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看到的事实是，周人沿袭了殷人的语言文化和文字。殷人用的语文由甲骨文可见，用的正是雅言不差。而《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在商朝建立前，殷人祖先已经拥有成册的文献了，其所用语言自应相同。
这文字文化的传袭功能是最强大的，在《论语》里孔子再三指出，在礼制上“周因于殷，殷因于夏”，三代文化相袭，则在殷先人典册里，像周学殷那样袭用夏人语言文化，是有充分可能的。
因为现在还没有在考古学上发现出土夏代文献，我们还不能实证夏代说的也是雅言。但是否有可能对夏语的概貌进行探索，本文企图作点尝试。
中原最早的华夏语言和文字
目前最早的有完整文字记录的前古汉语，只有殷代的甲骨文和金文，从其基本框架，如句法的SVO“主动宾”结构，“定中”结构，封闭类词如代词、否定词、数词等，以及基本核心词汇观察，仍都与后世汉语相同，可以肯定彼此是一脉相承的。
周代承继了殷商文化，尤其是文字，所以其书面语言也基本相同，这个时代的文献典籍更是相当丰富了，《易经》、《书经》、《诗经》等都是大家熟悉的，显然也大都使用这基本相同的书面语言。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汉字是能够在不同的语言里念不同的音来使用的，比如在日语里可以把“三”训读为mi，“木”训读为ki，“日、火”训读为hi，“人”训读为hito，“山”训读为yama，“风”训读为kaze，等等。
那为什么我们会认定甲骨文字记的便是汉语而不是某种非汉语呢？这是从甲骨文中字与字的音韵关系来判定的，因为相关的大量字例所反映的事实，只能由汉语声韵为根基而发生。
比如：
“风”借用“凤”字，后又增“凡”声，表明它该是表示风凤都读p-m音的古汉语，而不会是别的语言。
“九”取肘形、“北”取二人相背之形，显示“九/肘”、“北/背”同源关系，说明九的词根音如肘。
“北”源于“背”着阳光，也只能基于汉语。
“七切”“晶星”同字，“七”借“切”形，说明“七切”二词词根同音共形。
“晶”表星，又可增加生声转注为星，其词根音同‘性”，也只能是汉语。
第二身代词假借“女”字，说明“汝女”词根也同音，虚词借“亦（腋）”表又，借“箕”表“其”，也说明其词根同音关系，它们都立基于汉语内部的词族、共形词系。
周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全盘学习接受了殷商文字。在灭商之前，他们已经学会这一文字，这由周原出土的甲骨可证，并没另用岐周语文，又灭殷后第8天作的《利簋》铭文也是明证。
克殷后周王朝特在洛阳建立东都，集中殷商贵族知识分子于此，既可监防其反叛，又有利于跟他们学习文化。学习汉字是必须出于师授的，在传授汉字时自然同时习得其书面语言，即雅言；这是后世汉语正音总拿中州洛阳太学音为标准的根源。
华夏族分布的地方尽管也会有方言的，但政府运作、邦国交往，知识教育都是用雅言进行的，古中国通用这雅言就类似古代欧洲人之通用拉丁语。孔子在东鲁教学生也是用雅言而不用齐鲁方言的，《论语·述而》明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雅言实际就是夏言。
现在多处出土的新石器文化，5千至8千年前的陶器上有很多分散的刻画符号，被称为陶文。这些应是文字的雏形材料，但发展成为与语言结合的、有系统的正式文字，需要一定的过程。
《书序》正义说得好：“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不能记录语言一一即不能和语言形成固定联系的，就不是正式的文字。
古代社会记录语言需求最迫切的，是巫史阶层，据传如说黄帝史官仓颉发明文字，可把汉字形成的历史提到5千年，但黄帝时代说什么话，我们现在只有传说，无法取得实证，因而无法肯定或否定。
而如说汉字在4千年前的夏代已经形成，似乎更可取信。因为夏代的语言，多少有些遗迹可供我们探讨。
从华夏语言的特点探索夏语
不管现代或古代的汉语，拿它与中华大地的其他语言一比较，都表明是自有特色的。因为汉语句法上，“主一动一宾”语序结构总与“饰一中”语序结构并存。
甲骨文就是这样的了，随便举些卜辞的例子，比如：“土方侵我田”，“王勿作邑在兹”，“今日不遘大风”。其中与主动宾结构并举的即是“土方、我田、今日、大风，勿作、不遘”等修饰语前置于中心词的结构。
这种情况却跟周边语言是都不相同的，试看下表：
汉语修饰语在中心语前，跟同语系的“侗台、苗瑶、藏缅”都不同，但跟阿尔泰、南岛相同，而阿尔泰句法是主宾动，南岛是动主宾，又跟汉语差异更大，所以《淮南子·齐俗训》说胡貉匈奴“箕倨反言”，就是冲着那阿尔泰语“主一宾一动”句法说的。
胡貉匈奴当操阿尔泰语，其宾语前置于动词，此类语序对于动词后缀变化多的语言是很必要的，但在说汉语的人听来，却是很不顺耳的“反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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