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7天24在線似乎成了新的道德準則和社會要求，但事實證明這未必高效。The Right to Stay Offline一文揭開了時時在線給人們帶來的種種假象，並提出離線是人們工作、生活中應享有的權利。
石黑一雄是我最喜歡的作家，我閱讀了他在獲諾貝爾文學獎後的採訪。“在為期四周的時間裡，我會毫不留情地清空所有日誌，開啟‘崩潰’模式，從週一到週六的早上9點到晚上10點半，心無旁騖地寫作。我會休息一小時吃午飯，兩小時吃晚飯。我不查看郵件，更不用說回覆了；而且我也會離手機遠遠的。所以，沒有人能進到這間屋子裡”， 他在著作《長日留痕》中寫到。
嗬，這不難。我想，在1987年，他那會兒還沒有蘋果手機。
三年前，我發現自己的最佳工作和思考時間是在搭飛機的時候，現在也是如此，而且這在後來一次次的飛行中越來越明顯。
手機上6個聊天app都沒法使用，即使是乘務員也不能通過發信息問我吃不吃雞肉飯。我不會查看Twitter，不會隨意地打開科技博客（TechCrunch）閱讀頭條新聞。因為我收不到電子郵件，所以我也不必作出任何回應。但絕望的是，我無法每小時5-10次地刷新谷歌分析（Google Analytics），這樣就查看不了初創公司的最新數據。
好吧，在閱讀了石黑一雄的那則採訪後，我開始問自己，他如今還保持著1987年的狀態嗎？大概會吧，畢竟他的意志力比我們大多數人都強。但是大家能跟隨他的腳步那樣做嗎？我不能確定。
在後來的一次飛行中，乘務員讓我們把電子設備調成飛行模式，我欣欣然地照做了。我期待著在隨後的三小時裡自由地做任何能做的事情。撰寫一篇兩個月前就該著手的長文本，收聽Liam Gallagher新專輯中半數以上的歌曲，沉思，制定來年計劃，整理並刪除過去六個月所有隨機的Evernote筆記，閱讀一整章《尤利西斯》。
能在200分鐘的時間裡只做一件事，這種感覺對我來說實在是太美妙了。（注意：那天在兩次連續的飛行中，我做了前面提到的大部分事情）
在短時間內可以只處理單個任務，在我為這個即將來臨的大好機會歡欣鼓舞時，一個想法湧上心頭。在前五年，我多數時侯似乎都沒有單任務工作的權利。說句掏心窩的話，我根本沒有離線的權利。
此外，我可能是無理由地放棄了這個假想的權利。更糟的是，我認識的大多人也是這種情況。於是，長期在線很快成了新的道德準則和社會要求。
順便提一句，在寫此文時，我關掉了筆記本電腦上的Wi-Fi。我強迫自己這樣做，但還是無法開始寫作，我仍然不停地想要查看新信息、看新聞、找一下團隊成員問問他們當天下一步的計劃。現在，人們不僅希望隨時能找到我，而且還想讓我主動時時在線，同時在15種不同的情境下聊天、答疑和思考。說實話，我忙得暈頭轉向。在前五年，我努力地去適應這種新的現實環境，但我卻沒有進一步去適應的意思。
通過以下幾點原因，我對持續在線進行了重新思考：
1) 它帶來一種錯覺，似乎身旁的事物與我緊密相連
我在機場等候換乘航班時，76歲的母親在Skype上給我留言。在回覆她消息的時候，我有想到她嗎？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的心思依舊在有待回覆的緊急郵件上。
同時有20個人和我說話，我是否真的和其中任何一位在交談？
我認為每一個新的聊天都創造了“類似聯繫”的情景，但卻不是聯繫本身。可能在一些有意義的事情上，我假裝在說話。但當幾十個人同時和我對話時，我需要把精力分為許許多多的小份，所以最後，我並沒有把注意力放到任何人身上。
2)它吞噬了我的時間
作為一家新公司的創始人，我把由發信息者支持的異步聯繫當作聖盃。他們說，我可以同時和20人交談，這可比打電話高效多了。
現實恰恰相反。開放式的交談並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這最終成了2小時的文字和表情符號的對話，而不是5分鐘的通話。
3)它讓我“躺贏”，可我不需要
比起關注重要事件，它更容易讓我關注緊急事件（有時不完全如此）。7天24小時在線讓我被緊急事件纏繞：我很容易花一天的時間去回覆信息，有時我還為此感到滿足。
至少，我還是做了事情的，對吧？可這就是讓人心滿意足的理由嗎？
4)它讓我產生自我成長的錯覺
每週，我會在線上閱讀大量的文章、觀看數小時的視頻，這是因為有時它們可能有助於更好地工作，有時它們涵蓋了我中學時很感興趣的話題。然而，多數時候，我這樣做只是因為自己是個社交控（生怕錯過重要信息的人）。
我的意思是，從這些文章和視頻中，我掌握了很多事實情況：梅威瑟拳擊生涯中的總獲勝數；只需穿巴塔哥尼亞背心即可融資5億美元；1996年英國銷售給流行音樂粉絲的門票數量；韓國的腐敗規模；在eBay上確認預售新蘋果手機的價格。
我發現瞭解每個情況都奪走了一些時間，但也帶來了學習的美好感覺。生命中還有什麼時刻比學習更美好？
當我練習一門自己想學習的技能時，比如：彈吉他、讀一本有趣的書或研究、在Coursera上聽世界名師授課，我都會得到同樣的感受。
除了從這些事實情況中學不到什麼以外，我只會覺得更快樂。因為我在大腦添加了更多的情況信息，多數情況下，這些都與我的日常目標、工作和個人生活無關。
但是對我而言，更糟糕的是網絡效應。我不僅無法抵制掌握世界上更多情況的誘惑，而且我還想和朋友、同事分享最有趣的內容。
他們的想法和我一模一樣。還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供分享，它猶如一個循環並在急劇加速，這就是我們迅速融入其中的方式。這是一個學習混亂的循環，我不認為它能讓我和我任何一個朋友變得更加聰明、更有技巧。
5)它把我變成一個淺薄的人
顯然，被中途打斷、在隨機環境和現實情況之間來回切換，使我無法對其展開深入研究。我“縮水”的注意力完全不夠用，所以我便越來越多隻停留在事物表面。
尼古拉斯·卡爾在《淺薄:互聯網如何毒化了我們的大腦》一書中深入討論了這個現象。但是，卡爾先生沒有提到網絡效應。通過每天的聯繫、消費和分享無限自我更新的內容，我們不僅變得更加淺薄，而且我們還樂意投入時間幫助周圍的人變得同樣淺薄。
我認識很多聰明的人，他們並沒有這樣的困擾。他們確信大腦會以某種方式適應。我不是進化論的專家，但如果大腦會發生變化，顯然可能需要數千年的時間。
我不願意等上這麼久。所以我使用一些技巧解決這個問題，並且重新獲得離線和處理單一任務的權利。我與身邊的人談判並達成協議：例如，我會一月幾次告訴人們今天是我無信息的日子，找到離線的合理原因（如閱讀、旅行、去健身房、冥想、開車或喝酒）。如果事情很重要，我會打電話，而不是採用發短信或寫電子郵件的方式。在做有意義的事情時，我會關閉Wi-Fi、放下手機。我試著專注於某個聊天，而不是在許多聊天中周旋，儘管聊天app完全不是為此設計的。是我也會嘗試著適應，因為自我限制只能在有限程度上起作用。
但我覺得上述措施還遠遠不夠。解決問題還需要制定一套新的道德準則。
許多在前不久人們還認為是“正常”的事情，現代社會已經不提倡了。
在咖啡廳吸菸可以接受嗎？為什麼在與朋友共進午餐的同時自己還在發短信或閱讀郵件呢？
如果我們反對，比如說厭女症，為什麼我們贊成無意義的分享？
吃東西前可以不洗手嗎？為什麼在臥室裡放一個蘋果手機，並在醒來後立即盯著它又是很正常的？
目前在制定新的道德準則和鼓勵人們離線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例如：法國在2017年通過了一項新法律，保證員工的“失聯權利”。也將是說，在週末和下班後，員工有忽略智能手機的權利。一些思想領袖也呼籲在公司治理層面解決問題。有人曾說：“僱主必須留出一部分時間和公司文化分隔開。”這也是一張創可貼：不被打擾，不僅在工作上應是一種正常和積極的行為，而且在我們的整個生活中，在每個層面都應是正常的。但這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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