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識分子一直被認為是社會的良心、理念的守護者，但在當前的網絡話語裡，“公知”幾乎變成了一個罵人的詞。很難說，這是社會變了還是知識分子變了。
高考即將結束，大批高中生將進入到大學——一個理應培育知識分子的地方，中國的“00後”們還會想成為知識分子嗎？
今天與各位分享薩義德的《知識分子論》，祝願這一代的年輕人，能成為如薩義德所言，成為“具有能力向公眾以及為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
作者 | 繆冬
聞名世界的文學學者暨文化批評家薩義德(Edward Wadie Said, 1935-2003)出生於耶路撒冷，先後在普林斯頓和哈佛接受高等教育，1963年起在哥倫比亞大學執教，講授英美文學和比較文學。薩義德著作等身，其學術成就和政治參與都十分令人矚目。他以知識分子的身份公開投入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和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 ）一樣成為美國最具爭議性的學院派和公共知識分子。
薩義德，圖片來源：太陽社，圖片由譯者單德興提供
2014年，《東方歷史評論》製作了一個“流亡者”專題，薩義德的演講稿作為壓軸刊出，流亡者和邊緣人似乎是他最為人所知的身份，但這篇著名講稿《知識分子的流亡——放逐者與邊緣人》還有另一個重要的身份名詞，即知識分子。
1978年，薩義德的《東方學：西方對於東方的觀念》出版，一書聞名。該書與其後的《巴勒斯坦問題》和《報道伊斯蘭：媒體與專家如何決定我們看待世界其他地方》二書並稱“中東研究三部曲”，致力於批判西方主流學術界和媒體對於“東方”（薩義德此處特指中東的伊斯蘭教世界）的錯誤呈現。薩義德從此聲譽鵲起，影響力遠超出學術圈。
《知識分子論》是薩義德在BBC瑞思系列演講的講稿合集，把自己對於知識分子的見解透過大眾傳媒傳達給英語世界。這本書談論了他心目中與知識分子相關的眾多議題，比如知識和權力的關係、知識分子的角色和責任和對批判立場的堅持等等。
儘管薩義德並不鼓勵讀者將《知識分子論》看作他的自傳，但他的人生經驗卻使得人們不由得把這本書與他自身的公共參與聯繫起來。
《知識分子論》封面，圖片來源：孔夫子網
究竟怎樣的人才稱得上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究竟為數眾多，還是隻是占人口極少數的精英群體？
和司馬遷所言“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中的“士”類似，薩義德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是：“具有能力向公眾以及為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因此，在某種程度上，知識分子的角色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以及代表那些被遺忘或被忽視的人群和議題。
他反對知識分子被權力和體制收編，同時也不贊成知識分子為了一己私利討好普通民眾，認為知識分子一定要令人尷尬、處於對立，甚至造成不快。與此同時，薩義德所理解的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關係，則是知識分子應為民喉舌，理應代表弱勢群體和受壓迫者，有責任向大眾表明立場和見解。在序言中他寫道：“知識分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類思想和溝通的刻板印象和化約式的類別。”
在薩義德這裡，知識分子的天職是質疑和批判：
“批評必須把自己設想成為了提升生命，本質上反對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評的社會目標是為了促進人類自由而產生的非強制性的知識”
“不管個別知識分子的政黨隸屬、國家背景、主要效忠對象為何，都要固守有關人類苦難和迫害的真理標準。扭曲知識分子的公開表現莫過於見風使舵、噤若寒蟬、愛國大話以及反省的、自吹自擂的變節”。
一幅美國校園內的巴勒斯坦文化壁畫，圖片來源：網絡
回看我們今天國內的知識界，這裡從來不缺乏在象牙塔小房間內“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埋首故紙堆的“學者/大師”型知識分子。只是他們的文筆深奧又晦澀，甚至把主要精力用於學術晉升，而非促成社會改變。
有人說，術業有專攻，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我們或許不能對他們過多苛責了。然而象牙塔還是人們心目中的象牙塔嗎？
目前國內施行的經費撥款制度、項目經費提成辦法，以及研究評審的辦法，引導著高校的教學和研究取向。各大高校為了保持自己的排名和競爭力，爭取更多的經費和項目成了辦學的首要目的，至於有無學術價值、學科更新如何、學生能學到多少知識乃至畢業後去向如何都難以顧及了。
對於“學院”中的個人來說，在這樣一個嚴格的官本位教育制度中，更高的行政職位意味著更多的資源。核心期刊論文發表數量成為學位畢業、申請教職和升職的“硬通貨”，因而出現了以版面費為利潤來源的各大學報。除此以外，論文查重技術日益精準完善，也沒能阻擋抄襲，其中有些人憑藉良好的外語能力，將國外期刊上發表的最新學術成果原封“搬運”，成為自己的論文。
圖片來源自網絡
當然，這些機制問題，也並非國內獨有。值得擔憂的是，我們的社會還盛產熱衷於與權力的結盟“知識分子”。
薩義德告訴我們要警惕權力和體制對於知識分子的收編，但筆下知識分子的理想姿態對中國來說太奢侈了些，無異於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的桃花源。權力和資本對於學術和公共話語空間無孔不入的滲透和擠壓也不斷加強。拜金主義、消費主義和娛樂至上的盛行早已消解了嚴肅思考，娛樂精神遍佈於熒屏內外、舞臺上下，營造出流光溢彩的盛世光暈。與此同時，無處不在的學術審查和線上線下不斷壓縮的公共討論空間，
也使得很多曾經嚮往做一個正直知識分子的人發現，他們面臨的代價太高了，甚至到了難以負擔的地步。在這樣的時代氛圍裡重讀薩義德，無疑是受過啟蒙的人對內心世界的追問。回到對書名的理解，它的涵義包括但不僅限於以下幾點：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應全身投注於批評意識，不接受簡單的處方和現成的陳腔濫調，也不迎合討好權勢或傳統；
他應時時維持著警覺，保持獨立思考和維持批判的立場，永遠不隨波逐流讓似是而非的觀念牽著走；
他應把精神的“流亡”當作一種“命運”，當成一種自由，一種獨立思考和行事的發現過程，永遠保持對事物的驚奇，不把任何事物視為理所當然；
他應代表解放和啟蒙，但不是從抽象的觀念冷酷地去觀看，而是總是關聯著窮人、下層社會、沒有聲音的人、沒有代表的人、無權無勢的人；
他是一個業餘者，他行動的動力來自關切和喜愛，而不是利益和自私、狹隘的專門化；
他應無懼於精神的流亡、邊緣化和內心的孤獨，他應安守於寂寞並忠誠於內心的道德價值，保持孜孜于思的嚴肅和追問的執著，並以“言說－行動”介入社會向善的變革。
薩義德關於知識分子的理想化表述和魯迅曾經發表過的一次演講極其類似。
魯迅在《關於知識階級》一文中，對何謂真假知識分子作了精闢的論述：“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種種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只是假知識階級的壽命倒比較長一點。像今天發表這個主張，明天發表那個意見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進步；只是真的知識階級的進步，決不能如此快的。不過他們對於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社會也因為有了他們而熱鬧，不過他的本身——心身方面總是苦痛的；因為這也是舊式社會傳下來的遺物。”
至於那些寫出“縱做鬼、也幸福”和“我向你高呼萬歲”這樣詩句的、從“科學”角度論證畝產萬斤可能性的人，無論學歷、職稱、成就為何，以此標準來看，實質已經失去了身為知識分子的資格。
貼在牆上的薩義德海報，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劉瑜在談論當下知識分子的困境時也說道：“知識分子真正的悲哀不是你說理的時候當權者不聽你的，而是噹噹權者不聽你的時候，你放棄了說理。” 知識分子不應輕言放棄，因為他們是比普通民眾受過更好教育的一群人，他們理應有能力更準確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如果在一個社會中，這群人也甘心將沉默作為明哲保身的武器，弱勢群體的聲音將會湮沒無聞。
但說理不等於有用，甚至可以作一個殘忍的設問：知識分子說理的努力註定徒勞無功嗎？也許是。
羅曼·羅蘭說過：“世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在認清生活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同樣地，世界上也只有一種知識分子，就是在說理無效之後依然不放棄說理。他們和推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樣。西西弗斯註定失敗。西西弗斯永不投降。
本文作者繆冬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在讀哲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明清文學、婦女文學和性別研究
這是薩義德在1993年，在BBC錄製的講稿中的一節，與讀者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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