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９年鄧小平受中央委託，領導了聞名全國的百色起義後，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從而形成了百色、東蘭、田陽、平果、思林、天等、鳳山、隆安，都安、天保、河池等１８個縣連成一片，擁有１００多萬人口的右江革命根據地，為當時全國較有影響的革命根據地之一。眼見形勢大好，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卻控制了中央，要武裝攻打大城市。
紅七軍一縱隊一營四連連旗
1930年１１月９日，紅七軍除留下少數戰士堅持武裝鬥爭外，主力７０００多人從河池出發北上。但一路戰鬥並不順利，雖然還沒有攻打大城市，但這種遠離根據地的征戰行動，讓紅七軍遭受重大損失。特別是１2月紅七軍攻打湖南武岡的戰鬥，但由於該城守敵死守待援，全軍子彈幾乎打盡，團長何子祁等2００餘指戰員犧牲，１００餘人受傷。紅軍被迫撤退。湘敵繼續追擊，直至進入廣西全州境內紅七軍才擺脫追兵，這時可謂是精疲力竭了。
紅七軍總指揮李明瑞
紅七軍進入全州後，由於附近沒有湘軍與桂軍主力，他們才得以在全州停留，有了喘氣機會。
紅七軍軍長張雲逸
到全州時，紅七軍隊伍時失敗情緒非常濃厚，除戰死減員外，逃兵甚多。如果不整頓隊伍，加強部隊的思想作風，便有解體的危險。
紅七軍全州會議前政治部主任陳豪人
據莫文驊中將回憶:“在四把、長安、武岡等戰鬥中，指戰員們打得英勇頑強，但因敵眾我寡，始終未能攻克一座較大的城市，傷亡、減員十分嚴重，許多英勇善戰的戰友犧牲了，不少有卓越才幹的指揮員血灑疆場，至全州時，部隊總數尚不到原來的三分之一。加上部隊遠離很據地作戰，軍餉困難，冬衣無著，隊伍疲憊不堪，思想情緒低落。血的教訓教育了廣大指戰員，感到再這樣硬拼下去，部隊的前途不堪設想！”(《莫文驊回憶錄》)
紅七軍政委鄧小平
紅七軍走出來的廣西開國將軍吳西在回憶錄裡也有同樣的記載:“兩個多月來，部隊一味打仗，一味攻城，不斷行軍跋涉，部隊減員非常嚴重，清理隊伍，到達全州的人數，約為河池出發的三分之一。”文中透露了部隊缺乏政治工作。
鄧小平離開紅七軍到上海後於1 9 31 年 4月29日給中共中央寫的《七軍工作報告》也指出:“此時士兵失敗情緒很深，逃兵亦甚多，逃的不僅是老兵，而且許多是農民。”
全州關岳廟門口牆壁上莫文驊將軍題詞扭轉危局
紅七軍政治部主任陳豪人(全州會議後政治部主任改為許進)於1931 年 3月9日在《七軍工作總報告》中說：“七軍自第二次右江出來遊擊，受了數次打擊，幹部死傷頗大，士兵中老兵沒有政治覺悟均多開小差，從右江出來，新兵（農民）因思鄉之念，也逃了一些，到全州後，每連只餘四五十人，因戰鬥兵之減少，非戰鬥員就感覺多起來。前委為著整理使其堅實起見，在全州乃決議十九、二十一兩師，縮編為三團。一面儘量減非戰鬥負，以補充戰鬥兵。”
紅七軍前委會全州關岳廟舊址
從以上史料看出，當時由於戰鬥失利，將士思鄉心切，思想不穩定，若不進行整頓，隊伍很難繼續帶下去了。所以，紅七軍前敵委員會非常有必要在全州召開會議。會上，鄧小平極力主張紅軍放棄攻打大城市，轉而去與朱毛紅軍匯合。另外，他還總結經驗，高瞻遠矚，實事求是提出：（一）改變硬打攻堅的戰略（放棄攻打大桂林、柳州、廣州等大城市的計劃）；（二）改變單純軍事行動為沿途發動群眾（這工作在全州縣就做得很好）；（三）整編部隊，精簡機關人員，將原來的四個團縮編為三個團，師的建制不變；（四）在全州休整。
前委大多數同志，在事實面前，也總結了前段的經驗教訓，否決了陳豪人等人盲目執行李立三左傾錯誤路線的做法，贊同鄧小平同志的主張。最後會議決定，整編後紅七軍的總指揮為李明瑞，紅七軍軍長為張雲逸，政委為鄧斌（鄧小平的化名)。紅七軍開往目的是去湘、粵、贛革命根據地，相機與江西的中央紅軍會師。鄧拔奇和陳豪人等人最後也表示服從組織決定，隨即離開部隊前往上海向中央彙報請示。前委決定由鄧斌繼續擔任前委書記。
紅軍第一次過全州經過的渡口:全州鎮粟家渡
此會議從此改變了紅七軍的命運，史稱“小遵義會議”。 193l年l月4日，紅七軍指戰員在東門架設浮橋。１月5日凌晨經過整編的紅七軍指戰員，從全州東門粟家渡渡過湘江，經灌陽永安關離開了廣西進入湖南道縣，進入江西后廣西紅軍雖然還沒與中央紅軍會師，便在安福打了一個大勝仗，贏得“廣西紅軍真能打”的美名。他們橫跨湘粵贛邊境，經過七千裡轉戰，終於在１９３１年７月在江西省于都縣橋頭圩與中央紅軍勝利會師，匯入了中央紅軍的滾滾鐵流之中，毛澤東主席親自授予紅七軍“轉戰千里”的錦旗。
紅七軍與中央紅軍會師地點橋頭鎮
紅七軍這次北上江西的遠征，軍史上稱為“小長征”。 據統計，建國後，紅七、八軍出身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有大將一人（張雲逸），上將兩人（韋國清、李天佑），中將四人（莫文驊、韋傑、覃健、洗恆漢）和少將１２人，有省軍級部級幹部１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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