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4日，央行宣佈自7月5日起定向降準，下調五大國有銀行和十二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根據2017年末上述銀行總資產規模100萬億測算，預計將釋放流動性5000億元；下調郵儲、城商行外資行等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可釋放資金約2000億元。
上述7000億元流動性央行要求定向支持法治化“債轉股”項目，同時調動社會資金的參與度。央行此次定向降準政策可覆蓋全部大中型商業銀行、約90%的城商行和約95%的非縣域農商行。
一、定向降準是對債券違約主體流動性的有效補充
由於定向降準的主要目的是支持實體經濟發展，這讓人不得不聯想到：近期債券市場頻頻違約，此次定向降準是否有利於緩解市場債券違約問題的發生？答案是肯定的。
2018年1月起至2018年6月24日，違約債券數量共計30只，涉及主體19家。從總體上看，自2014年至2018年，違約債券數量共計177只，涉及違約主體98家，累計違約金額總計高達826.09億元。
從歷年違約金額統計來看，2016年違約金額最高，達到321.59億元，今年有望超越2016年，成為信用債償付違約高峰期。半年未到，截至6月19日，今年違約債券金額已達到146.03億元。
從違約主體的性質上看，小微、民營企業佔違約主體比例最高，企業實控人及高管的變動、受罰，關聯企業、擔保企業不作為等等都是造成違約的重要風險因素。此次定向降準中支持的小微企業也是債券違約的最大群體，著力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已成為頂層設計的共識。
當前，企業資金流動性短缺已成為常態，信用債違約潮將因此次定向降準得以緩解。部分違約主體企業均為曾經優質的上市公司，上述公司在發展過程當中，除了發行企業債、公司債等金融產品融資之外，同樣使用銀行貸款進行融資，“法治化債轉股”將為融資企業債權轉股權加以正名並給予更多流動資金支持，緩解其資金壓力。
隨著我國經濟增速逐步放緩，供給側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著眼於矯正供需結構錯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全面落實“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成為當前宏觀調控的主攻方向。在這個過程中，非金融企業高槓杆問題受到政府和學者的重點關注。
目前，我國非金融企業槓桿率 高達131%，大量債務給企業帶來十分沉重的財務負擔，再加上近期的企業利潤不斷下滑，債務違約風險不斷上升，對銀行的資產狀況也造成較大壓力。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已經上升到近十幾年來的最高水平，引起政府、金融機構和相關學者的高度重視。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為了降低企業槓桿率，處理銀行壞賬，債轉股成為現實選擇。
債轉股是一種常見的不良資產處置方式，作為債權人的銀行參與經營困難企業的重組，通過重組協議將擁有的債權轉換成企業的股權，成為企業股東；企業因此降低了負債率，得以持續經營，銀行在企業經營業績改善之後可擇機退出並收回資金。
頂層設計多次提出：通過市場化債轉股方式來逐步降低企業的槓桿率。
由於銀行自有資金有限，大多數來自於存款和借款，具有流動性要求。因此對於銀行來說，流動性管理是重中之重。“法治化債轉股”實質上對於銀行來說是一種“短債長投”，如果債轉股之後不能順利退出，將極大地影響銀行的流動性，嚴重的話甚至會造成系統性風險，危及金融安全和經濟穩定。
所以，此次定向降準對於合理控制債轉股的規模，解決債轉股的退出問題非常重要。
二、此定向降準的總體作用是什麼？
人民銀行堅持了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取向。隨著外匯儲備停止增長，意味著央行無法再通過購匯釋放流動性，如果不降準的話，人民銀行將需要做更多的MLF操作。
美國加息落地，同時仍有多次加息預期，我國對應著降息或降準，才能有效應對美國貨幣政策實施的外溢性作用。但央行貨幣政策仍然存在兩難境地：既要維護金融去槓桿的成果，防止跟風美國貨幣政策操作，造成大水漫灌，還需擠出多餘金融風險；同時還要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因此，定向降準是此次央行的最優選擇，支持實體經濟穩定發展。這次人行採取行動雖滯後，但並不算遲。
與MLF投放的流動性相比，定向降準釋放的流動性沒有直接的利息成本、沒有到期時間，因而直接降低銀行資金成本，並給商業銀行提供穩定的長期流動性。
此外，由於降準實際上是擴大貨幣乘數，因此有助於提升後期基礎貨幣投放的貨幣創造能力，對商業銀行資產規模增速回升提供進一步的支持。
2018年以來，監管政策對信貸投向、非標融資監管顯著收緊，部分實體經濟融資需求從表外逐步向表內轉移。
本次定向降準延續了年初以來普惠金融定向降準、臨時準備金工具等結構性、暫時性降準工具的思路，旨在配合實體經濟表外融資需求回表，以銀行表內資產規模增速的適度回升對沖表外融資渠道的進一步收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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