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华文明巅峰正处于青铜时代！ 然而有这么一座巨型建筑也是在青铜时代建立起来的，要这么说这座世界级工程建设起来可不容易，虽然不是当时的中国主导建设的，但足以证明当时的中国强大。
对世界各地的青铜时代文明大致相似，考古资料发现时间点不同：约莫在公元前3500年出现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出现于中国北部的商朝；从公元300年左右起在墨西哥南部随着玛雅文明兴起；考古发现出现在南美洲，导致15世纪印加帝国的建立。
棘手的是，考古证据并未显示许多关于分层机制的信息。改变的初期迹象通常是陪葬品种类的増加，以及出现较精细的区域性陶器样式——在公元前5500年左右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2300年出现于中国北部，而在公元前900年出现于美洲。这类陶器显示出某种程度上的专业化，以及可能出现了能够资助全职工匠的精英阶层。约莫在公元前3500年，大量依标准尺寸制作的陶碗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这显示其制造过程是在中央管控下进行，而在缴税与分配口粮时，会使用标准度量单位来计算谷物与其他日用品。
在中国北部，龙山文化（公元前3000-2000年）的聚落开始拥有高大的墙,长矛和棍棒等武器也日渐普遍。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了“L”形的建筑物入口、弹弓用的石头的储藏室，以及泥土筑的防御工事。同样明显的是迈向书写的第一步，其形式包括西亚地区用于管理的标志和印信，以及在中国北部，由占卜家写在兽骨上的符号。随着村庄扩展成城镇，不断増大的聚落意味着日益强化的政治组织；其理由很简单：如果没有某个公认的权威在发生争端时做出裁决，村庄的成长似乎无法超越某个规模。
考古挖掘：龙山文化陶器
到了公元前1850年，商朝在中国兴起时，已经有专门的工艺作坊，而且，某些聚落有某几种作坊，且各地的作坊种类不同，显示出刻意安排的地方特色。另一个工艺专门化的迹象，是近东与中国的铸铜能力，以及南美洲人打造黄金的能力；陪葬品中的精致金属制品显示出分层的状况，在某些例子里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在美索不达米亚乌尔城的“皇家”陵墓中（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年），死者与金、银和镶饰珠宝的物品一起埋葬。考古挖掘：殉葬的包括数十名仆人、音乐家和侍卫，甚至还有拉战车的公牛。这些陵墓，以及中国的类似实例，提供了显著而可怕的社会分层证据。
等到早期城市出现时，伴随着被组织到不同区域的专业工匠，以及寺庙和金字塔等巨型建筑的出现，社会分层毫无疑问已确立。事实上，有书面资料可直接证明这点。在中国，有文献详细描述了复杂的贵族阶级制度：在君王之下，各级贵族各有其领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泥碑上记录着已缴的税赋、所生产的日用品，以及配给的口粮；还有专业行会（从啤酒酿制者到弄蛇人）的会员名单。在埃及的第四王朝（即金字塔建造时期），负责监督法老王所有工程的总管，旗下有一大群官员和抄写员，负责喂养和组织为数众多的全职石匠，以及更多分班轮值的建筑工人，并安排他们的工作时间。这需要堆积如山的口粮表和日程表。
至今仍屹立于世界各地的一些巨型建筑，无疑为初期文明的社会分层提供了最直接而持久的证据。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只有在有效的管理系统之下才能实行；还必须辅以一套储存余粮、并将它配给给建筑工人的制度，以及用来说服人民这项工程值得进行的意识形态。简言之，只有拥有无上权力的君主所统治的阶级社会，才可能完成如此庞大的建筑工程。这类陵墓、寺庙和宫殿的典型特色是，它们硕大而繁复的程度远远超过实际需求。这些建筑是权力的宣示，而随着社会分层日渐精细，这类建筑也越来越宏伟耀目。
从考古资料中发现，中国在青铜器发展时期居然是引领全世界的发展！
比如埃及的金字塔、美索不达米亚的宝塔，以及墨西哥中、南部的阶梯式寺庙，它们之所以能存在，都是拜剩余农粮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复杂化所赐。靠渔猎和采集维生的人们，不会梦想建造它们，即使有此梦想，也缺乏这么做的工具——亦即以余粮的形式呈现的财富，以及必要的组织结构。这些雄伟的建筑是不朽的作品，它们不仅见证了早期文明的兴起，也见证了不平等和社会分层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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