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争议，乾隆戏称他为“贰臣”，爱他的人说他是“神笔”、“后王”,浮浮沉沉中，他唯把情思寄托于书法，情至浓时，如滔滔江水奔腾万里。
故事藏于笔墨，抱负跃然纸上
王铎，何许人也?他是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字觉斯，号嵩樵、十樵、雪山道人，世称“王孟津”，有“神笔王铎”之誉。
他生于1592年，6岁临习王羲之《圣教序》，9岁时，已字字逼肖。18岁中举，20岁中进士，21岁入翰林，22岁放江南主考。
早年的工作与学习经历，也让他有机会博览古代书法家名帖。他喜欢临摹王羲之、米芾、颜真卿、张芝、王献之、柳公权等书法家的碑帖，这也为他的书法创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期间，王铎通过科举考试一路攀升，1644年3月，更被任命为礼部尚书，主编《明史》。眼看王铎前半生，走得非常顺利又令人羡慕，这架势就是要步入人生巅峰的节奏。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上任，就面临着明朝灭亡。尚书不能做，此时正处明末清初之交，他经历了鼎革之变。1646年，他接受清廷任命，从明朝旧臣变为清廷新贵，担任礼部侍郎兼管弘文院事。
王铎 草书《杜甫秋兴》卷
旧时“忠臣不事二主”，而民众也非常痛斥服侍二主的臣子。晚年时期他背负诸多骂名，曾几度奔溃。而在这之前，其妻儿等家人相继离世，巨大打击早已让他喘不过气来…国破家亡，满腔爱恨，更与何人说?王铎把所有的理想抱负，都付诸于笔墨之中。
王铎 书杜甫诗《空囊》
降清后的第二年，王铎一口气草书十首唐诗，长卷末端，他写下这样一段话：“丙戌三月十五日，戏书于北畿，为天政贤坦。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王铎五十五。”
王铎 草书《杜甫秋兴》卷
不服，既是写给命运与时代，同时也是致敬书法界的前辈，表达自己的书法相比草圣张旭等人也丝毫不逊色。
王铎 临张芝《冠军帖》(1650)
日本人被王铎书法征服，轰动全球
王铎是旧社会时期的悲剧，他的作品也随着他离世而沉寂多年。直到很久之后的某天，日本书法界大神村上三岛带领弟子到访孟津，在王家祠堂中找到堆放的《琅华馆帖》并对其极力助推后，才让更多人欣赏到王铎书法的精妙之处。王铎在日本的声望更盖过王羲之，甚有“后王胜先王”之说。
王铎 草书《杜甫秋兴》卷
村上三岛本人也从王铎书法中获益良多，他临摹王铎书法，形成自己独有的奔放书法风格，还被誉为开辟了日本书法的新境界。创立书法团体长兴会的村上三岛，连续担任日本书法展览会顾问、日本书艺院理事长、日本书法教育会副会长。由于村上三岛在日本书法界的影响力很大，也促进王铎的书法被更多海外书法爱好者欣赏。
相比严谨无趣的旧时书风，王铎书法更有创造力，既暗藏古法规章，又融合创新，用笔如蛟龙肆意千里，挥洒自如，自成一派风格，日本人将其称作“明清调”。
王铎《临阁帖》轴
王铎书法备受欢迎，其收藏价值更是一直往上升，国内众多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等地均有珍藏。而2010年的北京匡时秋季拍卖会上，村上三岛旧藏王铎《雒州香山作》就曾以4536万元(人民币)成交，可见其作品影响力不容小觑。
王铎《七月写怀之十九》局部
超迈雄奇行草，开创一代书风
如果说王铎早年的书法是飞腾跳踯，狂野自如。那么，降清后那段时间，王铎的书风更显成熟老辣，技法已开始出神入化。王铎在最失意时，每日以创作书画诗文来排遣，“字画诗文，吾辈之寄耶、爱耶、憎耶”。风驰电挚般书写草书，淋漓尽致的表达自我，气势磅礴、犹如滔滔江水停不下来。
王铎 《冠军帖》(淳化阁帖游相本第二卷)
“眼前突兀山险巇，文安健笔蟠蛟螭”是吴昌硕对他的赞誉之词，将其书法比喻成险山峻岭般俊美，如蟠蛟螭健步疾驰。
王铎《七月写怀之十九》局部
书法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钻研书法可以让他忘却痛苦。加上他非常重视学习古人，在《琅华馆帖册》中，他认为“ 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如作诗文，有法而后合。所谓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如琴棋之有谱。然观诗之《风》、《雅》、《颂》，文之夏、商、周、秦、汉，亦可知矣。故善师古者不离古、不泥古。必置古不言者，不过文其不学耳。”
上三排：王铎;下一排：王羲之
在临摹王羲之书法的时候，他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只知道要如何临摹得像。他在重视古法与结构后，更懂得如何学古求新，将范本中的许多字进行个性改动。王铎在get到传统书法技巧后，更多的是开始自我创作，自成一派。重要的是，早在他练习楷书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端倪，不按套路出牌。
看王铎楷书，奔放不拘束的笔法，夸张的字形，加之骨节点也很大气，没有过多修饰字的衔接转折处，让人粗看有种颜真卿的豪迈之感，但细看就是王铎本人的大胆风格。
王铎 临张芝《冠军帖》(1649)
或许正是他对书法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态度，让他在行草书中放飞自我，把满腔热血挥于笔上。而在此基础上，他还能做到收放自如，实属难得。
王铎 临古法帖扇面
他已经找到“如灯取影，不失毫发”的入帖，与“不规则摹拟“的出帖之间的平衡。而这也正是村上三岛一生钟爱王铎书法的原因。
王铎 《西山积翠图》
除了杰出的书法作品外，王铎也擅长绘制国画。清人张庚称王铎山水“沉沉丰蔚，意趣自别”，又褒其花草“超脱名贵”。王铎在书画上的造诣，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许多书法家。
王铎的情绪
王铎书法宗二王，而对待即使像怀素这样的大书法家，也照样排斥。有人评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脉，这当然是褒其书法，绝无贬义，不料王铎十分反感，引发了情绪。他甚至不止一次将这种反感和情绪发泄到了他的草书杜甫诗卷上。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这里所谓情绪，不是指王铎仕清之后对朝政或者对满人的不满，而是指他对于自己的书法因为某些人的看法所引发的情绪。他当然对朝政会有看法，但是仕清之后与在明末崇祯朝时期相比较，这方面他是大大收敛了。崇祯朝时，他曾经在皇帝面前针砭现实，差一点酿成大祸。比如崇祯十一年，其时国难当头，一方面是满洲的皇太极举兵关内，明朝官军接连受挫，一方面是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分别攻占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明王朝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而这个时候朝廷内部因为主战主和分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令崇祯皇帝不知所措。其时王铎任礼部右侍郎、教习馆员，这一天经筵开讲，由王铎讲孔子《中庸·唯天下至圣》章。本来为皇帝讲解经传史鉴，王铎只要照章述意即可，可他偏偏结合实际，论及时事，讲着讲着竟然斥责起现实来，且措辞尖锐，以至触怒了崇祯皇帝。但是入清之后，他再也没有也不能这样做，虽然清廷是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事、充明史副总裁”“重用”于他，但是毕竟改朝换代了，前朝旧臣事新主，他的精神脊柱无法直立，不敢公开发牢骚，也不可以对朝政说三道四，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压抑。但这是不是没有情绪了呢?不是。我们可以从他留下来的诗文，特别是一些诗文信札的手稿中读到他的这种情绪，而更多、更大的情绪则转移了，转移到了他的书法上。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即他一生中以杜甫的诗为内容，并且以草书手卷的形式来书写的书法作品许多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还有，这时他每每书写杜诗便会得意，一得意便下笔无滞，仿佛神灵给力，纸上墨迹灵动极了。于是他要抒怀，当然不是抒发政治怀抱，而是抒发他的艺术情怀———非常有趣，每作这样的抒怀———即在卷末作题识的时候，他总是拿怀素来开涮，并且行文语气都带着一种情绪，所开涮的是关于书法所谓正脉和野道的问题。大家知道，王铎书法宗二王，一辈子崇拜羲献父子，至晚年依旧按日课“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而其临帖，主要就是临《淳化阁帖》中羲献父子的法帖，这是正宗，被王铎视为必尊之古，否则就是野道。而其对待“野道”的态度，即使像怀素这样的大书法家，也照样排斥。比如中年之后王铎的书法在当时的明代书坛名气很大，欣赏他的人很多，有人评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脉，这当然是褒其书法，绝无贬义，不料王铎十分反感，引发了情绪。他甚至不止一次将这种反感和情绪发泄到了他的草书杜甫诗卷上：
其一，上海博物馆收藏，王铎草书唐人诗卷。诗卷作于顺治三年，纸本，纵30.2cm，横698.5cm，书唐诗十首，书法恣意汪洋，写得极为痛快，规模之大，在王铎传世书法手卷中也属少见。卷末有题识：“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这是他拿怀素等宣泄自己书法情绪最著名的一则题识。
其二，王铎草书杜甫诗卷，现不知藏于何处，收录在《王铎书法全集》中。也是纸本，作于顺治丙戌年，规模虽不如上博本，但是这卷作于“北畿”琅华馆中并且是在“带酒微醺”状态下写成的草书诗卷，也是气势张扬。卷末题识中王铎是这样写的：此卷乃“书于北都琅华馆，用张芝、柳(公权)、虞(世南)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札一路，观者谛辨之，勿忽”。“谛辩”、“勿忽”就是仔细看、仔细辩，不要疏忽。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其三，首都博物馆也藏有一卷王铎草书唐人诗卷，该卷未署作年，依其书风应该也是王铎仕清之后的作品。纸本，该卷规模也很大，纵34.5cm，横654cm，共书唐诗九首，其中五首为杜诗。观其气势，王铎仿佛手握天纵之笔，随意挥洒，写得非常自如。完了，他仅用几个字作题识，依然开涮怀素：“有客曰此怀素家法也，则勿许观。”听听这语气，不顾及观者情面也不顾及儒家“礼数”，那其实是对视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路的人下了逐客令，如果这样，他不允许人家再看他的书法作品。
还有一个手卷中王铎也宣泄了同样的情绪，鲜为人知，这个手卷在美国，也是草书，纸本，纵29.8cm，横418.5cm，书杜甫近体诗六首。此卷作于“丁亥三月”即顺治四年三月。王铎一定也很得意此卷的书写，于是又开涮，拿怀素说事，这一次他说得更明白：“我学献之、伯英(张芝)、诚悬(柳公权)，恐人误以为怀素恶道，则受其谣琢矣！”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这四个手卷是相继书写的，体现了王铎对自己书法的自负和骄傲。但是检索王其传世作品，此前似乎并不多见他如此集中书写杜诗，也不见他有如此小觑怀素的言论，这值得寻思。王铎崇拜杜甫，并以杜甫况比自我，在诗中常有对现实的抱怨，流露了真性情。他对自己的诗是自负的，仕清之前作书法经常书写的就是自己的诗作。而晚年境况大变，仕清使他精神压抑，作书法多写杜诗是因为书写杜诗既解心情，还可以托古避嫌，并且洋溢他的才情，说到底是因为政治情绪受到了压抑，艺术情绪才得以张扬。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书写畅意，“好书数行”便屡屡出现在他的草书杜诗卷上，这个时候埋藏在心底的艺术情绪得以爆发，终于说出了小觑怀素的话，若早五年十年，且书写的是自己的诗作，我想他不会如此小觑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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