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南部的群山
在叔向的人生中，曾不止一次面临杀身之祸。在这一点上，他不比子产、晏婴幸运多少，当然，比之叔孙豹，还是要幸运得多。
叔向能够数次脱离险境，不完全是运气的成分。和子产、晏婴一样，那些高贵的品德、娴熟的礼仪以及与生俱来的智慧像一套无形铠甲，把他们从庸常大众之中分离出来，又把他们保护起来，让他们木秀于林，又不被风雨摧折。
公元前537年，晋平公姬彪嫁女于楚，以执政韩起（韩厥之子，公元前541年赵武辞世，韩起继任为执政）为使，叔向为副使，赴楚送女。途经郑国时，一行人受到了子皮和子太叔的盛情款待。子太叔叮嘱叔向：楚王为人骄纵，您还是要小心点儿！
叔向不以为然：楚王骄纵，终将祸及自身，焉能危害他人？我等奉币帛而往，自当守诚信，行礼仪，慎守大国之威，顺从而不失仪度，恭敬而不失身份，时时遵循古圣先贤的教导，处处不忘传统法度之要求；如此，他就算再骄纵，又能奈我何？
在叔向看来，谨慎守礼是应付一切危机的灵丹妙药。
然而，子太叔的担忧不为无理。
南方郢都城中，楚灵王熊围早已翘首期待多时。熊围是楚共王熊审之子，公元前541年，他杀掉自己的侄子——楚郏敖而自立，恶名流播宇内。
晋国人抵达郢都之后，熊围立即召集群臣上朝，并提出了自己的“接待”方案：晋国是我们的仇敌，我要抓住时机、毫无顾虑地好好羞辱晋国一下；那两位使臣，一个是上卿，一个是上大夫，级别不低啊！我打算砍了韩起的腿，让他给我守城门，再将羊舌肸（叔向）阉了，让他给我管理内宫，诸位以为如何？
众人一时愕然，只有太宰蔿启彊应声对曰：当然可以，只要有所防备就行了。
蔿启彊的回答或许令熊围十分兴奋，但再听下去，他就高兴不起来了。蔿启彊是在说反话：羞辱一个普通人还要小心提防，何况羞辱一个大国呢？所以圣王致力于推行礼仪，不想羞辱他人；国与国之间的往来，自有各种礼仪，若不遵守，必生祸患。
随后，蔿启彊简短回顾了楚、晋两国百余年的交往历史，并着重提及三次战役——城濮之战、邲之战和鄢陵之战。在蔿启彊看来，这三次战役虽然彼此间隔数十年，却相互联系，不可孤立看待：城濮之役，晋国大胜后不备楚，所以在邲之役被楚国击败；楚国也是如此，获胜后不设防备，又在鄢陵之战被晋国打败；鄢陵战后，晋人得了教训，在严加防备的同时，对楚国以礼相待，力求和睦相处，故而楚国想报仇雪耻而不能如愿，只能与之亲善。
说完这些，蔿启彊重新把话题转回当前：如今，楚既与晋结为婚姻，又想羞辱他们，这不是主动与人结仇吗？楚国该怎么防备晋国？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如果有能够承担责任之人，羞辱他们一下当然是可以的，如果没有，那最好再思量一下；臣以为，晋国对大王的态度，已经够可以了：您要求诸侯都来朝见，晋国答应了（指第二次弭兵盟约），您向晋国求亲，晋国随即送女而来，而且还是国君亲自相送，上卿与上大夫一直护送到我国。
最后，蔿启彊的话中透露出一丝嘲讽的意味：晋国的人才还是很多的，若您羞辱晋人，晋国绝不会善罢甘休；当然，您若是执意舍弃亲善换来仇恨，违背礼仪招来敌人，只求满足您羞辱晋国的欲望，那的确是没什么不可以的。
蔿启彊这一席话，使韩起与叔向幸免于难，也把原本就十分脆弱的晋、楚和平从崩溃的边缘拖了回来。楚灵王熊围听从蔿启彊的劝谏，厚礼招待晋国使臣，却又不太甘心，言谈间，挖空心思想难住叔向，奈何叔向博学，熊围只能自叹弗如。
晋都新田
作为备受世人敬重的君子，叔向和晏婴、子产一样，极为推崇礼在治理国家以及人际交往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晏婴和子产都是懂得变通的人，而叔向对古礼的尊崇到了顽固不化的地步。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叔向的内心充满了悲观的情绪，他沉陷在绝望之中，难以自拔。
公元前539年，齐人晏婴出使晋国，曾与叔向就“季世”这个问题进行过一次无可奈何的谈话。
季世就是末世，衰微之世，也就是传统礼仪丧失、破败，再也不可能挽回的时代。具体点说，就是公室败落、卿族逐渐掌握政权的春秋时代晚期。
当晏婴告诉叔向，齐国已至季世，田氏极有可能取代公室地位时，叔向发出了同样的哀叹：晋国比齐国好不到哪儿去，甚至可能更糟。
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疲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只有？
叔向眼中的晋国已经一无是处：战马不驾战车，卿不率领军队，公室的战车没了御者与戎右，步兵的行列亦缺乏官长；百姓疲敝不堪，宫殿里的贵族们却愈加奢侈；道路上，饿死的人一个挨一个，宠姬们家里的财富却数不胜数；百姓听到国君的命令，就像遇到强盗、仇敌一般，避之唯恐不及；栾、郤、胥等出于姬姓的八个家族，其后人已经沦为平民乃至卑贱吏役；政令都归了赵、韩、魏等家族，人民无所依靠；在这种情况下，国君却不思悔改，终日沉湎于欢乐宴饮，公室的卑微，已在眼前了。
《左传·昭公三年》书影
叔向的悲哀，晏婴感同身受。他问叔向：您打算怎么办呢？
叔向没有任何办法，对于即将到来的新时代，他只有深深的绝望：晋国公族消失殆尽，接下来就该轮到公室凋零了；我这一宗共有十一族，如今只存羊舌氏，而我又没有一个可堪信赖的儿子，能得善终恐怕已是万分侥幸了吧。
晏婴与叔向，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在此后的岁月中继续践行着不同的政治理念。晏婴力图在接受现实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公室声望，叔向只想维护过去的传统。他不能接受现实。
三年后，即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叔向再受打击，他给子产写信，指责、埋怨、开导，期望子产改正错误，重新回到古圣先贤们“行之以礼，守之以信”的老路上去。子产礼貌然而坚决地否定了叔向的提议。
子产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所以他热衷改革，求助于法的力量。
他要救世。他觉得纵然希望渺茫，一切尚有可为。
而叔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不在有可能实现的未来，只在永远无法重回的过去。他不相信任何与圣王、先贤们所推崇的古礼相违背的东西。
孔子对这两个人的评价都很高，他说子产是“古之遗爱”，说叔向是“古之遗直”。爱是仁爱，直是正直。这两人，孔子都很喜欢。相比之下，他可能更喜欢叔向。
孔子对叔向的评价中，还有一个词：不隐于亲——即便是亲人，也不包庇隐瞒。
这个评价与叔向的弟弟叔鱼之死有关。
公元前528年，晋国的邢侯与雍子因田界发生纠纷，许久都未能解决。当时，治狱之官士弥牟不在国中，叔鱼代理其位，于是执政韩起令叔鱼断案。叔鱼此人颇有才能，但为人不正，他本已查明罪在雍子，结果雍子把女儿送给了他，他就把罪责推到了邢侯头上。邢侯怒不可遏，在朝堂上当众杀了叔鱼和雍子，犯下弥天之罪。
韩起问叔向该怎么定罪，叔向说：雍子有贿赂之罪，叔鱼有受贿枉法之罪，而邢侯有擅自杀人之罪——三人都是死罪，当杀邢侯，而后曝三尸于街头。
叔向没有包庇叔鱼，因此得到了“不隐于亲”的评价。
只是耐人寻味的是，孔子虽然盛赞叔向“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但他本人却又推崇“亲亲相隐”的刑律原则。在《论语·子路》中，楚国的叶公（即沈诸梁，叶县之尹）对孔子说：我家乡有个直率的人，他父亲偷羊，被他检举了。
孔子回道：
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说：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也可以称作“直”。
到底应该“隐”还是“不隐”？孔子在两个不同场合的发言，彼此矛盾。当然，孔子对两件事的评价，出发点不同。对于叔向的“不隐”，孔子看重的是叔向的古人遗风——孔子和叔向一样，认为理想的时代只存在于过去；对于“吾党之直者”的“隐”，孔子的着眼点则是孝道，为尊者讳的孝道。
如果受贿枉法者不是弟弟叔鱼，而是其父羊舌职，叔向又当如何？
无人知道。
晋国南部中条山中的峡谷
事实上，在这件轰动一时的案件中，叔向“不隐”的人除了叔鱼，还有邢侯。
邢侯是屈巫的儿子，而叔向是屈巫的女婿——他娶了屈巫与夏姬所生之女。也就是说，邢侯是叔向的小舅子或者大舅哥。
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然而，其时年轻气盛的叔向已经不能自拔——美女夏姬所生之女，想必也是艳丽绝伦。叔向的母亲不同意这门亲事，执意让叔向从她的娘家女子中挑选一个。
叔向的父母是同姓婚姻，故而叔向辩解说，若再从舅氏那里娶妇，恐怕不利于生育。
母亲听了，立即转而攻击叔向的意中人：你可知她娘是个什么人？夏姬杀三夫（指子蛮、夏御叔、连尹襄老）、一君（指陈灵公）、一子（指夏征书），而亡一国（指陈国）、两卿（指孔宁、仪行父），这教训够不够大？你且记住——“甚美必有甚恶”，三代之亡，太子申生之废，都是因为美女！这些尤物，足以乱人心性，若非有德有义之人娶之，则必生祸患！
这一席话，说得叔向倒抽一口凉气，不敢再娶夏姬之女。只是事态发展已不由叔向掌握，晋平公姬彪强行做了月老，逼着叔向娶了夏姬之女。不久，这女人诞下一子，即羊舌食我。此子初到人世之际，叔向之母闻讯往观，未及入室，听到婴儿啼哭声，停下脚步，叹息道：声音有如豺狼，此子长大后必有野心，羊舌氏恐怕要在他手里毁掉了吧。说完，转身返回。
公元前514年，晋大夫祁盈的两个家臣祁胜、邬臧换妻淫乱，祁盈发觉后，将两人捉了起来。祁胜重金贿赂大夫荀跞，央其向晋顷公姬去疾（晋平公姬彪之孙，晋昭公姬夷之子，公元前526年即位）求情，姬去疾遂令人捉了祁盈。事情至此，陡然起了大转折，祁盈的其他家臣以为主人将死，而他们也将一同赴难，愤然杀死了祁胜与邬臧。
是年六月，晋顷公姬去疾杀祁盈，灭祁氏。羊舌食我作为祁盈的同党，一同被杀，羊舌氏也自此消亡。
山西太原晋阳古城遗址，这里是未来六卿最强者赵氏的地盘
那时，“古之遗直”叔向已然去世十余年。
叔向“侥幸”没能活到公元前514年，否则，必定不得善终。
再往后，晋国的“季世”不可阻挡地来临了。当晋顷公姬去疾在公元前512年去世，其子晋定公姬午登位之时，晋国公室已经疲弱不堪，而六卿强横，再也不把国君放在眼里。内部，六卿专权，外部，霸业消歇，叔向无缘看到这些，的确算是幸运。
（《大梦春秋》082，待续。文图原创，盗用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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