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嘟嘟的小不理
谢谢，说没说不知，中国古代在各行基础研究应用还是可以，主要近代几百年科学几乎停止不前，西方主要是在电，蒸汽机械促进生产力和科技大发展，封闭的农耕思想必然落后。总之理化科技才能兴帮强国。
原黄烈平
爱因斯坦观点我是非常之赞同，但不是膜拜权威，而是我从内心认同，这个总结是非常到位的：科学两大支柱（充要条件）：形式逻辑（演绎推理）和系统实验（经验归纳），缺一不可。
为什么爱因斯坦认为「中国的先贤没有走上科学道路不令人奇怪」？
在我看来，是因为爱因斯坦和斯威策（J. S. Switzer）有着不同的【隐含假设】，也就是说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斯威策的【隐含前提】和【逻辑推理】是：
1、地球村中一定会有居民发现科学范式，应该是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那个居民发现科学。
- 2、东方居民中国领先西方居民，是地球村中最聪明的居民，按照1应该是中国人最先发现科学范式。
3、所以，斯威策很疑惑，为什么不是那个智商高、学习好的那个中国童鞋发现科学范式呢？
爱因斯坦的【隐含前提】和【逻辑推理】是：
1、地球村居民发现科学范式不是必然的，纯粹就是很偶然的运气，是如同中了500万彩票一样的低概率事件。
- 2、地球村中西方居民发现了科学，就如同中了500万彩票一样的低概率事件，是逆天的好运气。
- 3、既然是低概率事件，就不可能人人都中5000万彩票，而且跟人品、智商相关度不高，所以，波斯人、印度人、回教人，要是人人都中彩票那才奇怪呢！先不论中国人是不是地球村中智商高、学习好的三好学生，即便是，他运气不好，没中彩票有什么好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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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策的【隐含前提】是有问题的，在论证方法上叫做「乞求论点begging the question」：预设前提不当。
斯威策【假设1】【假设2】都有问题：
第一，伟大的创造性思想，是不可预测的、初始阶段是不可识别的，也不是单一变量，没有什么「必定」一说。
也就是说：不是天资好、智商高就一定能成乔布斯、比尔盖茨，也许稍微有个变量有点差池，你就会碌碌无为一生。
第二，古代中国是不是地球村居民中那个学习好、智商高的三好学生，长期领先西方十条街？我觉得不是，或者说，中、西方两个学生各有优势和劣势。
实事求是的说：李约瑟对中国有好感，《中国科学史》有很多瑕疵，对中国古代技术有夸大的成分。【科技】和【技术】一定要分清楚，李约瑟说的很多是【技术】不是【科技】。
西方人搞出了科学范式，也是过于自信，于是「以果溯因」说自己的文化如何优秀。科学理论是西方文化中所有人同时发现的吗？
恰恰相反，搞出科学范式就是那几个人，而且绝对是当时离经叛道的人，或者被主流文化所不容的人。
搞出演绎数学的毕达哥拉斯是个神秘主义教徒，遵循一些奇形怪状、毫无理性的禁忌，比如：不能吃豆子、避开白公鸡、不能掰开面包。
科学精神核心之一就是怀疑精神，提出「无限诘问、反思质疑」原则的苏格拉底，被希腊人判了鸩酒之刑。
古希腊大数学家阿基米德被古罗马人一刀砍死。
将实验归纳与演绎逻辑结合起来，建立科学范式的伽利略，被教廷软禁终身。
对异见的宽容不是西方文化功绩，而是政治变革、印刷技术进步的结果，比如：新兴资产阶级兴起、新教和天主教的互相制衡，印刷术的出现等因素。
古希腊哲学、欧几里得几何学等开始被基督徒烧光了。如果不是伊斯兰的百年翻译运动保存火种，古希腊文化可能会消失。
我觉得就是巧合，文化也许有影响，也许没有。反正你能说出多少正例，我就能给出多少反例。所以，不能以「文化决定论」解释西方出现科学的原因。
西方发现现科学范式也就是那几个人，而且火种随时可能熄灭，不过，运气有点好，流传了下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社会渐渐宽容，而且西方人开始认识到科学的威力。
就跟基督教一样，如果不是门徒保罗是罗马人，基督教的火种就熄灭了，跟历史上千万种消失的小宗教一样。今天，基督徒将基督教壮大解释成耶稣的预言，是必然的，你觉得这靠谱吗？
所以，古代中国人搞不出科学范式，是很正常，我们用不着自我贬低。
西方搞出科学范式，也是很偶然的因素，不要过分抬高西方文化，认为二者有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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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有种族歧视吗？
从爱因斯坦写给斯威策（J. S. Switzer）回信来看，应该是不存在种族歧视。
爱因斯坦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在公共场合言论是极有悲天悯人之心的，并不是【种族歧视分子】，也不是【种族优越者】，而且他即便是犹太人，对【犹太人优秀民族】这种观点都嗤之以鼻，
但是，爱因斯坦在私下里有一些言论，是非常看不起中国人，有可能会刺痛我们的民族自尊心：
爱因斯坦二十年代访华的时候的见闻，与他的继女通信出版了，在下面这本书中，书中有一些对中国人的评价：
我没有这本书，爱因斯坦的这些言论引自《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文章的引用：
https://cn.nytimes.com/world/20180615/einstein-travel-diaries/
爱因斯坦在当时见闻和感想，我摘引一些：
中国人吃饭时不坐在凳子上，而是像欧洲人在树林里如厕那样蹲着……安静、拘束，就连孩子看上去都很呆板、愚钝。
如果这些中国人取代了所有其他种族，那真是遗憾。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就连那样想一想都是无可言喻的悲伤。
大多数负担沉重……他们似乎驽钝得不理解自己命运的可怕。
就连那些沦落到像马一样工作的人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痛苦。特别像畜群的民族。
我注意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非常小。我不明白中国女人拥有哪些致命的诱惑力、使身边的男人无力自卫、只能去繁衍后代。
爱因斯坦引用葡萄牙女教师的话：没法儿培训中国人进行逻辑思考，他们特别没有数学天赋。
不过这是爱因斯坦私人通信，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日记有朝一日会被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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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因斯坦生活的时代，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西方强势文化，不堪一击，一度有开除地球球籍的危险。中国人民生活在最贫穷、最混乱不堪的国度里。
现在的电影、电视剧的民国形象是红男绿女的「黄金时代」，一股怀旧风：
我们来看看像陈丹青这样的文人口中「大师遍地」的「黄金时代」，普通人的「民国范」是怎样的：
我们今天看到印度的火车和贫民窟，会讥笑「十亿牲口，一亿人类」。
如果你是爱因斯坦，看到当时的中国衣衫偻烂、食不果腹的平民阶层，目不识丁、毫无知识，鲁钝到不知道自己命运可怕的平民，给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相信我，贫穷也许是最大的罪恶之一，发展才是硬道理。
相信我，仓禀足而知礼节。
俗话说：主要看气质，「仓禀足」你的气质都不一样。
这一点狗都知道！狗能识别这种气场，狗闻得到你银行里的存款数字，所以爱咬那种打扮不光鲜的人、衣衫偻烂的人，叫花子要拿打狗棒。
所以，尽管我也不舒服，但我能理解当时的「民国范」给爱因斯坦带来的震撼！
小汉字见大历史
对这个问题有人说爱因斯坦根本没说过这样的话，那我不得不做出更正，爱因斯坦的确是这么说的。不但说了，还白纸黑字写在信里。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53年的斯伟泽（J.S. Switzer）当年还不算学者，他是一个美国陆军退役上校，正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这个人见多识广，对中国历史颇有兴趣，选修了汉学家芮沃寿教授的阅读课。在课堂上，师生们一起热烈讨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即“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科学？”讨论没有什么结论，于是斯伟泽就悄悄用书信的形式把讨论笔记寄给了爱因斯坦，想听听大科学家对此的看法。
显然是看到斯伟泽的问题很有趣，所以爱因斯坦决定给这个学生回信，信中最著名的片段就是题主引述的那段话。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段话引起了无数争议。
有人认为爱因斯坦太傲慢，是在侮辱中国人的智慧。这一观点最不值得一驳。只有傻瓜才会在一封肯定会被公诸于世的探讨学术的书信里毫无道理地去侮辱一个民族，而众所周知，爱因斯坦是这个地球上数一数二的聪明人。
还有人不服气，觉得爱因斯坦是在不了解中国历史的前提下妄加评论，是对中国的轻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李约瑟，因为他一直都在思考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的问题，偏偏爱因斯坦却在信中表示，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真是让人生气。
其实，爱因斯坦表达了两层意思。而一旦我们理解了他的这两层意思，就会明白，爱因斯坦的确比世上绝大多数人都了解一件事，那就是“科学”。
第一层意思，爱因斯坦认为，科学的产生必须有两大基础。一是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以几何学为起点的形式逻辑。二是文艺复兴以来的，通过实验寻找因果关系的方法。而据他的了解，中国历史上缺少这两大基础，因而科学无法产生于中国。
第二层意思更加重要，爱因斯坦认为，科学没有产生于中国，就像科学没有产生于埃及、巴比伦、波斯、玛雅等地方，其机制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人类的各个社会没有产生科学是普遍现象，是相当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反倒是科学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反常，需要做出全面的解释。因此爱因斯坦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在我看来，中国的先贤们没有能够走上做出这些发现的道路，是不值得惊奇的。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发现居然被做了出来。”可见这句话的重点在最后几个字，不在于前边提到的中国。
也许，更有趣的问题在于，既然爱因斯坦说了形式逻辑和实验方法是科学的必要基础，那么他为什么还会说，科学的出现本身是令人惊奇的呢？也就是说，爱因斯坦是不是觉得，仅有这两大基础，并不能保证科学就一定会产生呢？一想到这里，我觉得好复杂。
我大胆猜测，爱因斯坦在这里暗藏了一种逆经叛道的、反必然性的哲学观——在他看来，科学不是必然会产生的事物，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意外、偶然和随机。假如我们认真对待这一观念，看待世界的眼界一定会大有不同。
西闪
说西方科学成功是通过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及文艺复兴的系统试验找出因果关系得来科学。正确与否，那是人家的事，不加妄论。但爱因斯坦说“中国的先贤没有走上科学道路不令人奇怪”却耐人寻思了。中国的先贤怎么就没有走上科学道路了？还不令人奇怪？简直是笑话，中国先贤走上科学道路之早，说出来能惊掉你爱因斯坦的大牙。华夏大族没有科学？你爱因斯坦怎么想，怎么做，那你的事。没人管你！但在世界上公开贬低华夏人文智慧，就过分了。别说你用20几个字母就想玩转华夏人文智慧，做梦呢吧！就算你投胎转世于中国，给你一辈子的时间，你也不见得能弄明白华夏文明的百代传承。同时，这也看出中国科学的无力。不憋屈吗？不枉为中国人吗？坐在高位的高端科技分子们不知都想什么干什么呢？气愤。思量一下这道问答题给我带来的感觉非常不好，有一种有人骂爹妈倔祖坟的感觉。也就是老了，要是年轻我估计真有要骂大街要打人的冲动。因此，决定认真的来回答这个问答。而且，就用一本中国人翻得稀巴烂的乃至世界都知晓的古典“西游记”来回击爱因斯坦对华夏先贤的不礼貌之举。
说：没有中国的穿天猴（爆竹的一种），西方哪来的火箭？没有大唐的铜马车；你哪来的汽车满地跑；没得到竹蜻蜓、风筝的启迪，你何来的空气动力学？牵强！行，太过古老土气。算牵强。过！在说今天世界追捧热议（包括国人在内）的人工智能，在看看中外科技、企业、大学等的追捧热议，都快疯了。我就拿了闷了，怎么就不回头看一看呢，现代的人工智能与古老的傀儡术，就不能对比一下吗？还牵强。行，用陈康烂谷子说事。那就还算它牵强。
我们都记得1997年2月23日，一条来自英国的新闻报道。石破天惊般，立刻在人类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这就是“克隆羊 --- 多利”的诞生。这就是人类在20世纪末发明创造出来的最大的科技成果。西方科技界称之为“CLONE --- 克隆技术”。如果你翻开“西游记”，你就会发现一个神通广大的似人非人的“孙悟空”。他早在几千年前不但可以从自己的毛发中提取生物体细胞和干细胞来“克隆”自己，而且还能够非常高明的“克隆”出自己的七十二个异变种来。并且它们都在实际中得到应用。就连那蠢萌萌的猪八戒都能成功的“克隆”出三十六种异变体出来！而且都得到了非常好的应用。如此的智慧启迪，难道说这是作者的想象力丰富或闲的蛋疼胡编出来的？远古故事与现代人类的发明创造碰撞在一起，真的是巧合吗？像玉皇大帝手下千里眼、顺风耳两员大将所掌握科技，难道不如现代的手机通讯和雷达通讯科技先进吗？或者是古代智者有未卜先知的迷信能力？再或许是老天早有安排吧！你信吗？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它就这么存在了五千多年了。就算是以上臆想，也比西方科技早多少年？看看历史就都清楚了。爱因斯坦说“中国的先贤没有走上科学道路不令人奇怪”不管什么动机与用意，都是不正确的。
凡是认为这是牵强附会的，也不为过。怪只怪当时中国先贤的智慧与世界人文还没脱离或刚要脱离农耕文化的时期，哲学思想和数学物理还无法成形起步。再者中国先贤的智慧太过于高大尚了，与当时的人类智慧不在一条线上。先辈们没有办法只能以西游记等类的形式来告知当时的人类世界（包括西方人文，爱因斯坦也不例外）。因为，说多了，说深了。他们不懂。现在也是如此，包括一部分国人在内，这部分国人连自己的文化是什么都不清楚了。在哪喂鸡粪、喂鸡粪的乱BB。
信与不信的，我不在意。但我把话撂这！要说科学的先见与远见在中华老祖那里来说，真是数不胜数，屡见不鲜！而且都是年代久远，陈旧新鲜的老早存在。比如：“无燃料能源科技时代”，不是我打击西方科技，它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时代是现代的人与科技还没进入、没实现的科技时代。它就体现在“西游记中唐僧师徒五人”之一的“白龙马”的背后。师徒五人除“白龙马”都是人形，不奇怪吗？“龙”在中国传说中是合成拼凑出来的，它具有强大的上天入地的本领，却贬为“马”，当脚力来使用。西游记的作者是不是闲的蛋疼啊，不是闲的。那就一定有另外一个含义。大家都清楚地知道，“马”是人类进入科技领域里的第一部动力系统。这就意味着人类能将科技从“马”进行到“龙”的科技时代。谁还怀疑中华老祖智慧的先见与远见，可以反驳。我接着。不是在这里刺激谁，也不是在这里泄愤。有点，但不多。我只想告诉西方科技“白龙马”背后的典故，是能难倒一大片西方科技的典故（龙的传人的使命）。这个典故对今天西方科技可而言，就是西方科技用榨汁机把自己的脑子榨个稀烂，也榨不明白的一件事。但它在华夏老祖眼里就是“一张黑板，一支粉笔”分分钟就能证明的毫无难度的一件小事事儿。在此我只想对西方科技说一句话“看不懂东方科文，就别评价东方科文”。至此，应该结束了。但有一个古老的现象挺憋屈，但还是值得一说的，那就是“白龙马”能难倒西方科技，可一旦面世，就与华夏古老四大发明的命运相同，必将成为西方科技手中的玩物！有个小视频说的好：华夏老祖养了一盆花，给它浇水，给它施肥，等花开了，叫西方科技这个瘪犊子，连盆都端走了。郁闷归郁闷，但这里能看出东西方科技的秤与砣的那种关系。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否则，西游记就不用组团去“西天取经”了。真的很佩服华夏老祖的智慧，其意义的确深远。以上是从物理学的角度去看西游得到的结果；如果从化学、从医学或其它科系看西游，又能得到什么？如：孙猴子一棍把人身果树打碎的背后是什么？那就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的医术。一副汤药就把果树复活，短肢再生的医术。（声明:这里与中西医内斗毫无关联）这医术是未来医术，是现代医学还没实现的器官复活和再生的医术！难道这也是牵强附会吗？说西游记是穿越古今未来的科技百科全书一点都不为过。哪吒脚踏的风火轮，像不像今天技术还不太成熟的脚踏的飞行器？
过往不究，自古有太极阐述出“金木水火土”五大元素，但它与现代主要科系之间碰撞一下，就存有了至关重要的奇妙关联，它们可相对应现代的“哲学，语文，数学，物理和化学”五大科系。这也是巧合？如果有人认为是巧合，那接下来的就更加诡异了。看唐僧师徒五人也恰恰奇巧的对应了“金木水火土”“哲学，语文，数学，物理和化学”，唐僧师徒五人的加入使呆板的“五大元素”体鲜活起来了。从古今中外的文化底蕴上看。师徒五人只有唐僧看似最无用，但它却是其它四人的师傅。怪不怪？且五大元素中也是只有金看不到真实作用，且有须提炼方可见的特质。现代哲学的地位大家都清楚。因此，“金与唐僧与现代哲学”属性近似类同，可三者归一占领哲学领地。其它“木水火土”的属性都肉眼可见，且作用显而易见，可谓之或类比“语文，数学，物理和化学”以及唐僧的四个徒弟，它们占据四大科系领地，理所当然。至此，从中不难看出这就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倡的“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真义所在？
在此只说“西游记”不是一部简单神话小说，它证明了华夏先贤那高远科学执念。在此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西游记”这部古典，自以太极开篇开始，就一路贯穿以农耕文化至现代科技前沿以及未来科技经历的所有历程。最后引领人与科技进入“洁净的无燃料能源科技时代”！西游记之路，就是古今未来的所有科技与时代之路。已证的、未证的、现代人文实现的，没实现的都隐含其中。具体怎么把它们抽离出来？那就靠个人的机缘与理解能力了。这就是华夏先贤留下的机缘。没有能力去实现，没办法，只能退而求其次了。对此东西方科文都不例外！这也是东龙、西凤如何结缘？如何戏太极之珠终极意义！机缘在此，适者生存！
不喜勿喷！
肖颖50
爱因斯坦在这封信件中明确指出，近代科学的发展在方法论上需要两大发现，也就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法，和以实验为基础的“从特殊到一般”的分析和归纳法。在近代中国并没有出现近代科学，毫无疑问，爱因斯坦的看法是深刻和准确的。
上世纪，在国内外早有大量的仁人志士，对此进行讨论，为什么中国在近代没有了科学，其中哲学家冯友兰写过《 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竺可桢也写过《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物理学家吴大猷有《数百年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这些文章普遍的看法是一致的。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萌芽，但这些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而英国的李约瑟提出了李约瑟难题，也就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欧美的范围。
近来，值得注意的是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的发言，他在2004年的演讲中分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几个原因。
首先国人的思维传统就是着重实际，而不注重抽象的理论和架构。
其次，科举制度和贬低技术的社会观念。
再次，杨振宁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例如易经等对社会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从而使国人对于各种现象都是泛泛而言，缺乏深入的研究，演绎和归纳。这就是为什么早在中国古代数学就认识到“勾三股四弦五”，而没有发展出毕达哥拉斯定理这样的普遍公式。易经里有阴阳八卦，但却产生不了莱布尼茨的二进制，其中更是充斥着各种神秘主义或者不可知论，从而阻碍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爱因斯坦认为：中国的先贤没有走上科学道路不令人奇怪，这种思想和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名家们所讨论的结果是一致的。中国哲学和文化重视整体，喜欢抽象朦胧，这些在中国文艺上取得独特的魅力和成就，但对科学的发展却是不利。
量子实验室
因为争议很多，那么我现在需要对前天回答的这个问题重新编辑一下，由于同一个问题不能回答两次，所以我只能在原来的文本后面继续写，那么下面会有分割线，嫌多的人可以出门右转，路远不送 。
这么有趣的问题竟然没人能够回答，那么作为提问者我就来掺和一脚吧，回答内容是我的一篇文章
“李约瑟之问”可能为广大国人所熟悉，而此问题针对的对象，便涉及到了冯友兰和爱因斯坦对“中国有无科学”的评价。这里，我们且不管李约瑟自己的解答，而冯友兰的观点在早先的文章里也已经提及，因此，笔者主要来谈谈爱因斯坦究竟指出了一种何样的事实。至于这个问题的起因，则是源于一篇学术论文。
杜保友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名字叫做《冯友兰与“李约瑟难题”》，其中主要涉及到了冯友兰、任鸿隽与爱因斯坦对科学的看法。但在笔者看来，作者似乎预设了一个目的，即数学（按：指几何-逻辑，一般认为，逻辑学是受到几何的启发而出现的）—归纳（按：指近代因果关系）被当作现代科学的充要条件（或者说必要条件）而呈现出一种必然性。因此，这不但导致杜先生对任鸿隽产生了误会，连带着对爱因斯坦的话也产生了偏差性的解读。
笔者在之前的文章里引用过任鸿隽的观点，读者可以清楚的发现，事实上任鸿隽是瞧不起演绎法的，他引用哈佛校长的言论，包括文末列举的中外例子，皆是为了突出归纳法乃科学的这一认识。其实不难想象，自从休谟第一次高呼要将神学、形而上学的“无用作品”扔进烈火之中，康德开始接过休谟的大旗，不但“砍掉了上帝的脑袋”（按：海涅语），连“古代形而上学”这位女皇也被拉下王位。接着，黑格尔试图恢复哲学的“无所不包”，可惜他的《自然哲学》最终成为“科哲战争”的导火索——不但哲学家们厌恶他，科学家也是对其恨之入骨。“科哲战争”来到中国之后，则演变成了当年名动一时的“科玄战争”，结果同哲学一样，玄学也立马败下阵来。因此，在自然科学兴起的一段时期里，注重思维（按：心）的哲学根本没有机会凭借着演绎法去战胜以归纳法开启征程的自然科学——这恐怕就是杜先生对任鸿隽的文章“有选择性的引用”之原因了，所以他强调演绎和归纳，却省去了任鸿隽对演绎法的批评。
但杜先生为何一定要突出“数学”这一特点呢？初步阅读过科学史著作的人们可能都会好奇，“数学成为科学”难道不是笛卡尔时代后发生的事情吗？古希腊人的“数学”何以成了“现代数学”的源头？有这个怀疑是正常的，而杜先生却完全忽略了这一“古今之别”，且不打算深究这个问题。这是何故？原因无他，皆在于对“爱因斯坦的评价”作铺垫罢了——有选择性的对待任鸿隽，同样出于这个理由。
人们熟知爱因斯坦的评价，可能更多来源于李约瑟，因为李约瑟在著作中首先引用了爱因斯坦的看法并作出了自己的批判。但爱因斯坦的观点，乃是出于对一位学生的回信。这个学生叫J.S. Switzer，胡大年对其背景作过交代：斯威策(J.S. Switzer)是一位美国陆军上校，退休后到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其间他选修了汉学家Arthur F.Wright的阅读课(Reading Course)，探讨“中国有无科学的问题 (the question of science or no science in China)”。为此，斯威策自作主张，将课上讨论的主要问题记下来寄给了爱因斯坦，并得到爱氏的答复。
爱因斯坦的回信原文如下：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during the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o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o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郝炘对此段话的翻译是：
西方科学发展是建立在两个重大成就的基础之上的：希腊哲学家们（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通过系统实验找到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不必对中国哲人没能走出这些步骤大为惊讶。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有人做出了那些[科学]发现。
杜保友对此段话的翻译则是：
爱因斯坦在1953年给美国的一位学者斯威策（J. S. Switzer）的信中这样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杜先生又对此作了自己的解读：
爱因斯坦这封信传达了三层意思。其一，科学发展是以其特有的方法为基础的，此方法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体现于古希腊《几何原本》中的形式逻辑即演绎逻辑，二是应用于文艺复兴时期探求因果关系的实验方法即归纳逻辑。这与本文在前面所说的科学的两个基本特征即数学化和实验性是一致的。其二，这两个方法论发现没有产生于中国而是产生于西方。其三，中国人没有作出这两个发现不足为奇，而西方人作出这两个发现倒是令人惊奇的。以上第一点和第二点是陈述了两个客观事实，只有第三点表达一种主观态度，即用于数学的演绎逻辑和用于实验的归纳逻辑的发现是令人惊奇的，正因为此，中国人没有发现它们是不足为奇的。
可见，郝炘女士和杜先生的认识差别不小，前者（郝炘）以为“those discoveries”指的是“现代科学”，后者（杜）则以为指的是“演绎法和归纳法”，那么哪个理解比较准确呢？很明显，应该是郝炘，而她也给出了自己的理由。
J.S. Switzer的老师芮沃寿曾对李约瑟的观点提出批评：
Needham's analysis of Chinese thought appears to be based on two teleological assumptions. The first is a theory of universal progress which holds that all men everywhere have been moving toward "science" in its modern Western sense; this "science" is an ultimate value, the goal toward which all intellectual endeavor should be directed. The other assumption appears to be that men everywhere at all times have,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been struggling toward an ultimate collectivist Utopia;...
I am not persuaded that man's attainment of modern science was in the West or elsewhere a fore-ordained goal in terms of which his other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s should be evaluated. I would be inclined to follow Albert Einstein who, in 1953, wrote in a ltter to J.S. Switzer:
郝炘作了翻译：
李约瑟对中国思想的分析似乎是建立在两个目的论的假设之上的。第一个是一种普适进步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一直在朝着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前进；这个‘科学’是一种终极价值，所有的智力探索都应该向这个目标努力。
我不能信服，人的现代科学造诣，在西方或其他地方，是一个预先注定的目标，其它的智力成就都应该用这个目标来恒量。我倾向于爱因斯坦的观点，爱因斯坦在1953年给斯威泽的信中写到。
不难发现，芮沃寿最先怀疑的便是李约瑟的前提预设——古希腊人已经决定好了世界未来的走向，因此，科学的演进只不过是顺着古希腊人开创的道路而前进。简单总结一下，便是芮沃寿不相信现代科学乃古希腊人努力实现的目标。而且我们也很难想象这样一种事实——现代重要科学家爱因斯坦竟然会将现代科学的功劳完全归功于古希腊人那种粗糙的演绎逻辑，或者是现代科学初期极为粗糙的归纳法。虽然爱因斯坦认为这两项发明确实重要，但显然还不可能重要到超越现代科学的地步。
所以，只要认识了现代科学的进展，那么“中国有无科学”的争论意义便不大了。因为和古希腊、文艺复兴比起来，现代科学才是真正令人惊奇的产物。即便没有古希腊人的演绎逻辑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因果论的发现，现代中国依旧可以拥有现代科学，事实上，物理学、数学这些学科恰恰和人文学科不同，是不需要去学历史的。可见，杜先生完全弄错了方向，根本上误读了爱因斯坦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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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前面的回答争议很多，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爱因斯坦问题的具体细节。这里我先亮明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免得一些家伙光想“简明扼要”，在我看来，如果真的有什么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那一定就是“大道至简”这样的信仰了。问题：1，爱因斯坦问题近年来之争议究竟是谁引发的？2，杜保友的论文引用的“爱因斯坦信件”是否准确？3，到底爱因斯坦是在指中国的科学技术令人惊奇，还是指古希腊人的演绎法、近代以来的归纳法令人惊奇，亦或是爱因斯坦时代的现代科学令人惊奇？这几个问题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下面回答的时候会穿插在一起来说，这里我们再引用一下还学文女士的文章。
许良英的译文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这是七十年代许良英先生的译文，虽然书里写的是“胡文耕译”，但实际上就是许良英先生翻译的。这个译本的意思，明显是说“爱因斯坦觉得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令人惊奇”。
到了八十年代，许先生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翻转，将译文变成如下所述：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这样一来，译文就变成了对形式逻辑和文艺复兴时期归纳法的极度推崇了。
后来经过何凯文的质疑，许良英在05年再次做出修改，翻译如下：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但实际上，九十年代时许先生的学生胡大年已经在美国找到了爱因斯坦的回信原件，并跟美国科学史家Martin J.Klein进行了深入探讨，许良英也非常推崇Klein，但这次讨论却对许良英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他依旧坚持第二次翻译是准确的。
所以我们不难看到，对爱因斯坦信件的争议首先来自于语言问题，即“英-汉”翻译（爱因斯坦的回信写得是英文，而非德语）。胡大年以为，05年老师的第三次易稿还是有问题，依旧不准确。胡大年和Klein以及F.L.Holmes讨论后的意见主要是：
使人惊奇的是，那些发现，【不论在何处或被何人】，到底都被做出来了(and that's enough!)。
而Klein的意思非常明确，由胡大年进行了转述：
Martin said that Einstein was not an expert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It is probably irresponsible for him to make such kind of judgment on this important question
（Klein说）爱因斯坦不是中国科技史专家，对他来说对如此重大的问题作那样的判断是不负责任的。
这已经说的很明白了，爱因斯坦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问题不愿妄下结论，而只是说，不管中国还是西方，科学研究被做出来了，这很值得惊奇，至于它出现在中国还是古希腊和近代，那无关紧要。
显然，这跟许良英的第二次译文意见上完全相左，但许良英并不接受，直到二十世纪初何凯文投稿到《自然辩证法通讯》，许良英才对第二次译文进行了反思。需要注明的是，此处的何凯文是科学史方向的哲学系人士，而非考研英语的何凯文。许良英当年为何不接受美国科学史的两位学者以及自己看到了原件的学生的意见，我们很难理解，他的翻译处理是“虚拟语气”，又说不这样处理就会导致“逻辑上的错误”，但究竟哪里错误他一点没说，并在第三次译文里修改了“没有逻辑错误”的第二次翻译。或许，“有过则改”从古到今在世界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仅仅是普通人，学者同样如此。
还学文女士又举出美国著名科学史家Nathan Sivin的态度来进行说明，国外科学史家在面对中国古代科学为何没能产生出现代科学这件事情上都很谨慎，这与Klein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些严谨的科学史工作者没有嘲讽中国没能产生出现代科学这个问题，也没有人否定中国古代科学上的成就。
李约瑟之问
我见到有人在评论里嘲笑李约瑟提出的“四大发明”说，评论者还说“看到李约瑟就想笑”，这倒是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只要翻过李约瑟作品的人，都知道这是科学史上的大部头著作，信不过汉语翻译的人通常会直接查阅原本，可以说，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史的描述和举证是相当完善且谨慎的，而四大发明不过是其中的九牛一毛，这部作品本身就是科学史著作的典范之一，能让我们看到西方学者扎实严谨的著述态度。但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国内的“四大发明”说并非始于李约瑟，而是始于卡尔·马克思，作为向来需要学习政治教材的我们，竟然连这个都不清楚，倒确实让人想笑。而一个读过李约瑟作品的人，也不可能会联想到“四大发明”，因为四大发明只是技术史，李约瑟关注的则更多是科学史。
而李约瑟之所以会来写这部作品，他表达的意思很清楚，是因为看到了爱因斯坦的信，并且他不认同冯友兰26岁时在美国杜威门下时发表的论文中的观点，所以他要亲自来做这方面的整理工作，但这不是他的根本目标，他的根本目标是“李约瑟之问”——为什么中国也有古代科学，但产生不出来现代科学？这个问题现在依旧生机勃勃，而人们也相信，李约瑟并没有解决自己提出的难题。
李约瑟涉及到爱因斯坦问题时的优势是什么？优势就是他对中国古代科学史作了谨慎的梳理（他作出了行动），所以Klein明确说了，爱因斯坦清楚自己并非科学史方面的专家，因此保持了谨慎的态度，不去评判中国为何没有从古代科学产生现代科学这个问题。但李约瑟的问题在于，他误读了爱因斯坦的意思。
芮沃寿的回应
我们知道，斯威策是芮沃寿的学生，而斯威策上课后产生好奇的地方在于“中国古代科学为什么没有产生出现代科学”，而非“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
朱元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自然科学成就在古代是一个巅峰，如对于月亮如何生成（批判《礼记》），测量北极星的仰角度数，通过山体海洋化石推测陆地的形成原因，探讨雪花的构造，反对古代观点进而提出日、月同向而非反向移动（涉及到参照物和速度），认同沈括的说法提出“月无盈阙”（这点放在今天也是对的），认同月亮是反射太阳的光而发光（今天也是对的），改进了水浑仪的弊端，设想人若能缩小进入浑天仪进行观察就可以改正前人的天文知识上的错误等等，所以李约瑟对他大加笔墨进行探讨，更重要的是，明末东学西渐时，西方人依据的文本就是朱元晦的文本，启蒙运动的中国依据也是朱元晦的注疏和思想，莱布尼茨等人也引元晦为同道。南宋这个时期，元晦的许多自然科学思想是远早于西方的——李约瑟的问题恰在这里，为什么后来中国的自然科学突然就陷入了停滞？而西方人怀特海也指出（跟罗素进行过合著），朱熹之后的中国再无天才，反而是把天才都用在了对古人的注疏上面（可能指清朝）。
怀特海这句话我保留意见，因为明末西学东渐，中国的科学史是有很大发展的，而且很快就能逐渐赶上西方，所以当时出了不少科学方面的人才，儒家当时对利玛窦以及《几何原本》的极度尊重很能说明当时的学者根本不存在清朝的那种“奇技淫巧”的鄙夷态度。而且，我没有见过其他学派有对西方科学产生出任何兴趣。明末的西学东渐停止的主因，是满洲人出现了。
十多年前看过一个纪录片，讲的是清初其实也比较留意自然科学——我以前一直以为满洲人从来不重视科学。西方科学到了清朝，在康熙皇帝的时代他个人是很喜欢这些东西，但问题是他只允许皇室成员进行学习，民间和大臣则禁止学习科学。有人说清朝不需要背锅，我倒是觉得清朝从来都是坐在锅里的，明朝再差劲也没禁止过学习科学，即使民间有人一开始反对近代西洋历法，但彼此一印证，民间这边错了，人就去改正，开始去积极学习。后来到了乾隆时代，他收藏了许多西洋科技成果，却也是禁止民间学习科学。原因无他，主要是怕汉人掌握了这些知识来造反——所以哪怕大臣和民间制造商要改进火炮时，皇帝们都要再三勒令阻止。阻止的结果是什么呢？是防住了汉却防不住西洋人，最后连汉也防不住了。
我们再回到芮沃寿的问题上来看看胡大年和Klein他们的观点准不准确，因为人们在讨论爱因斯坦的回信时，始终忽略了斯威策和芮沃寿两个当事人。从芮沃寿的态度看，他与Klein这些科学史家观点比较一致，所以他是反对“李约瑟之问”的。他的理由在于，现代科学不是因为古希腊人或更早些的古巴比伦、古埃及人预先设定了一个现代科学的目标，进而迈出了第一步。实际上，科学的发现和发展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那样，自己走了一圈丰富了自身后回到起点，黑格尔所言只是哲学的发展历程（即便是哲学史，这种观点也很值得商榷），而绝不是科学的。
从前面胡大年和两位美国哲学史家的观点已经得出，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严肃的科学家，不可能对自己不熟悉的问题唐突应答，所以他避而不谈“中国的古代科学为何没有产生出现代科学”这个问题，而是说“演绎法和因果思想”被人类所发现，这就足够令人惊奇了，即要求斯威策不用纠结于西方还是中国这样的问题——其实代表了科学具备普遍性的特点。但我对此还是非常怀疑，因为在近代以来，数学终于成为科学知识，又一直到莱布尼茨以后，逻辑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且普遍的语言，这已经完全不是古希腊人的演绎逻辑了（迷糊的，买一本逻辑学作品读一读，觉得国人写的不好，可以买本西方的），数学和逻辑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哲学突变为“分析哲学”（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开始研究哲学），分析哲学不但使哲学成了一门严谨的学问，且推动了数学等学科的继续发展。爱因斯坦作为一个现代科学家，他怎么可能不清楚这个事实呢？而“文艺复兴”时代的问题，爱因斯坦则明确表达过跟它相反的意见，但相较于古希腊，文艺复兴时期也是有长足进步的，比如拉美特利曾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自己把解剖结果呈现在经院哲学家面前时，经院哲学家却依旧相信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人是用心脏而非大脑思考的。可见，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成果和古希腊并不相同，毕竟一个诉诸演绎法，一个则诉诸实验和归纳法。
芮沃寿指出，爱因斯坦和自己的观点一致。郝炘以为，这已经可以证明所谓的“令人惊奇的发现”是指“现代科学”，而非“演绎法”跟“因果关系”。因为芮沃寿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即便西方科学，也不意味着古代科学与现代科学之间有某种先天预定好的必然联系。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除非科盲。
郝炘举出的另一个证据，是爱因斯坦说过“最令人惊讶的是被认为不可理解的这个世界竟然可以理解”，科盲们对此肯定是一脸懵逼，不知道这句话是指什么的。但只要稍微具备点科普素养，就知道这恰恰是针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思想而提出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虽然相信精确化的学问才是知识，但又认为人类普遍无法跨越计数和度量的不精确性，所以世界在根本上无法理解，进而导致了人们继续追求形而上学的类比（现代人库恩后来转而研究古代科学，希望解开“古代科学被形而上学统治两千年而没能发展成现代科学”的谜团）。那么，“可以理解”显然超越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不可理解”。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了：爱因斯坦对斯威策的回信不仅仅是出于礼貌和严谨，还有劝诫斯威策“重视现代科学”这个“令人惊奇”的成果的意思，而不需要纠结于中国古代科学为何没有产生出现代科学，以及古希腊演绎法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归纳法这些过去的科学。
杜保友的诡异引用
最后，我们来看看杜保友的引用。杜保友引用的文献资料很奇怪，因为《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发行于1976年，杜在注里面却标为1977年（第二卷才发行于此年），更奇怪的是他所引用的内容跟第一版里的翻译完全不同，而是八十年代第二版里的翻译。这是什么原因呢？恐怕只有作者自己清楚了。
此外，我对评论里所说的“环境”很认同。这着实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我不相信它是一个主要因素，因为学术科研毕竟有它的研究主体，人们的努力则体现在这个过程里面，像当年的德国科学家，很多没有这种外部环境，却依然有很大成就，我们国内也有不少优秀的科学家。前些年学术和科研团体有很多学者讲不要用政治绑架学术、科研，其实就是要说明学术的独立性，但在实际上，批西和捧西的人，都在用政治绑架学术。
肥嘟嘟的小不理
看了一些评论，自己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互通有无。
这是我一直在追寻的问题。
“路！走错了。”这是现代哲学家梁簌溟的答案。
不是科学未曾有过。水利工程方面李冰父子所完成水利工程都江堰到现在都在造福巴蜀之地。数学方面：《九章算术》算是领先当时世界的。在汉代就有了。
种植科学是到了近现代才被超越的。医药学直到现在依然无法被西医所替代。
爱因斯坦说：中国所以领先世界几千年，就是因为技术领先。
所以你不能归咎于祖先如何选错了道路，而西方哲学如何指引科技前行。
咱们也可以看看西方文明的渊源始发之地。神圣的古希腊文明。
现代科技，准确的说是西方思想的源头。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从印度引入的划分基本田地的基础几何和数学。十进位置。发明了政体民主体系。三大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其地位基本等同于中国的孔子。但他们系统的接受已知的知识，教导探索知识的疆界。而不是 刻意追寻人文科学。规定教育疆界。
虽然西方经历了神学时代，神学教育依然遵循着探寻原则。这是古希腊的文化的基因。哥白尼就是当神学圣经与探寻知识疆界之间出现矛盾时的牺牲品。
直到黑暗时期黑死病过后。欧洲人民主流文化意识开始重新回到古希腊哲学思想，新教建立，崇尚思想自由。我们把这个时期叫做文艺复兴。实际上，跟文艺没只有半毛钱关系。主要还是复兴的是古希腊古罗马的一整套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包含着人文，政体，数学，物理，美学，化学，原子论，自然科学等等。跟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并不是一个意思。并不是特指人文伦理。
说到东方哲学你脑子里基本不会把九章算术，天工开物的科学知识一起归入到东方哲学范畴。这就是东西方哲学最大的不同。
欧洲的古希腊古罗马的这次再生运动译作文艺复兴大概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字，并不能承载即将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化知识。或是读作文译复兴。因为当神学兴盛时，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文字记载内容在本土已经很少了。庆幸的是从阿拉伯人书籍里又找到。重新翻译过来。而中国的近代又何尝不是从文译开始的，白话文运动可能就是为了文字可以承载即将翻译过来的大量文化知识。
文艺，文译。
写到这里，我想说的是。一个基因是探索未知疆域，从而定义概念范畴再到重新定义或是补充定义概念范畴。另一个基因是规定概念范畴。这两个基因产生差距不是很自然吗？
做一个怀揣谦虚之心的人，探索未知。其乐无穷。
小桥流水人家
我不知道爱因斯坦是否说过这句话，但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的先贤没有走上科学的道路的确并不令人奇怪。
中国的先贤，如诸子百家，他们所关心的命题，更多的是“人事”，或者用近代社会科学的分类来讲，属于“伦理学”的范畴。而自然科学所关心的，更多的是“物和理”，以物为研究对象，探寻背后的规律和原理。虽然现代医学以“人”为研究对象，但也是将人“解剖”了，当作“物”来看的。因此，古代先贤，并没有研究自然科学的兴趣。唯一打了一点擦边球的先贤是墨子，对光学有一定的发现，但对于整个墨子学说而言，“人事”方面的“兼爱、非攻”才是重点。
此外，由于兴趣在“人事”，中国先贤建立学说体系的时候，比较喜欢大而化之，也不注重逻辑思辨，更要命的是，几乎所有的先贤，都存在概念不清的问题。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但却没有清楚的说明，什么是仁，什么是义，反倒见仁见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老子将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道可道，非常道”，就是不告诉你什么是道。对于自然科学来讲，首先就得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不然一切都成了空中楼阁。
但我们不能责备我们的先贤，他们有自己的兴趣点，选择了一条与自然科学并行前进的路。和自然科学一样，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同样推动着世界文明的进步，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会继续推动。
自然科学解决了“人与自然”的问题，而我们的先贤，则为解决“人与社会”与“人与自身”的问题提供了药方。
上庠
这就是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区别！爱因斯坦对问题的认识是以理性化为前提的，他对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感性化认识根本不甚了解。因为犹太人向来以理性化的智商为重，感性化的情商为次！但过去的历史规律恰恰相反？过于精明着重于眼前的一切虽然得一时，但不能得一世！人家跟你打交道而你把算盘珠打得劈里啪拉响，从来注重手段而不注重情面，只要能得到的？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别人和他们打交道吃一二次亏还行，但第三次就很难打交道了！无形中就跟他们形成了一种隔阂和鸿沟！人家不跟你打交道总行吧，就算你遇到了什么困难，人家也只看不帮你，为什么？因为帮了你犹太人也不好记着我的好，相反可是演绎《农夫与蛇》或《东郭先生》的故事！作为祖先是游牧民族的犹太人是世界历史上最东游西荡的民族，其实他们的文化底蕴也不可谓不丰厚，其中犹太教包含了犹太神学、历史、文学、哲学、语言、科学、艺术、建筑、服饰、社会组织、伦理规范等各个方面的成就！但民族性格的使然只能让他们成为历史上的弃儿！在冷兵器时代，除了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战争和强权掠夺！还有就是利用血统亲情宗教同义等进行的政治联盟来扩大己方的领土和势力范围！这其中不乏各路王候利用情商以称兄道弟为名联合各派为已所用，在世界历史各阶段，帝王将相都会用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打天下平天下！而犹太人这个民族恰恰就缺少这方面的情商基因，就是因为他们对金钱实物等眼前利益太过于贪婪而忽略了人情关系！这绝对是犹太民族致命伤！所以就算历史上他们也曾建立过以色列王国，但也只存在了几百年，最后被巴比伦帝国所灭！历史教训太多却怎么也改变不了该民族的特性，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的灭绝犹太人计划的确真正触动了他们自闭的神经？几百万人被纳粹屠杀尸横集中营成为世界史上最悲惨和残忍的暴行！也只有这次屠杀让犹太人改变了许多，才有了今天的以色列国。而以儒家文化为感性认识的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文明的持续，儒家道家学说无疑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各朝历代的政权转换中，多有不乏外夷入侵而立国立朝的，但其外夷文化并没有改变前朝之文明？反而又以类似前朝遵守的儒家道家教义而治国？从根本上也就被同化了，成了中华文明延续的捍卫者？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的，为什么？因为儒家思想倡导"礼、义、廉、耻！道家学说提倡，德才兼备！这些都是以感性人性为本的情商型思想，但儒家思想很奴性，逆来顺受也是其教义之一，受之这种思想的人们往往很缺乏反抗精神？软弱如羔羊一般！所以是历代统治者最容易统治的羊群。我们现代人其实要以理性和感性并重，二者合一的智者才是最完美的！
遥看夜空满天星
爱因斯坦大神的见解是非常深刻的，现代科学的诞生，要求的条件是极其苛刻的，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仅此一回，而且屡屡几乎夭折。因此，科学的诞生，是人类历史上值得惊奇的重大事件，但它又是在人们不经意之中，悄悄发生的，甚至可能连它的建立者们，最初都没有预料到它本身的宝贵价值。
我们一般认为，科学的萌芽诞生于古希腊，尤其是跟古希腊哲学息息相关，当然也离不开古希腊诸城邦的社会环境。比如我们说的古希腊哲学实际上最早诞生于小亚细亚和意大利，这些地方是古希腊的殖民地。后来才在古希腊的中心城邦，比如雅典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位重要的思想家。
在古希腊人的政治生活里，辩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当时有一个做诡辩学派，或者叫智者学派，他们的身份是辩论教师，教给人们辩论的技巧怎么样在辩论时（不择手段地）获胜。苏格拉底等人非常反对这种做法，认为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应该基于真实，不能不择手段。
古希腊哲学追求真理truth，或者说真实。这种手段不是为了现实目的，而是为了获得心灵上的自由。当然啦，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些人其实是奴隶主，或者是衣食无忧的自由民。蔑视物质利益，甚至反对通过哲学来获得利益，也是古希腊哲学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
为了获得个人的心智自由，超越物质利益，单纯地追求真实。甚至为了维护这种精神、研究和真实，不惜牺牲。这是希腊哲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特征。亚里士多德一句话可以作为代表“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揪出前人的错误，超越前人，甚至否定前人，这一点大概也只有古希腊哲学家们做到了，并使其成为一种哲学精神。牛顿的名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际上也是来自于这种哲学精神。。所以在古希腊哲学里，我们是看不到什么圣人的，因为圣人是至高无上的，别人无法超越他。比如孔子对颜回的态度，就是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当然，孔子自己也不是特别喜欢这种态度。
古希腊哲学、科学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希腊城邦，被罗马统治之后，古希腊哲学的书籍和研究中心多次转移，多次濒于灭亡。大约只是由于非常巧合的原因，才在历史上保留下来，并且在文艺复兴、科学革命、思想启蒙时期重新发扬光大，最终成为现代文明的源头。
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文化，或者是其他民族的古代文化，能够像古希腊哲学那样义无反顾、甚至说不顾一切的追求理性上的真实，是非常罕见的。当然啦，在古代圣贤的思想之中，是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呼应的一些闪光点，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出现了孔子、佛陀和古希腊哲学家们众多的文化名人，奠定了各自民族的文化基调，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把这个时间称为轴心时代。我们要看到各自文化里呼应甚至相同的一面，也要用心研究它们之间的差异，这对于我们今天甚至未来应该如何做事情，都是有非常有益的启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