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報·看法新聞（記者 王奇）今天是建黨節。保持黨員幹部的清正廉潔，除了與本人知法守法、心底警鐘長鳴有關，各級紀檢監察機構形成的威懾力同樣功不可沒。他們是一群現實版的“侯亮平”，工作中以身涉險，與位高權重的貪腐分子鬥智鬥勇。擅長和嫌疑犯“打太極”，以周旋的方式讓嫌疑犯放鬆警惕，使對方摸不清他們的底牌，最後一擊制勝。正是現實中的“侯亮平們” 敢於亮劍，才讓官員們越來越不能腐、不敢腐。
起贓 “吃土” 灶臺下挖出“寶貝”
反貪工作，除了要求韌勁，還需巧勁。
在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貪官趙德漢藏匿億元贓款的景象，令人歎為觀止。現實辦案中，山東濟南檢察官也曾遇到類似的案例。
《濟南時報》曾這樣描寫當地檢察官們破獲的案件，在藏錢的手法上，不少貪官也是煞費苦心。在辦理外地一名廳級幹部的貪汙案件時，相關證據顯示，該官員將贓款藏匿在農村親戚家中，金銀財寶、首飾象牙被藏在泡沫盒子中，埋在院子裡，上面再覆蓋一層厚厚的煤堆。
冬天地面上凍，濟南市人民檢察院反貪局的“侯亮平”們連續挖了幾個晚上，才把東西全部刨出來。再次審訊後，對方又交代還有收到的購物卡，他們第二次趕去，在燒炕的灶臺下，把鋪的磚頭一個個撬開，才發現埋在炕底共計30多萬元的購物卡。風餐露宿、煤灰滿面，就是檢察官們真實的“吃土”經歷。
依靠一張紙牽出職務犯罪案
檢察官在破案時早已練就“火眼金睛”，不僅要發現看得見的證據，更要讓“看不見”的證據自己說話。
在2017年7月18日出版的《檢察日報》上，江蘇省海安縣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劉偉巒講述了這樣一個案例：2015年，江蘇省海安縣人民檢察院反瀆局調查一起當地企業天宇公司未按規定繳納土地出讓金，官員涉嫌失職瀆職案件。
此時，距離案發已過去10餘年。海安縣檢察院辦案人員從縣國土部門調取到一張天宇公司繳納117萬餘元土地出讓金的票據，但礙於找不到來源，“無頭”票據讓大家一時陷入“票據疑雲”之中。
後來，在辦案過程中，劉偉巒從天宇公司老闆吳正月櫃子裡看到一個紙袋子，上面寫著“辦證剩餘材料”字樣。他打開紙袋翻看其中材料，突然一張寫著5遍“1179045.00”字樣的白紙引起劉偉巒的注意，這應該就是前面所講的那筆117萬餘元土地出讓金的數額，而且跟憑證比對，發現字跡也一樣，但為何要這樣工整地寫5遍呢？
於是，劉偉巒試探吳正月：“老吳，你還在家裡練字啊，這張票不會是你自己寫的吧？”這時，吳正月突然臉色一變，尷尬地回答道：“我怎麼敢自己寫，我的字並不好。” 劉偉巒捕捉到了這一變化，不久後對吳正月進行了有針對性的詢問，心虛的吳正月倒也很爽快地吐露了實情：“當時我們公司沒有錢繳納出讓金，就想到緩繳辦證的方法。票據內容實際是我公司的會計填寫的，印章是請託鎮財政所加蓋的，你們看到的那張紙就是會計在填寫之前練習用的。”
取得這一證言後檢察院倒查責任，先後確定原仇湖鎮黨委書記魏德平、鎮長狄漢林等職務犯罪嫌疑人。2016年11月23日，海安縣法院對被告人魏德平、狄漢林分別作出有罪判決。該案也被評為2016年江蘇省十大反瀆精品案例。
公訴孫政才的團隊平均年齡35歲
在天津檢察系統，有這樣一群年輕人。他們平均年齡35歲，卻把“大老虎”孫政才送上了法庭。
今年2月消息，中央政治局原委員、重慶市委原書記孫政才涉嫌受賄一案，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偵查終結，經依法指定管轄，移送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審查起訴。
在打虎的最前線上，“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的名頭不小，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政法委原書記周永康，中央政治局原委員、上海市委原書記陳良宇等大案要案的公訴工作也都是交給該院完成的。
天津市檢察系統以“公訴能力較強”著稱，第一分院更是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辦案經驗，據院方製作的專題片《我們的國家公訴人》介紹：從政策攻心到情感疏導，從辯法析理到去偽存真，從完善證據鎖鏈到規範示證質證，這一套出庭支持公訴的系統方法，被高檢院譽為“天津模式”在全國推廣。
天津市人民檢察院披露，負責辦理大要案的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公訴處，共有18名檢察官，其中11名為碩士研究生，平均年齡35歲。這裡還有一個“神”一樣的檢察官，他也是周永康案的公訴人——現任天津市監察委副主任的邊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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