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儒僩先生在翻看李其瓊先生的畫作《乘象入胎》。
“古壁悠遠意難明，
夜闌青燈讀佛經。
爐火微溫似將滅，
始解棉衫入寒衾。”
當孫儒僩先生在他蘭州的家裡寫下這首為紀念去世五週年的老伴李其瓊而作的小詩後，眼圈微紅，眼角有淚。他穆然而思。一頭銀髮在斑駁的陽光中閃亮，清癯的面龐上呈現深沉的神態。
小詩的每一個字都瀰漫著孫老難以言表的思念和情愫。
孫儒僩，這位93歲高齡、在敦煌莫高窟工作了58個年頭，罹患過兩次癌症的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第一任所長，經歷過怎樣的人生和風雨才走到今天？
不懼莫高窟裡的那些寒冬
1947年7月31日，孫儒僩踏上了前往敦煌莫高窟的路程。和他同時前往敦煌的還有黃文馥、歐陽琳和薛德嘉3位女同學，她們都是四川省立藝術專科學校應用藝術科的應屆畢業生。
“那時從成都到敦煌有兩千多公里，交通困難，路途坎坷。我們遭遇過洪水，走過蜀道，在大西北的土丘陵和戈壁灘上盤桓，顛簸之巨扭斷腰。越往西行越荒涼，心也跟著荒涼。敦煌的情況如何我們誰也不知道，對前途的渺茫感時時襲上心頭。”
途中眼見河西走廊多是高山大漠、戈壁荒灘，與四川的青山綠水迥異。經過25天的顛簸，他們終於到達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
時間像退潮般沖淡一切，也像漲潮般在某個不確定的時刻將一切又重新帶回人們的記憶中。某個場景就這樣不經意間在孫儒僩先生的腦海中重新回放，似乎重新找回了那些流逝的歲月，回到了從前。
“我當時從成都來到敦煌，生活水平陡然降低很多，但因為年輕適應性強，剛來還能受得了這種改變。可是第一年的冬天，我才感覺到什麼是真正的寒蝕骨髓。”
零下一二十度，滴水成冰。宿舍裡沒有火爐，沒有棉衣褲，只有一床薄被。實在凍得受不了就和其他工作人員擠在一個辦公室裡，靠一個燒柴的火爐取暖，實在瞌睡得不行，孫儒僩才回到冰涼的宿舍睡覺。天明起床，被頭是一層白霜。
第二年，也就是1948年的冬天，孫儒僩和同事段文傑住鄰居。火炕共有一個煙囪，他們便商量著燒炕取暖，因為不會燒，所以炕時冷時熱，燒了一個月，乾脆不燒了。這種寒冬中的艱難生活，直到上世紀60年代才有所改善。當時有老職工告訴他，讓他買一雙氈靴。放羊的蒙古大嫂也給了他一些羊毛，他請工人幫忙紡成毛線，又請女同學教他織襪，花了很長時間織成幾雙毛襪，用了好些年。
那麼，水又是怎樣的呢？孫儒僩先生告訴我，莫高窟大泉的水是苦澀的，因為含硫酸鹽類物質多，喝這種水經常會鬧肚子。水是渾濁的，大雨之後水溝裡泥糊湯水，多少天都清不了，要自然沉澱才能飲用。冬天取水要到冰凍的河裡鑿一個冰窟窿，在裡面舀水挑或抬回來，甚至是用斧頭敲打下冰塊揹回家放在火爐邊慢慢溶化。本來室溫就不高，一大桶冰塊，真是雪上加霜啊。
上個世紀40年代，孫儒僩和同事每天只吃兩頓飯。業務人員大都是南方人，天天吃饅頭、麵條很不習慣，但是還得吃，只有逢年過節才能買點大米改善一下伙食。一次，一位本地的大師傅蒸米飯，把米淘了，裝在碗裡上籠蒸了半個小時，結果米保持原樣，還是生的。原來他不知道米裝在碗裡後還得加水。
這段追憶是真實的。孫儒僩先生對自己在崢嶸歲月裡的甘苦深知其味。他給我講這段故事時，自然是帶著一種輕鬆的口吻，可是，在我聽來卻無法輕鬆。
享受莫高窟裡的“器物精神”
“1947年，我初到莫高窟看見的千相塔只有兩層，八方形，體積不算小。後來我發現在莫高窟南端盡頭第138窟的窟簷內，堆積了許多殘塑，一片狼藉。當時我心裡就有把它們復原的想法。”
那幾年間，孫儒僩和同事竇佔彪把千相塔的殘塑稍加整理，找一處洞窟把這些殘像重新立起來，既可以觀賞研究，也便於繼續保存。經過反覆比較，最終選擇了第450窟。如今他已記不清修復整理了多少殘像，一些殘存的塑像頭部也製作了不同大小的泥座，分別把它們安放在泥座上，再放置在空的佛龕裡。
“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件殘塑的面部是模塑的，是值得研究的寶貴資料。另一件木雕六臂觀音，可能是唐代的。在我和竇佔彪清理這些殘塑的時候，觀音身手分離，手臂分離。經過竇佔彪師傅仔細拼裝，終於成為一件可觀的珍貴木雕六臂觀音殘像，在石窟藝術中，這是獨一無二的珍品。”
人們製作一個物件或者完成一項工作，並不僅僅是為了實用，還有它的美觀和觀賞價值，他們在塑像修復過程中樂此不疲，這其實就是我們常說的“器物精神”。孫儒僩和同事所做的這項工作，傾注了個人情操和人生態度。他們享受這份工作，就會傾盡心思將它做好，直至完美。
莫高窟景觀內有一座“慈氏塔”。在佛教上，“慈氏”即是彌勒菩薩。“慈氏塔”原來在三危山中的老君堂，它是五代或宋代的文物，距莫高窟約15千米。但長期以來，“慈氏塔”就“隱居”三危山中無人知。
為了能讓小佛塔重現靈光，孫儒僩先生主持搬遷“慈氏塔”的工作。
“1979年，所裡有人告訴我，有人從三危山裡往外搬運建築木材，我突然想到會不會有人去拆毀慈氏塔，這麼重要的塔，要是遭到損毀就太可惜了，如果能借機把這座塔搬遷出來，復原在莫高窟適當的地方，應是妥善保護此塔的最佳辦法。於是，1979年的秋天，研究所派我和保護研究室的李雲鶴、竇佔彪、段修業、馬述仁等十餘人同去勘察，並在現場討論拆遷有關問題。”
慈氏塔所在地現稱為老君堂。當時孫儒僩一行人看到的是，老君堂大殿遺址兩側廂房、配堂等建築均已被人拆除殆盡。遺址前方右側的高坡上有一座單層土木結構的小塔，那就是慈氏塔。塔的正門朝向遺址的軸線，孤零零地聳立在群山間。
慈氏塔雖小，但其設計建造卻有其獨特之處。這座珍貴小塔若遭人破壞，實在太可惜，會是中國古代建築歷史研究上的重大損失。可是，塔的拆卸涉及到許多文物保護的具體問題，如小型泥塑天王的包裝，木構件的拆卸、編號、包裝，塔身內外壁畫的剝離和包裝等。而且拆卸完成之後如何運輸等，都是擺在他們眼前必須要慎重考慮並安全解決的問題。
“三危山上天氣炎熱、乾燥、暴曬，基本無水，每天必須自帶飲用水及乾糧。山間的道路崎嶇難行，山溝裡全是風化的小石子，稜角尖銳，幾天就能使新鞋磨破，行走起來確實艱難。人拉、肩扛、駱駝背，拆除工作持續了近10天的時間，辛苦程度真是無法言說。但是辦法總比困難多，最終我們把慈氏塔安全地請出三危山。”
慈氏塔作為中國古代建築歷史上的一個孤例，經過拆遷復原，使這具有千年歷史、古老而珍貴的建築小品終於得到妥善保護，並長期存在下去，這也是中國古代建築歷史上的一件幸事。
1984年7月，李其瓊先生在臨摹壁畫。
點亮敦煌人心中的“心燈”
人生中事業是必要的，但代替不了個人獨一無二的情感生活。這種情感生活基於共同價值觀，以及基於文化內涵和底蘊基礎上的愛。
當我問及孫老先生妻子李其瓊先生的故事時，他從影集裡取出老伴在部隊畫畫時的一張照片。
“你看，這就是她年輕時候的樣子。”
這是一張發黃的老照片。年輕的李其瓊先生身著部隊棉服，左手端著顏料盒，右手握著畫筆正在畫畫，一條粗長的大辮子放在胸前格外打眼。
是的，她是與眾不同的，清雅脫俗，面若桃花，溫婉甜美，舉手投足間還帶著嬌俏的可愛。
那本影集裡還有不少李其瓊先生的生活照片和工作照片。這些老照片裡，有一張是反映畫展內容的。畫面裡，李其瓊先生站在一副油畫的前方，背景是《心燈》的主題介紹。我很感興趣。
“這是2014年5月份敦煌研究院為我老伴辦的一個畫展，畫展的名字是《心燈——李其瓊先生紀念展》，研究院的老領導都出席了開幕儀式，參觀者眾多。我在開幕儀式上致辭。展廳陳列了343幅作品，都是我老伴畢生從事敦煌壁畫臨摹和研究的精粹，畫作裡有宏偉的西方淨土變、氣宇軒昂的帝王、雙目流盼的菩薩、輕盈飄舉的飛天。《心燈》的名字起得非常好。我最喜歡她畫的《吐蕃王子》《乘象入胎》這兩幅畫。”
這時，孫老突然想起什麼，起身走到身後的書櫃前，取出兩本畫冊，是敦煌研究院編的《李其瓊臨摹敦煌壁畫選集》和《石窟全集》。
孫老翻開《李其瓊臨摹敦煌壁畫選集》上印有《乘象入胎》這頁指給我看，畫作色彩明麗、技法純熟。
“為什麼喜歡這幅畫作？”
“這是老伴1995年完成的臨摹作品。這幅畫畫得比較自然。臨摹不是過於拘泥於壁畫本身，比方說，壁畫顏色比較平淡，她有意識畫得有些變化。原作上的一些小東西比較靈巧，通過她的臨摹後來放大了4個飛天，一下子變得有了韻味。”
“你再看這個畫作，這是《吐蕃王子》。”孫老又翻開一頁畫冊。
前些年，有人畫了一幅畫，稱為《吐蕃女王出行圖》。李其瓊先生非常仔細地觀察畫裡的吐蕃是留著鬍髭的，表明畫裡的人物是王子而不是女王。那麼多人都沒有發現，唯有她一人發現這個極其細微的表象。於是兩人一起探討了這一發現。為了進一步證實，李其瓊先生讀了很多關於西藏的歷史和資料，然後肯定地說：“西藏沒有出過女王，肯定是吐蕃王子。”這是她用心觀察和用心臨摹的結果。
臨摹複製敦煌壁畫是一項複雜的研究工程，既要研究理解古代藝術所達到的高度，把握古代壁畫藝術的特點，更要有達到甚至超越古代畫家水平的藝術技能，才可能真實全面地傳承古代藝術的精神。
“我一直認為我老伴比我有成就，可以說她是敦煌很有成就的臨摹工作者。她是學油畫的，來到莫高窟畫中國畫，這些線條細膩縝密，需要有功底，還要有耐心。為此她做了很大的努力。她一生畫了很多畫。她的努力精神成就了她的藝術成就。”
孫老這樣評價李其瓊先生——她是用心在臨摹，不是用手在臨摹。“我認為是光照千秋的敦煌藝術這盞偉大的‘火炬’點燃了李其瓊心中的藝術‘心燈’，這盞‘心燈’照著她去探索，照著她去努力，照著她去追求。這盞‘心燈’，應該是敦煌所有人都應該有的，它照著我們，去探索敦煌藝術的秘密和敦煌藝術的偉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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