞改革開放三十年大事記（1978-2008）》記載，1983年，東莞縣與外商簽訂“三來一補”協議共2021宗，7.1149億美元；新辦企業1030戶，共引進各種機械設備5.6萬多臺（套），價值2381.9萬美元，全縣共收入加工費1.26億美元。而同年，東莞縣生產總值才13.03億元。
東莞改革開放三十週年時，曾於1975年任東莞縣委副書記的李近維向《三聯生活週刊》總結了東莞改革開放成功的關鍵要素：土地與勞動力。在這兩個關鍵要素上，東莞縣委選擇了“沒有風險的來料加工”，其時廣東省委已率先作出發展來料加工的決定。
當年，李近維等人明白，依託香港才是發展的關鍵，於是拼命爭取這一塊的資源，縣裡從各部門抽調幹部，有的負責談判，有的幫助建工廠，有的駐深圳與海關、邊檢、香港聯絡，還有的駐廣州與省裡各部門溝通。政府還動員每個村每個鎮甚至每個人，將資源爭奪的主力戰場下放到鄉鎮與村莊。
東莞虎門鎮龍眼社區《龍眼志》記載了全國農村首家“三來一補”企業——龍眼發具廠的誕生過程。原籍龍眼的張明姐弟二人偷渡到香港，經過十多年打拼，兄弟倆在香港開了家有點規模的假髮發具廠，由於出身不好以及偷渡問題，兄弟倆一直迴避回鄉，更不敢回鄉投資辦廠。
為了吸引他們回鄉投資，時任龍眼村大隊黨支部書記的張旭森向張氏姐弟保證說“你們儘管放心，只要肯回來投資，其他的事我來處理。”面對部分幹部冷言冷語以及上級領導批評，張旭森找到了虎門公社書記黎桂康並獲得他的支持，與張氏兄弟成為了第一批“敢吃螃蟹者”，後來龍眼發具廠發展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假髮生產企業。
為了高效運轉，1978年12月21日，東莞縣在全國率先設立對外加工裝配辦公室，主管全縣“三來一補”合資合作企業的工作，從洽談、簽約、工商、登記、報關、辦理進口許可證以及香港直通車手續等，實行“一條龍”式管理與服務。
“三來一補”模式的誕生，開創了一個時代。太平手袋廠最鼎盛的時候，從開始的400平方米廠房擴建至後來的8000平方米。後來，太平手袋廠的管理層發生了變化，加上勞動密集型企業不再吃香，而且競爭越來越大，太平手袋廠逐漸走向沒落。
2007年5月底，太平手袋廠倒閉，廠房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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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前，在東莞的外資中，港資仍佔多半。
1988年後，隨著臺商的進入，東莞外資結構開始發生變化。“全國臺商三分之一在廣東，廣東臺商三分之一在東莞”，這句民間流傳的話形象描述了當年東莞臺商在全國臺商的佔比有多大。
1987年10月，臺灣決定開放臺灣同胞赴大陸探親，兩岸長達38年之久的隔絕狀態終於被打破，同年12月1日，《臺灣地區民眾赴大陸探親辦法》正式實施。1988年7月，國務院頒佈了《關於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進一步促成了臺商投資大陸的第一波浪潮。
在東莞投資的第一波臺商中，最早可追溯到1988年3月。
1979年，臺商張銘烈參與創辦了臺灣萬泰電線，至1987年，萬泰發展成為臺灣最大的電線生產企業。由於臺灣人力生產成本日漸提高，企業發展遭遇瓶頸。其時，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已有9個年頭，兩岸關係剛剛緩和，張銘烈考慮來內地投資。
1988年之前，受兩岸關係的影響，沒有臺商直接到東莞投資的先例。為能順利到大陸投資，張銘烈採取“曲線投資”的方式，他先在香港註冊公司，再以港資企業的身份和來料加工的名義進入內地投資。
張銘烈先是到虎門鎮考察，當地政府的態度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對。後來，在時任該鎮龍眼管理區幹部的幫助下，張銘烈租下了廠房，創建了後來的萬泰光電，1988年3月份正式開工，東莞首家臺商企業由此誕生。
1989年，臺商謝慶源也來到大陸，他想找一個可以代替臺灣繼續搞生產加工貿易產業的地方。來大陸之前，謝慶源曾考察過菲律賓，但恰逢菲律賓國內發生政變，最後決定到大陸投資。
“一個產業要外移，需要考慮各種因素，政治環境、語言等，菲律賓語言比較簡單，但是政治不穩定，放棄菲律賓選擇到大陸來投資，現在看這個選擇是對的。”謝慶源說。
謝慶源先在上海投資箱包廠，後來發現東莞更具靈活性和成本優勢，東莞靠近香港，以當時的時空環境，在成本上比內陸便宜，而且交通更方便，可以從香港直接進出口貨物。幾經判斷後，1992年，他轉投東莞。
1992年後，來東莞投資的臺商越來越多，臺商投資的領域遍及電器及電子產品、五金及五金製品、工業用原材料、鞋業、機械和傢俱等。
1997年以前是臺商在東莞投資的黃金時期。謝慶源曾擔任虎門鎮臺商協會會長，他懷念那個時代，其中一個原因是那時的招商環境給他一種溫馨的感覺。
“虎門鎮政府鼓勵我們去招商，我們曾和鎮領導打賭，招商超過多少家企業就請我們去玩，如果達不到，我們就請他們，結果我們輸了，沒有達到數目，後來我們請他們去紐澳玩。”謝慶源回憶說。
那個年代，臺商和東莞政府的關係是非常緊密的。謝慶源說，當年臺商有事情，只要一通電話找書記，書記馬上會接見他們，他們和政府打成一片，相互扶持，做得很開心，可以享受到很便宜的東西，請到很多工人。
“我這一生，在東莞的幾十年永遠都忘不掉，我們還是第一屆東莞臺商的榮譽市民。”謝慶源說，自己把最黃金的時期獻給了東莞，對這裡已經有一份感情，雖然以後在東莞的時間會慢慢減少，但還是會常回來。
據東莞市臺商投資企業協會（下稱臺協）統計，協會成員從1993年創會時的360家發展到最高峰時2006年的3530家，截至2017年10月，仍有2700多家。東莞臺協現任秘書長趙維南對界面記者表示，若加上不入會的臺商，最多的時候臺商總數可能達7000多家。
長期在東莞居住的臺商至少有8萬人，為解決臺商子女教育銜接問題和安定臺商投資信心，2000年9月2日，東莞臺商子弟學校正式開學，這是中國大陸第一個臺商子弟學校，實行與臺灣課程同步教學，學校教材基本援用臺灣全日制教學版本，與臺灣教育體制接軌，學校教師部分來自臺灣。
在當時，這是非常大膽和超前的改革，決策者也是需要魄力和勇氣的。
許經綸是最早來到東莞臺商子弟學校任教的臺灣教師之一，至今仍在該校教歷史。“當年大陸允許創辦臺商子弟學校，使用臺灣教材，這是以前從來不敢想象的，大陸不是隻有經濟改革開放，連文化、教育也在開放。開放就是一種包容，包容性越大，代表自信心越強。”他說。
許經綸回憶，2000年，東莞臺商子弟學校第一屆的學生只有六七百人，現在已經達到2500人。如今，在這裡讀書的臺商子弟高中畢業後選擇留在大陸升大學的比例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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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佑亨曾在1987年擔任政協東莞市第六屆委員會副主席，他如今已年過八旬，是東莞改革開放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之一。
周佑亨回憶，東莞能從農業縣成功轉變為全球製造業名城，得益於中國改革開放，得益於發展來料加工產業；另外，東莞有著很好的地緣條件，靠近香港，港澳華僑多。
“同時，東莞人也善於向外商學習管理模式。”周佑亨說。
“三來一補”模式在東莞鋪開，使東莞成為“東莞塞車，全球缺貨”的“世界工廠”。統計數據顯示，1996年至2002年，東莞連續7年出口總值位居全國大中城市第三位，僅次於深圳、上海。
然而，隨著原材料價格、人力成本、土地租金等上漲，人民幣大幅升值、政策環境日益嚴格，東莞“三來一補”模式的黃金時期走向了終結。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東莞部分企業逐漸往中國中西部地區或東南亞遷移，留下的企業也在謀求轉型。
傳統制造業遇到困境，無疑也影響到了東莞整體的經濟。據《南方都市報》報道，2009-2014年這6年間，東莞的GDP增速已有4年未能完成當年的目標任務。當時有專家指出，東莞遭遇金融危機，代工製造越來越困難，經濟增長動力源缺失，最終導致經濟增長率低位徘徊。
2011年開始，東莞首家臺企萬泰光電也感受到了生意難做。“驚濤駭浪，總是有人過，有人會翻船”，該公司財務長張慧敏稱，2011年至2015年，公司連續虧損。
在這個過程中，一些企業被淘汰出局。謝慶源說，這是自然規律，臺企中有的倒閉，有的臺商不想做了，有的臺商二代不願意接手。臺企想要有一個好的未來，就要調整，要不就會被淘汰。
東莞臺協現任秘書長趙維南表示，當年國家落後，需要吸引外面的人、資金、技術、訂單等，現在不需要了，提倡機器換人、自動化，東莞在這方面進步很大。
趙維南注意到，目前，環保政策的變動是影響臺企的一個重要因素。
“環保非常重要，一定要做好環保，但是現在有些企業投入大量資金搞環保工程，發現兩年以後政策又變了，其中政府也有部分責任，如何做整體性的規劃，後續怎麼做，企業要做到什麼程度，這是個公共工程。”趙維南說。
來料加工的黃金時代已過去，東莞高埗鎮的裕元鞋業選擇了撤離。如今，在裕元鞋業廠區內，已沒有人頭湧動的情形，絲毫看不出當年最高峰時十幾萬員工的盛況，只有空蕩蕩的員工宿舍樓和裕元文化廣場等建築物記錄著這裡曾經的輝煌。
“人走了很多，2006到2007年的時候，我們下班出來吃飯，密密麻麻全是人，只能看到頭。”一位在裕元鞋業工作了14年的職工回憶說。
東莞臺商的處境比以前更為艱難，這在東莞臺商子弟學校老師許經綸眼裡，是以另一種方式呈現。
許經綸注意到，東莞臺商子弟學校的學生結構正在發生改變，以前人數比較多的是小學，國中每個年級只有四個班，慢慢地，中學的人數增加，初中和高中每個年級都是六個班，相比之下，小學人數則沒有增長。這其中的一個原因是臺商“少子化”，另一個原因則是國內產業轉型，東莞地區的臺商人數在減少。
“家長有時候會突然把孩子接走再不回來。學生的變動代表家長的變動，家長的變動則代表臺商的不穩定。”許經綸說。
面對虧損之初，萬泰光電不得不轉型自救。
“轉型前，老闆要求把工廠做大，認為做大了市場份額就會大。後來經過內部爭論，最終決定把規模縮小，傾向於走‘小而美’的道路，除非有新的產品出現，目前這個方式更適合我們。”張慧敏說，萬泰光電現在重點做有技術難度的，有品質要求的線材。
萬泰光電的設備改善和技術改造後，以前3個工人操作1臺機器，後來改為2個人操作1臺機器，現在是1人1機。
2015年，公司轉型獲得初步成功，2016年，公司開始扭虧為盈。
“這個行業是傳統行業，我認識很多電線廠的臺商，他們真正難做是去年開始，今年更難做。我們剛好相反，改變策略後，2016年開始好轉，去年的經營情況很好，今年有一點困難，但是可以克服。”張慧敏說。
實際上，東莞企業探索轉型升級的時間可以追溯到更早。
2010年，謝慶源成為東莞市臺商投資協會第九屆會長，他表示，東莞轉型升級的觀念很早就有了，他在任的三年是做轉型升級案子最多的時期，緊鑼密鼓地開展臺商產業轉型升級的工作。
謝慶源稱，他們當時把臺灣的機構請過來，臺商的產業需要什麼東西，各分會都有統計，報到總會，然後分析企業的管理模式是否恰當，從各個方面來輔導，包括降低成本、增加競爭力等，政府也會進行補貼。
“我當時鼓勵自動化，因為自動化是最簡單的，轉型需要一個過程，要經得起考驗，”謝慶源說，那時臺協提倡先升級，升級到產業能夠賺錢，才有多餘的錢去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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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新的形勢，東莞市也一直試圖轉型升級傳統產業。
有分析稱，東莞的經濟轉型，不是表面上要從“世界工廠”轉型，因為整個中國要從“世界工廠”轉型。中國目前去汙染，去產能，去低端製造業，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排頭兵，東莞遠遠走在其它城市前面。東莞的轉型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必然結果。
據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發佈《2017年度廣東產業轉型升級指數評價研究報告》，課題組對產業轉型升級指數進行測算，東莞居廣東省第五。
林江認為，這麼多年，東莞市政府沒有放棄對加工製造業轉型的努力，每一屆政府都提出轉型升級的目標和措施。
“2000年以後，東莞試圖提升高新技術企業的比例，發展高新技術，建新東莞、新產業，從而把加工製造業的比重攤薄。”林江說。
東莞正在努力擺脫“世界工廠”的包袱，以求蛻變為創新驅動發展的高地。據《2017年東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7年東莞新增國家高新技術企業2049家，總數達4077家，位居省內地級市首位。發明專利授權量為4969件，PCT國際專利申請量為1829件，均排廣東省第3位。
東莞位於廣州與深圳之間，為融入廣深科技創新走廊，成為該走廊的成果轉化基地，松山湖和濱海灣新區被規劃為“兩核”。據科技部火炬中心公佈數據顯示，松山湖在全國高新區的綜合實力排名已從2013年的第53位躍升到2016年的第26位。
2001年11月，經廣東省人民政府批准，東莞松山湖科技產業園被確定為省級高新科技產業開發區，松山湖被規劃為東莞未來經濟科技中心。2010年9月，松山湖升格為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松山湖管委會官網介紹稱，目前松山湖已形成初具規模的產業集群，引進了華為機器、華為終端總部、中集集團、新能源等一批國內外行業龍頭企業，也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創新生態體系，累計引進博士和碩士共3400多人。
松山湖在科創上發力，吸引著各地的創業者。香港創業者霍大業即將要進駐松山湖，他所在的企業是一家開發現代化校管系統的公司，在香港地區已有著超過10年的市場開發經驗。
據他介紹，之所以選擇在東莞投資，主要是因為看到了內地在科技領域的進步和資源比香港更有優勢，無論在創業成本上，還是人才資源上，他認為東莞是很適合發展高新科技項目的城市。
至於選擇松山湖，霍大業認為，松山湖可以給科技人員一個比較好的基地和氛圍，松山湖裡面有很多精英入駐，人事上的交流會提高進步的空間；此外，政策上也有優惠。
“蟻巢”是東莞一個兩岸四地青年創業孵化器，其科技板塊總部也將進駐松山湖。在“蟻巢”負責人黃德玉看來，東莞由於歷史上和港澳臺等地的密切關係，港澳臺青年在東莞的交流也很頻繁。
“蟻巢”孵化的項目中，有一半來自內地創業者，另一半來自港澳臺創業者。“隨著發展，港澳臺青年創業的項目比例會越來越高。”黃德玉說，香港的東莞籍人很多，東莞二代臺商、港商逐漸崛起，有著創業和合作的基礎。
不過，林江認為，現在大家對松山湖的注意力和2000年不能同日而語，當時大家把整個東莞的希望都寄託在松山湖上，想將松山湖建成新東莞、新產業、新城，如今十多年過去了，松山湖離當初的規劃還有著一定的距離。
林江分析，東莞市的優勢還是存在的，東莞在廣深之間，位於粵港澳大灣區、廣深科技創新走廊之中，離香港很近，地理位置上得天獨厚，加上改革開放40年來在製造業積累的經驗和財富，在團隊作戰、管理、產業配套和產業集聚等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而且在文化上比較包容。
“大灣區之下，東莞需要按照城市群的觀念來合作，融合發展。東莞需要服務好廣州、深圳甚至香港，服務好廣深科技創新走廊。”林江說，東莞需要實現從東莞製造到東莞服務的轉變，服務做好了，會反過來推動東莞製造的升級，這是東莞未來要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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