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週年，博鰲論壇傳出將放寬市場準入的信息，金融服務業開放是市場最關注，也是最為具體的開放措施。
面對金融開放，市場情緒頗為高漲，大多憧憬於未來的外資引入和金融改革。筆者認為，金融開放應保持謹慎，不應過度解讀。尤其是距離十九大提出 “三大攻堅戰”僅僅過去不到半年，金融穩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金融去槓桿和金融監管也在不斷加碼，不能簡單地將“金融開放”等同於“金融放開”。
首先，從官方公佈的金融開放時間表來看，無論是銀行、保險、證券還是基金，開放的項目大都是市場準入和持股比例，並未提及金融產品創新。簡言之，就是允許外資在基本業務上對我國進一步拓展，助力普惠金融和金融廣化；而產品設計方面並沒有放開，合理控制了金融深化。
這樣做的原因很簡單，無非是出於堅持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主基調。眾所周知，爆發於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就是金融工具過度創新的結果——產品層疊和嵌套不斷演進，相互關聯錯綜複雜。最終在當時“並不起眼”的次級抵押貸款問題下，上演了“千里之堤潰於蟻穴”的悲劇。
進入經濟新常態以來，我國面臨著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嚴峻挑戰和國際金融危機的持續外溢影響。隨著中國開放程度的日益提高，經濟運行中的各種主要矛盾和風險不斷暴露，正不斷集中傳導和體現於金融領域。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也是最需要監管的領域。要以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為底線，以強化金融監管為重點，這就意味著要充分吸取“前車之鑑”，合理將產品創新控制在“安全邊界”內，杜絕脫離實體的金融過度繁榮。
其次，金融服務業開放以後，我國資本賬戶波動可能加大。但出於防範資本外逃考慮，對外投資也需要有個“閥門”。
從整個世界經濟格局來看，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呈現高消費、低儲蓄率的經濟結構，而以我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多年來儲蓄率始終位於高位。IMF統計結果顯示，上世紀80年代開始至2007次貸危機之前，發達國家國民儲蓄率基本維持在22%左右，危機爆發後，儲蓄率降低至2009年的低點18.61%，次年有所緩和。最新預測結果，到2020年，發達國家國民儲蓄率會達到22.15%。相比之下，我國多年來的高儲蓄率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具有典型代表性。從上世紀末以來，我國國民儲蓄率不斷攀升，2008年的高點為51.84%，儘管之後有所下降，但也保持在45%以上，基本是發達經濟體的兩倍。
高儲蓄率可以作為固定資產投資和防範風險的有力保障，我國如此高位的國民儲蓄率自然令他國垂涎。當某國在缺乏儲蓄的時候，想要實現消費和經濟增長，就必須從國外進口“剩餘儲蓄”。此次博鰲論壇上我國提出要擴大金融開放，自然令發達國家看到了“合作機遇”。
近日，英國《金融時報》曝光了貝萊德首席執行官Larry Fink給貝萊德股東的年度信函，裡面提到：“從現在到未來，貝萊德的一項首要之務就是增加我們在世界各地高增長市場的影響力和滲透率，尤其是在亞洲，而且特別是在中國。人口、經濟和監管方面的變化——包括這些市場的高儲蓄率和家庭金融資產的快速增長——將創造重大機遇。”
我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也在博鰲論壇上提出，現在全世界需要更多投資，哪怕美國也如此，比如基礎設施需要很多錢來投，而現在全世界儲蓄最多的國家是中國，如果說把這些儲蓄通過金融體系很好的配置起來，特別是在開放的前提下向全世界配置，我們會改變世界。
不過，筆者認為年內資本賬戶逆差明顯擴大的情況難以出現，對外投資的“閥門”管控會逐漸呈現。這是因為當前世界貿易格局在發生深刻變化，貿易壁壘和保護主義有所抬頭，我國經常賬戶順差面臨縮減。如果這時資本賬戶逆差再大幅放量，不僅會抵消經常賬戶順差，更會導致外匯儲備的鉅額減少，削弱風險對沖籌碼。特別地，在美歐等外匯利率中樞抬升的大環境下，如果盲目“放開”金融投資項目，還可能引起大量資本外逃，使國際“熱錢”的負面衝擊再次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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