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節目截圖。
中新網客戶端北京7月20日電(記者 宋宇晟)“只有我高興了，觀眾才能高興。”姜文在一檔訪談節目中，這樣談論自己對於電影的看法。
上映一週：票房遞減、評價兩極
備受關注的電影《邪不壓正》上映已經一週了。
這部改編自小說《俠隱》的電影，講述了七七事變前夕的一個復仇故事。雖然大部分讀者對小說評價甚高，電影與小說中的人物也大體對應，但有相當一部分觀眾對姜文的電影並不買賬。
7月13日上映的電影，從豆瓣高達8.2的評分，一路跌到7.1分，關於這部電影的評論也呈現兩極化的狀態。隨之走低的是電影的票房——上映首日票房過億，然後逐日遞減，到19日只有兩千多萬。
豆瓣截圖。
點讚的人覺得這部電影“講究”、“值得二刷、三刷”。同時網絡上不少文章熱衷於解讀作品中的“隱喻”。
甚至有人找出了“姜文藏在《邪不壓正》裡的20個彩蛋”，其中包括但不限於梁啟超的腎、愛寫日記的蔣介石、對李小龍的致敬以及以刺殺孫傳芳的施劍翹為原型的關巧紅。
吐槽的人認為影片“完全崩壞”，人物“立不住”，故事缺乏邏輯、令人費解，乃至於有人覺得姜文的電影陷入了一種困局。
有影評甚至認為，觀眾看完“都感覺看不太懂”。
影評截圖。
姜文的“野生性”
事實上，觀眾的這種懵懂的感覺很大程度上源於姜文“非套路”的電影語言。
在《邪不壓正》上映前，姜文已經做過很多場訪談。每次他都力圖跳出那種對電影套路化的理解。這種電影的“非套路”被許知遠稱為“姜文的野生性”。
《邪不壓正》海報。
比如，竇文濤問“(拍電影)難的在哪”，姜文說“很多人說能不能把故事講清楚了，這不是事，這是技術。難的是你能不能不講一故事”。
訪談節目截圖。
比如，許知遠覺得姜文始終在電影中“處理成長的故事”。姜文說“我沒處理，我只是把那個東西反芻了一下”。
訪談節目截圖。
又比如，竇文濤問，要是拍攝超出預算了，聽誰的？姜文反問：“什麼叫預算？”
訪談節目截圖。
在許知遠採訪姜文的那段視頻開頭彙集了姜文電影中的各種聲音，而背景畫面是北京內務部街的那個姜文曾住了30年的大院。
在這個大院裡，你似乎能看到姜文電影中的影子——《陽光燦爛的日子》中的煙囪、老北京的院子、上世紀的筒子樓……
姜文住了30年的大院。訪談節目截圖
許知遠說，這裡好像沒什麼好逛的，但“這個院子把他所有的拍的戲、演的戲、導的戲全都鑲嵌在一起了”。
所以許知遠註定不能理解姜文，但他能理解姜文電影中那種自在的邏輯。
姜文在電影《有話好好說》中的劇照。
創作者與觀眾的“誤讀”
許知遠問，觀眾對電影的反饋會對你造成困擾嗎。姜文說，“我覺得沒有”。
“《讓子彈飛》大夥都覺得好。其實好多人過分解讀，我看著都吃驚——怎麼成這樣了？說看不懂的，我也吃驚——這就看不懂了？”
姜文電影《讓子彈飛》劇照。
姜文覺得這些反饋跟他沒關係，但他也不排斥這些反饋與解讀。“任何作品面臨欣賞著的時候，都是他們在表達自己。我還是那句話，人生就是建立在誤讀之上的。”
“一切都是誤讀。”這不只是說觀眾對於導演的誤讀，當姜文把《邪不壓正》描述成一個“李小龍進了卡薩布蘭卡的故事”的時候，難道不是也在誤讀《俠隱》嗎？
事實上，“誤讀”也可以說是姜文的一個習慣。雖然他的多部影片都源於改編，但在電影中，觀眾完全找不到原著的影子。姜文的改編更像是一種再創作。
他在和高曉松的訪談中也談到這一點。“所有的改編對我來說都一樣。就是我看一遍，看一遍給我的印象特別重要。然後我就把我記的這個東西，還有它撞開我情緒、理性閘門的東西，弄一塊寫成一個劇本。”
《邪不壓正》海報。
其實從姜文執導的第一部作品《陽光燦爛的日子》開始到《太陽照常升起》，再到民國三部曲，姜文一直在講自己的故事。
多年以前，在《讓子彈飛》還是“新片”的時候，曾經的《第十放映室》用兩集回顧了姜文出演、執導的電影。
彼時，《太陽照常升起》引發了“廣泛的不解”。十一年後，這部電影的評分在豆瓣上達到8.0分。
《太陽照常升起》劇照。
《第十放映室》當時就認為，觀眾的這種“不解”，恰恰要由姜文來負責。“我們起碼應當相信一點，姜文絕對不是故意要讓大家看不懂，這裡面客觀存在思維方式的差異。這個在一般觀眾看來，顛三倒四不知所云的故事，可能在姜文那裡恰恰是最通順、最合理不過的。”
“作為講故事的人，姜文的出發點坦蕩而真誠，他就是這樣在如實地呈現他的所思所想，而不是挖空心思，僅僅只為再現一場個人化色彩濃重的夢境。”
《邪不壓正》劇照。
在節目的最後，《第十放映室》用了類似各打五十大板的一段話作為結尾，試圖彌合姜文和觀眾之間的“誤讀”——作為觀眾，我們應當尊重藝術家個人的語言方式；而作為創作者，尤其是電影的創作者，也應當考慮到觀眾的一個普遍的理解能力，而不能任意為之。
但顯然，對《邪不壓正》的評價上再次讓觀眾與創作者之間產生了相互的“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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