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上朝,唐朝以前大臣们坐着,宋朝时得站着,明清时需下跪,这是文化的进步还是倒退?

东风送暖入屠苏


唐朝之前,有道是:三公坐而论道。比如说在汉朝,如果做到了司徒、司空或者太尉这个等级,在皇帝面前是有座位的。而到了唐朝,虽然没有了三公,但是三省的长官,也就是中书令、尚书令和侍中也是有座位的。

但是这个规矩,在兵荒马乱的五代没有破掉,但是在宋朝的时候坏掉了。怎么坏的呢?主要还是因为宋太祖的狡猾。


话说宋太祖黄袍加身得了天下,但是前朝的官员,上到宰相范质和王溥,下到小兵,基本都留用了。有一天,宋太祖对范质和王溥说,『我眼睛模糊,看不到,麻烦把奏章拿过来。』

范质和王溥就站起来递奏章,这个时候宋太祖使了一个颜色,让小宦官把座位搬走了,范质等人毕竟是前朝旧臣,心虚不敢争辩,从那以后,宰相站着和皇帝说话就成为了例子。

明清则是延续的元朝的制度。元朝的宰相对皇帝有人身依附关系,见了就要下跪。明朝虽然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也没有了皇帝对臣子的主奴关系,但是在这些尊崇皇帝、贬抑臣下的礼节上,一点也不含糊,全部的继承了下来。所以明清的宰相,即便是内阁大学士或者军机大臣,对皇帝奏事是要跪着的。比如在明神宗万历皇帝实录里面的一个场景:

时天语谆谆,二臣将起复止,叩头者三四次。

皇帝不停的说话,但是只要皇帝一说话,宰相就要下跪,刚刚要起来,皇帝又开始说了,于是宰相只能又跪下听皇帝说。


经史通义


我国古代的官员上朝方式,一方面体现着礼仪制度的发展,一方面体现着皇帝和大臣关系的演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的文明肯定是在不断地进步的。文明的进步或倒退,是从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来说的,是从整体的生活水平和思想变化来看的,但仅从官员的上朝方式并不能说明文化文明的进步或倒退。

有关上朝的记载,最早可以在《诗经·齐风·鸡鸣》里看到。“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这说明,春秋时期官员就会在鸡鸣时准备起身上朝。后来,上朝的时间基本固定在早上的五点到七点,也就是卯时,所以有点卯的说法。上朝的官员品级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规定,如唐朝只有五品以上的文官;明朝基本上京官无论品级都上朝;清朝的话,京官四品以上上朝,四品以下必须有皇帝召见。朝见的时间管理相当严格,无故迟到、缺勤者,都要严厉地惩罚。如唐玄宗时,缺勤要罚一季俸禄,缺勤35天就要判刑1年。(《唐律》)下朝后,除宰相外的其他官员可以在朝廊下吃一顿饭,吃过后不当值的官员可以回家休息。朝会不是每天都开,一般朝代建立之处,皇帝比较勤奋每日都上朝,后五到十天一朝。因为朝会一开就是几个小时,也比较辛苦。

汉代上朝

宋代上朝

清代上朝


秦汉时,皇帝和大臣是坐着论政。《后汉书·戴凭传》:“建武中正旦朝贺,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余席。”这与秦汉时流行的席地而坐方式是相关的,所以上朝之前,大臣必须脱鞋进入。隋唐之时,朝中重臣上朝也会有座。到了宋朝,宰相为了表示尊重皇帝,愿意撤坐,朝中官员上朝就得站着了。明朝时,规定朝臣上朝必须跪着,清朝时沿袭明制。这反映了明清时期,皇权空前加强。朝臣上朝时都得双手执笏,主要是为了把上奏的话记载笏板上以作提醒。不同的官员笏板材质不同。唐朝规定五品之上执象牙笏,六品以下官员执竹木做的笏。明代规定五品以下就不用执笏,清代就彻底废除了。


国家人文历史


目送岁月,目送历史!

其实君臣坐而论道的和谐关系早在秦汉时期就不存在了,下面来看一下跪拜礼的演化历程……


一、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的君臣关系属于二元关系,也就是一种朋友关系,可以坐而论道、促膝长谈,并能“士为知己者死”,君臣关系相对平等。再有,当时没有高桌大椅,人们都是席地而坐,正规的坐姿就是双膝跪席,所以,坐着和跪着差不多。行礼时不过是挺直上身,再配以手、头部的动作,如作揖、稽首、顿首等,以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而对方也须还礼答谢。这个时候的跪拜礼并没有包含尊卑之意,臣拜君,君也拜臣。



二,秦汉时期

自始皇帝统一天下后,制定了朝臣礼仪,君臣之间方有尊卑之别,成为了上下级关系。汉高祖刘邦在建国后,采纳了叔孙通制定的礼仪,彻底体会到了人上人的那种尊荣,不禁感概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此时,高桌大椅依然没有出现,只有一种称为“胡床”(类似于板凳或马扎)的坐具,也仅仅是贵族才能用得起的奢侈品,大部分人依然要席地而坐,仍然会行跪拜礼。但与先秦时期的跪拜礼不同,臣拜君、君不再回拜臣。



三,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高桌大椅开始出现,人们不用老在地上盘着了,可以使双腿自然下垂,舒适度大大增加。这是我们祖先所做的最伟大的改变,否则现在你我还得向日韩等国一样,盘在地上生活……扯远了,继续我们的话题,此时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关系依然延续了秦汉时期的上下级关系,体现了尊卑之别,但仍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至于廷争面折之事,更是不胜枚举,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唐太宗和魏征之间的故事了。所以,隋唐时大臣的地位还是很高的。



四,两宋时期

唐代时虽然已出现椅子,但应用不广,只是限于贵族与士大夫家庭。到宋代时椅子开始普及,中国人席地而坐的习惯发生了改变,跪拜的动作便带上了强烈的尊卑色彩。从椅子上滚到地上跪拜对方,显然透露出以卑事尊的味道。宋朝君臣之间,当然也有行跪拜礼的时候,但通常是在庄重的场合与隆重的仪典上,如每年元旦、冬至日举行的大朝会、三年一次的郊祀大礼等。至于君臣日常见面礼仪,还是揖拜之礼。



五,蒙元时期

从元朝开始,带屈辱、卑贱性质的跪礼才推行开,“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元朝臣下进奏,一律要下跪。南宋覆灭后,文天祥被元人俘虏并押至大都,蒙元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只是“长揖”,通事(翻译)命他“下跪”,文天祥说:“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因为高椅时代的跪已有屈辱、卑贱之意,揖才表示礼节,文天祥只揖不跪保持了民族气节。



六,明清时期

明朝驱除了蒙元,结束了其残暴的统治,恢复了汉人江山,功绩永载史册。但在君臣关系上却继承元人这一陋习,“凡百官奏事,皆跪。”虽然同为汉家王朝,明朝对待士大夫的态度远远不及宋朝,别说奏事让你下跪,皇帝如果不顺心可以当场廷杖大臣,何为廷杖?就是扒了裤子打屁股!最荒唐的当属嘉靖皇帝,曾廷杖大臣134人,打死17人,朝野震动。到了清代,士大夫的膝盖再也直不起来了!君臣关系已经彻底变成了主奴关系,臣下站在君主身边诚惶诚恐,跪在脚下到心安理得,且以自称“奴才”为荣!何其怪哉?!



其实,跪拜礼与君臣关系的变化,实质上是中央权利日益向帝王集中的表现,至于是否是文化上的倒退,那就见仁见智了。个人观点,这个问题反应出的是中国几千年来时代精神演化的轨迹,华夏民族精神风貌蜕变的投影……


目送岁月


中国是礼仪之邦。唐朝以前,大臣朝见君王是可以坐着的,这都是因为尊循《周礼》《礼记》《议礼》这三部国家制度。周武王建立周王朝后,他的弟弟周公旦在辅佐周成王执政。


周公旦为了强化社会各阶级的权力和义务,稳定社会秩序,就研究制定了一部《周礼》制度,这里面详细的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妻和人际交往的行为和准则。周礼分五大类,一,吉礼,关于祭祀方面的。二,凶礼,关于祭祀。三,军礼,关于军事活动。四,宾礼,关于诸候朝见天子和诸候国之间来往的礼仪。五,嘉礼,关于结婚,养老,待客等。《议礼》是从《周礼》中延伸出来的,唐朝正式定名为《议礼》。《礼记》是西汉人戴圣编纂的。唐朝以前,所有朝代都是依《周礼》为主,制定国家方方面面的礼仪。大臣在和君王议事时,都可以坐。

到宋朝时,宋太祖赵匡胤改变了君臣朝堂议事的礼仪,大臣不能坐了,只能站着。唐朝末年,天下大乱,礼乐崩坏。儒家治国思想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不起任何做用,臣杀君,父杀子。所以宋太祖建国后,为了消灭这种现象,就“杯酒释兵权”削弱了节度使的权力,军权收归中央,又重文抑武。加强皇权。宰相赵普虽然有半部《论语》治天下,宋太祖就改了其中君臣之礼的部分。后来,宋朝的大臣朝见君王时就只能站着了。实际就是皇帝的权力越来越集中。
明清时期,大臣们朝见君王时就成跪着了。而且要三跪九叩。礼仪的变化,说明封建王朝的末落。代表着正个国家体制正在走向衰亡。想起乾隆皇帝会见英国大使时,就因为英使没有向他跪拜,而耿耿于怀,最后强迫英国使臣向自己行了跪拜礼。乾隆那里知道,在他死后,西方国家就欺辱他的大清王朝半个多世纪,直到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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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不能说是文化的进步或者倒退,官员上朝礼仪的变化说明古代中央政治制度演变显示了皇权不断加强。唐朝时期,皇帝对丞相待之以礼。丞相觐见皇帝时,皇帝起立,赐丞相座,大臣们也都是坐着胡床之上。到了宋代, 上朝必须站着奏事。明朝就没丞相了,以后大臣上朝都要跪着奏事。



唐朝实行的是隋文帝所开创的三省六部制。唐代宰相地位尊崇,上朝时可以坐下喝茶。当时的朝堂上应该是正坐,坐下设榻。



宋朝时期,据说宋太祖赵匡胤一日上朝时,大臣们都纷纷掏出奏折向赵匡胤向汇报工作。但是当他们递交上奏折后发现原先的椅子被撤掉了。没办法,大臣们只好站着了,从此以后大臣们也只能站着了。



明清时期,大臣上朝奏事连站都不行了,必须跪着。自朱元璋起,就明文规定,“大朝仪”须“众官皆跪”。清朝的官僚上朝时跪地时间特别长,以至于大臣们都有特别的护膝。



从礼仪上的变化可以看出,自宋代以后,皇帝的权威越来越高,而官僚的而地位却不断下降。专注于解密历史,分享历史趣闻!请关注我的头条号:李哥讲史!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或者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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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一个历史典故,赵匡胤陈桥兵变后,原后周留任的宰相范质

上朝奏事,开始还坐着讲,正讲着,赵匡胤突然打断他说,你先不用讲了,把文稿拿我看看。范质遂起身把文稿捧给他看,赵匡胤说,我老眼昏花,你再拿近一点。范质就又凑近了一点。等皇帝看完了,范质再想坐下,却发现椅子已经没了。原来趁范质站起来的时候,皇帝悄悄让宦官把椅子搬走了。范老儿也没有办法,只好站着。从此以后,宰相上殿就再也没了座位,大臣们也没有了座位。---当然,这只是市井小道消息。

宋朝之前,大臣们都是

坐而论道,比如东晋时期的司马睿登基时甚至要拉着丞相王导与他同坐龙床。

有感于唐末五代时期的帝王权威下降,宋朝开国之后,宋太祖赵匡胤极力的加强君权,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削弱武将势力;另一方面,对于文官的也是采用制衡之术。

对于跪拜

大臣跪拜皇帝汉代就开始了,据《史记》记载,汉高祖刘邦举行宴会,文武官员由礼仪官引导,顺序进入殿内,跪于两厢,迎接皇帝。而到了唐朝,大臣们也会对皇帝行“再拜稽首”之礼,也就跪拜两次。但是在宋朝以前,有两种大臣在见到皇帝时可以不跪拜,一种是年高德昭的大臣;另一种是皇帝的老师。这说明此阶段虽然皇帝地位崇高,但依然保留有一点“人性”。

到了宋代以后,君权加强,君臣关系被完全颠覆。尊卑思想更加严重,等级制度更加明显,从此以后就再也看不到皇帝对大臣行礼了。之后清朝更甚,大臣们觐见皇帝,只能跪着,而且必须以“奴才”自居,表明自己身份的低微,皇帝完全成为至高无上的存在。

所以,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这种由坐而论道,到站立相谈,再到跪拜而议,这绝对是文化的倒退。


古今众谈


首先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改一改才好,这种变化与文化的进步和倒退确实没有什么关系,如果非要扯点关系的话,那大概可以说是文化的偏移。

当然,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文化是广义上的概念。

首先先秦时期的坐其实是采取了跪姿,那时候,君臣的关系更像是主人与客人的关系,主人请客人得是彬彬有礼的吧,然后客人也必须给主人充分的尊重吧。但是,君臣实际上隔阂不是那么深,大家平起平坐,君主若是有求于臣,还得以礼相待才成。

所以那时候,君主和臣子都采取跪姿坐着。天下大事就在这中华夏礼仪文化的姿态中被谈来吐往。

这其中实际上包含了两种文化:政治文化以及礼仪文化。这时候两者是后者更被重视。

但后来就发生了变化,君王们认为自己身份最为尊贵啊,总得和别人不一样吧?于是,先是撤掉了臣子们的坐垫,让他们不得不站着。

这时候,君王们只是想和他们不一样,所以,站着也是可以的,这已经体现了我比你们要尊贵,足够了。

这时候,礼仪文化正往政治文化那边偏移,虽然这俩其实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再后来,君王们越来越觉得自己牛气的很,所以,他们站着都不行,得跪着,这样我站着的时候,比我高的人就不再比我高了,嘿嘿。

这时候,礼仪文化成了政治文化的工具。政治打着礼仪的幌子洋洋得意,礼成为了一种形式,为政治服务。真正的礼则被政治高土掩埋。

但礼还是有啊,所以,只能说是偏移了,而不是取代了。


掘书观史


这个问题除了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的发展影响外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在唐朝以前官员们都是坐着的,这句话一点都没错。但是他那个坐和今天的坐是不一样的。桌、椅本是游牧民族的产品,到了在唐朝后开始进入汉人的生活,而在此之前都是跪坐的,而日本在唐的时候也将这一习惯引进日本,至今日本仍然保留跪坐这个习惯。



而到到了宋朝的时候,桌椅已经融入汉人的生活。和在正堂上面,皇帝椅子的位置高度并不比大臣们的位置高度高出多少。所以就让大臣们站着皇帝坐着,而在宋朝时,儒家思想也发生的变化。由原来的“仁义”开始向“忠义”转变,在以前如果你不仁,我就可以不义。但到宋朝以后,由于外部少数政权的压力,所有人都必须忠于皇帝,哪怕他不仁,你都不能不义。
水浒传里梁山泊宋江将聚义堂改为忠义堂。

至于说到明清时代需要下跪其实是有一点误解。其实只不过是在,皇帝做决定的时候,官员要下跪而已,平常议论还是站着的。但是只要是从这一方式就可以看出,还有另一个方面,清朝作为外族政权,为打压和便于统治,下跪成风就由此开始,当然也是随着中国君主专制在时代而不断的强化。


在十字路口等等你


“唐朝以前坐着,宋朝站着,明清跪着。”

这又是哪个“历史发明家”的研究成果?

我们国家的先人行礼,一直到宋代前,正规场合都多用正坐,就是跽坐。礼仪按照跪坐与站立可粗分为两大类,拜与揖。也就是揖礼和拜礼等礼仪。

唐朝以前的王朝,不管是“跪坐”还是“坐”,大臣在上朝前都要向皇帝行“拜礼”。宋朝以后站着上朝,也要先行拜礼。


(拜礼陶甬)

所谓的拜礼,就是“俯伏”。这种俯伏的动作看着非常像“下跪”,其实是“趴着”,不是“跪着”。

拜礼,是臣子对君王的最高礼仪。仅次于拜礼的是揖礼。

“揖”是拱手的意思,揖礼就是以站立姿态向对方行礼,不需跪拜。

《史记·高祖本记》就记载:

“郦生不拜,长揖。”

《汉书·周勃传》记载:

天子至中营,将军亚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

也就说,唐朝以前的大臣上朝,并不是像个大爷一样的坐着那里就没事了。大臣需要先向皇帝行拜礼中的稽首礼,皇帝也要给大臣回空首礼。



(空首礼,君王对大臣的回礼)



(拜礼之顿首礼、空手礼、稽首礼)

同拜礼非常像的就是“跪拜礼”,这个是元朝和清朝的专属产品。不需要多解释了,满清题材电视剧太多了。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明朝与所有中原汉人王朝一样,大臣向皇帝行拜礼和揖礼,而不是跪拜礼。


从图中可以明显看的出来。上图的明朝大臣和军士,面对君主的礼仪动作都是站立—屈身—行揖礼。而下图的清朝官员(右上角),全部都是行跪拜礼。

明代推翻元代后,朱元璋就多次下令禁止行跪拜礼,恢复传统汉族拜礼。

据《明实录》记载:

洪武四年十二月,诏定官民揖拜礼。初,上以军民行礼尚循胡俗,饮宴行酒多以跪拜为礼,乃命省臣及礼部官定为仪式,申禁之。

明朝只有在非常重大事件的时候,比如听宣诏旨、祭祀、祭祖等场景才会用跪礼。其余的场景,比如皇帝出行时,官员也是行揖礼,不需要跪拜。

所以,这个问题最少有两处错误。

(1)唐朝以前的王朝,大臣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还是“跪坐”着,都要先向皇帝行拜礼。

(2)明朝和清朝不一样,清朝和元朝才是跪着上朝。

说到清朝就再多说几句。很多人认为,“三跪九叩”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礼节,并常以此为籍口,作为批判封建礼教的有力佐证。实际上,三跪九叩并非汉民族传统礼仪内容。

“三跪九叩”的出处源于清朝昭连所著的《啸亭杂录·内务府定制》:

“福晋父率阖族谢恩,行三跪九叩礼。”

在清朝之前,中国历史上是没有三拜九叩这个概念。明朝行的是五拜三叩首,宋朝以前就更简单了。

所以,从某些方面说。清朝人搞的如此之复杂的跪拜礼仪,绝对是中国文化的大倒退。说跪拜礼仪不是文化倒退的人,麻烦你们以后公司开会之前,也先给老板或者领导先来一个三拜九叩如何?

对于继承华夏文化,作为后来人一定要有选择的继承,切忌像满人那样扭曲异化。忽视了文化的历史积累,只从皮毛出发,弄不清楚文化的内核与精髓。

如果说复兴五千年华夏文明,必然要穿越历史的雾障,用心去捕捉久远的光芒。汉服和传统礼仪的复兴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是,这个过程,需要一颗不偏不倚、不骄不躁的心。


Mer86


首先,我认为,文化的进步或倒退,单单以历朝历代官员上朝的仪式来得出结论未免有失偏颇。


但皇家仪制的产生与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这一点毋庸置疑。


因此,我们不妨从唐,宋,明三朝的社会背景分析入手,来找寻这道题目的答案。


1.唐代以前,包括唐朝,官员上朝都是坐着与君王议事的。


这种宫廷礼仪的形成,大约和宗教里面的“坐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坐禅”是佛教中的一种基本修炼方式。


最早由古人的散坐和跪坐演化而来,而我国传统的静坐养生功法,实际上最早可追溯到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


据《庄子》一书记载,黄帝曾向名叫“广成子”的人询问学习长寿之道。广成子说:“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劳汝静,乃可长生。”


这段论述,实则就是在静坐中的真实感受和长生之道。静坐既可养身延寿,又可开慧增智,故儒家,道家,佛家对打坐都很重视。


而唐朝是个宗教盛行,多元并包的社会。佛教,道教及各种外来宗教之间相互影响,交融。在相互竞争又相互渗透的宗教之上,则是笼罩一切的皇权。



譬如,武则天就曾利用佛教教义为其登上皇位进行合法性论证。而玄宗,武宗,宣宗则都接受过道教大师的授录。


我们熟知的《西游记》故事原型——玄奘西天取经就发生在唐太宗年间,相传,玄奘还是太宗李世民的御弟。


可以说,如果不了解唐代宗教,就不可能理解这个时代。


因此,“坐”成为官员上朝时的日常形态,除去传统文化习俗因素,宗教文化的渗透影响也应算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2.宋朝是继唐末五代的乱世建立的王朝。


为了总结历史经验,避免悲剧重演,同时也为了在强邻环伺的处境中凸显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宋人对以“尊王攘夷”为主旨的儒家经典《春秋》给予极端重视。


人称“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被认为是继孔孟之后,儒家学说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理学发展到朱熹这里,已然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


朱熹提出“用天理战胜人欲”,即所谓“存天理,去人欲”。他用“理在气先”论证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关系,认为它们和自然界的四季一样,是“天理使之如此”。



“三纲五常”成为后世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支柱。


如此,朝堂上的官员们站着面君也就不足为奇了,“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臣不在一个等级上,面对面坐着议事,那不是乱了秩序了吗。


3.再说说明朝以后官员上朝跪拜的成因。这应该和明太祖朱元璋的统治方式脱不了干系。


穷人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接手江山第一件事,就是废除相权,强化君主专权,将政权牢固的控制在自己手中。


洪武十三年正月,宰相胡惟庸被杀一案,表面上是因为胡惟庸胡作非为,归根结底,却是皇权与相权的冲突。权利欲极强的朱元璋,不能容忍任何对皇权的挑战。


朱元璋曾在《皇明祖训》中强调他废除宰相制度的目的。


他说,“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顽,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所谓朝廷总之,就是一切政务都由皇帝总揽,一切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中。


“苛察吏治”是朱元璋治国的另一个特点。“自暴秦以后绝无仅有者”,这是明初主修《明史》的学者万斯同对朱元璋杀戮功臣之惨的感叹。


开国立制之余,朱元璋的许多治国措施都是非制度性的。其中最为后人所诟病的,无疑是他大杀功臣的行为。



朱元璋屠戮功臣,残忍而且彻底。仅洪武十九年胡惟庸案株连,就杀了三万多人。


朱元璋对官员们的监视也是异常严苛。有些官员在家里做首诗,第二天朱元璋就会知道。有些官员上朝前,会先与家人诀别,因为担心晚上回不来。


因此,在洪武一朝,士大夫们多数将做官视为畏途。这就是明太祖的“以重典驭臣下”。


在这样严苛的君主专制下,“三叩九拜”,山呼万岁,显示皇家威严的仪式,委实是再正常不过了。


清朝是外族入侵中原建立起来的,无论是中央集权制度还是文化传承,基本沿袭了明朝的惯例。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其区别在于,皇帝更专政,也更勤政。


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制度下,官员上朝面君的仪式也随着朝代更迭而变化,不细观其形成背后繁杂的社会背景原因,仅以此来武断是否文化的退步,显然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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