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遙騎士鄭義

西漢初年，經歷了秦末農民起義和楚漢之爭的中國，已經滿目瘡痍。社會經濟急需恢復和發展，人們已經厭倦戰爭，在這一背景下與民休息成為必然。法家思想的嚴酷使之和秦王朝一起被摒棄早已疲憊的百姓渴望一種相對寬鬆的統治方式，在這種情況下“黃老學說”被執政者青睞。這套統治策略對廢除秦朝苛政、與民休息、恢復和發展經濟、安定混亂的社會秩序無疑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然而這一思想在對內對外的統治方式上難免存在姑息、妥協的一面。經歷文景之治的西漢王朝，經濟迅速恢和發展，國力隨之增強在這個過程中，黃老思想無疑起到了很大積極作用，但同時也導致了三個嚴重後果:對農民控制的寬鬆，導致逃避賦稅、脫離戶籍的狀況嚴重；雖然削藩政策已取得很大成效，但地方力量仍然強大，阻礙了國家權力在基層的執行；無為的政策導致了對外的妥協退讓，長期姑息匈奴，使之益發肆無忌憚，併成為西政權的最大威脅。

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即位，開始改變西漢建國以來的治國策略，然而最初的實施並不順利。公元前140年丞相衛綰提出廢黜百家之議，竇嬰、田蚧薦趙綰、王臧，他們的倡議與當時血氣方剛的漢武帝一拍即合，在漢武帝的支持下開始貶斥道家，鼓動改革，一時之間改革倡議風生水起。然而這一勢頭很快為竇太后壓制，王臧、趙綰被罷逐，丞相、太尉及所有涉及此次事件者均不同程度地受到處罰，改革的火苗迅速被撲滅。漢武帝所開展的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嘗試，在竇太后不動聲色的鐵腕下偃旗息鼓，改革宣告失敗。

公元前135年竇太后去世，廢除道家無為思想最大的障礙消失，儒家思想終於迎來了期待已久的春天。公元前134年，漢武帝親自策問賢良，董仲舒在這時正式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受到漢武帝的認可，並從此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夾雜漢朝前期各種思想的儒家走到了前臺，終於成為當政者堅定不移的國策。這時的儒術已經不再是戰國時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摻雜了道家、法家以及陰陽五行家等各家思想，是一種緊密切合時代的新思想。它強調正統觀念，對皇權加以神化，對整合國家、強化統治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這對於在政治上積極有為的漢武帝而言，恰是時代所急需的。在漢武帝的積極推行下，這一思想很快影響社會各個層面，隨著時代的發展，各種新的思想不斷補充進去使之成為影響中國文化最久也最深遠的一種思想。

對於儒家崛起的原因，歷來說法不一，其實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和對匈奴開戰的呼聲。西漢初年長期的與民休息使得西漢的國力得到很大發展，但隨之而來的是土地的兼併，農民脫籍狀況嚴重，與此同時，雖然對諸侯加以剪除，但地方豪強卻因此獲得生存空間，迅速膨脹，甚至干擾到政府的地方行政。政府長期的無為和姑息，使西漢政權無論是對外還是對內，都需要更為強勢的舉措以穩固統治，對匈奴的戰爭則更為突出。

匈奴自漢初以來就一直是西漢的北面勁敵，漢武帝雖然準備與匈奴開戰，但兩個國力相當的鄰邦，一旦開戰則必然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會考驗到西漢政權的各個方面，軍事固然首當其衝，經濟的支持也將面對巨大壓力，甚至由此會影響社會穩定乃至帝國統治基礎的穩固。在這一時期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統一全國思想，強化政治統治，是帝國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只有後方穩定才能把所有力量放置於邊疆與匈奴殊死一搏。

在漢武帝這樣的特殊年代，實行獨尊儒術具有極為突出的意義。

首先，儒家的“仁治”學說，強調在社會倫理關係中運用教育手段來提高人的自覺性，有利於宣揚政權的正統性，從而穩固帝國的統治基礎；統治重視德政，無論是標榜“王相雜”，還是提倡“純任德政”，德政都成為政治統治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統治者粉飾自身執政合理性的重要手段，對以後統治模式的確立有著極為重要的導向意義。

其次，由於尊儒，利用儒家思想培士人，並作為選拔士人的重要標準，提高了儒士的社會地位，發展了國家文化教育，最主要的是確立了儒家思想在社會上的特殊地位，這是漢代統治政策的一大轉變。以儒家仁愛思想作為行政準則，為政權與民眾之間搭起了溝通的橋樑，增強了民眾的認同，同時也鞏固了其維護政權的決心，這是西漢維持長久統治的重要基礎，同時也為此後的統治者提供了一個切實可行的執政模式。在獨尊儒術以後，大批的士人轉向儒學，完成了士人儒家化的過程，他們以儒學為基礎，吸收其他學派的有益成分，與儒學相互融合，形成了系統的理論和觀念，完成了當時社會上有影響的各種思想與儒家思的嫁接過程，並以之指導實踐，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需要指出的是，漢武帝雖獨尊儒術，事實上並未罷黜百家。他並未遏制其他學派的發展，亦未曾禁止民眾接觸其他學派思想。獨尊儒術，主要是確立以六經為依據的儒家思想作為官方的統治思想，培養人才、任用官吏主要從儒家之士選拔。漢武帝死後，昭帝、宣帝執政，仍然堅持儒法並用的政策。終兩漢之世，黃老、刑名、農、醫、陰陽等方面的研究也從未停止過，值得注意的是，漢朝的“百家”也有爭鳴，但主要是圍繞維護統治思想而展開的，與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有所不同。

苦茶庵

看到這個問題下面的回答裡，已經有了一些爭議。其實，從歷史哲學的角度看，這個問題不需要問的這樣直截了當，完全可以這樣問：獨尊儒術是一個時間點，還是一個時間線？真的有那麼一個時間點，在此之前漢朝就不獨尊儒術，在此之後漢朝就獨尊了嗎？同時，獨尊和信仰是不是一回事？等等。

因此，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我想可以從下面三個方面來看。

一、罷百尊儒是一個標誌性的時間點

當我們簡要敘述一段歷史的時候，肯定是需要一個時間點的。漢武帝任用董仲舒，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漢武帝把中央朝廷裡的博士們進行了大換血，那些原來搞道家、陰陽家和縱橫術的博士員被五經博士們替代。這些具體的歷史事件確實構成了一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歷史敘述。在這個敘述中，我們說漢武帝相信獨尊儒術，漢武帝做到了獨尊儒術，是沒有問題的。

特別是我們都知道，漢初是黃老之術盛行。漢武帝在即位初期，在田昐竇嬰的影響下，就對儒家很有好感，在他真正掌權之前，就有過一次失敗的將儒家引入朝廷的嘗試。這其中，肯定有漢武帝希望用儒家來平衡、對抗皇太后勢力的意圖，但說漢武帝對儒家的就完全虛偽，也不能這麼說。

在漢武帝罷百尊儒之前，儒家雖然勢力薄弱，但並不是空白的存在。儒家的博士，在漢文帝的時候就已經立了，但專立五經博士，確實是漢武帝之後的事情。有答友提出廢除肉刑，引用詩經，這件發生在漢文帝時期的事件，也說明了儒家的勢力是存在的。

二、漢代對儒家的真正獨尊，是在漢武帝之後

漢宣帝早就說出了漢代自有制度，王霸之道雜之，就是大家熟悉的儒法並重。歷史上，很多人並不相信漢武帝對儒家的獨尊是真誠的，也有道理。漢武帝窮兵黷武，服食長生不老藥，這些都不符合儒家的要求。在儒家眼裡，漢武帝和秦始皇差距不大。

因此，有理由相信，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就是西漢當時人所經常說的“緣飾儒術”，帶有很大的虛偽成分。

漢武帝的衛太子，與儒家走的很近，學界在辨析衛太子偏重齊學還是魯學有爭議，但對其熱愛儒家並無爭議。衛太子的孫子漢宣帝，比較延續了漢武帝的做法：緣飾儒術。理論上尊重，也相信天人合一，相信祥瑞，但實際按照帝國傳統來治理。但漢宣帝因為受齊學影響，已經比漢武帝要純粹了。

只有到了元、成、哀、平，漢朝才真正做到了獨尊儒術，而且是篤信、信仰，堅定不移的那種尊崇。而且，對儒家的信仰已經到了基層。如若不然，漢哀帝真沒必要搞出再受命的事情來。他為什麼要這麼搞？一是他真的信，二是天下人都信，輿論迫使他搞。

三、王莽是西漢獨尊儒術的最終受益者和受害者

這條就不展開說了。王莽能夠實現和平奪權，基本沒有血腥殺戮劉氏宗親，是因為他確實不需要。因為在當時濃重的尊儒氣氛裡，他完全可以憑藉這種對儒家的獨尊，讓自己按照周公模式（有別於曹魏對漢朝的禪讓模式，這是古代王朝更替表面上的兩種主要模式）

danyboy

一、漢文帝時，重用儒家大師張倉為丞相。放開言論，廢除誹謗罪。廢除夷族連坐等暴秦惡法。

漢武帝重用法家酷吏張湯，重立夷族連坐之罪，重立誹謗罪。

二、漢武帝重用法家酷吏張湯、杜周、江充，羅織罪名，製造冤獄。屠戮群臣和皇族。漢武帝時，死於法家酷吏之手的無辜之人達十幾萬。

三、因懷疑大夫顏異肚子裡罵漢武帝。法家酷吏張湯便以腹誹罪之名。處死顏回十世孫，儒家大師顏異。

四、漢武帝欲封禪泰山。而儒家認為漢武帝之惡勝過桀紂萬倍。拒絕幫漢武帝主持封禪，漢武帝罷黜群儒而不用。

漢武帝藉助法家酷吏之手，誅殺儒家大師顏異。處死最後一個墨者郭解，墨家徹底滅絕。還罷黜群儒。

楊朱學派

其實漢武帝是為了思想統一，而當時的情況儒家思想符合時代潮流，因為之前高祖以及文景都是道家的無為而治恢復生產力，但是思想還是跟春秋戰國時期一樣混亂，不利於漢武帝想要的大一統，中央集權，而董仲舒，公孫弘等人又閹割了儒家來迎合漢武帝，所以才會有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口號，其實這只是對內政，漢武帝也知道想要實現他的宏圖大業還得靠法家跟兵家！所以就留下了外王內聖的千古訓示！可惜後來閹割儒家的人越來越多了，連孔家都參與了！悲哀！

劍氣簫心5563236

戰國後期以來，儒家廣泛吸收了陰陽五行、法家等諸子百家思想，形成新的儒學學說。他們主張的大一統思想、完備的王制理論和嚴格的尊卑等級觀念，符合漢王朝加強中央集權、維護統一、建立和鞏固社會秩序的需要。自文帝以來儒學的影響不斷增強。

武帝建元元年，丞相衛綰向漢武帝做了建議，罷黜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學說的賢良。建元五年，設立了五經博士，大大的提高了儒學在官學中的地位。次年，漢武帝又聽從丞相的建議，將不治儒家五經的太常博士一律罷黜，開除了他們的鐵飯碗，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終於形成了儒家的獨尊局面。武帝還接受儒家大儒董仲舒的建議，設立了太學機構，設置了博士弟子50人，開始系統的培養儒生官僚，為漢帝國服務。設立太學意義深遠，奠定了儒家在朝廷一統天下的局面。

但在政治方面，漢武帝並非是純用儒術，而是廣泛吸納法家思想和手段，可以說，漢武帝是外儒內法。不光是漢武帝，一直到1911年清朝滅亡，歷代統治者都是外儒內法，而不是百分之百的，純粹的外儒內法。

漢武帝重用的三位儒者董仲舒、公孫弘、兒寬，均是“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董仲舒把儒學引入法律，以《春秋》經義斷獄。後來，漢武帝的後代宣帝，他將漢代政治總結為“霸王道雜之”，這實道出西漢政治的特點。所以說，漢武帝並不是僅僅獨尊儒術，而是兼容幷蓄，“霸王道雜之”，既靠儒家思想加強皇權的神秘性和獨一至上，也依靠法家等思想加強對權利和人民的控制，以“術”和“勢”來加強帝王的權威，也鞏固了漢帝國的統治。

外儒內法，而不是真正的“獨尊儒術”，才是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的核心。

懷疑探索者

僅僅因為漢武帝使用了一些法家的手段，就把漢武帝歸為法家，實在是可笑的很！孔夫子還當過魯國的司寇，主管刑獄和訴訟，天天和法律打交道，難不成孔子是法家嗎？

漢隨秦制，外儒內法，是指漢代在三公九卿和郡縣制這些行政架構上繼承了秦制而已。從國家意識形態上，漢初是黃老，漢武帝之後是儒家無疑的。

首先從漢武帝之後，帝國官吏的選拔都要求治儒術，習經書，漢武帝的幾任丞相基本都是治儒術出身。

其次，帝國對外征戰，行政立法，都是從儒家倫理中來尋找合法性，比如討伐匈奴，漢武帝就拿《春秋》中齊襄公復仇滅紀國來作為自己攻打匈奴的理論依據。再比如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弘上奏請禁止百姓擁有弩，反對者用《禮記》有大射之禮，聖王有合射以明教化，沒有聽說過他們要禁弓弩的來反駁。漢武帝遂不納禁弩的建議。參考秦始皇禁私兵收天下兵器的行為，是明顯的儒家倫理和法家倫理的區別！

另外漢代廢除秦代的肉刑，依據是《詩經》“民之父母”的承諾，同時肉刑也違反儒家《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得毀傷”的規訓！

所以漢武帝會使用一些法家手段來維持自己的專制皇權，但整個帝國的統治思想，已經是儒家思想了！

東風一起千帆動

漢武帝做了一個影響千秋萬代的決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中華帝國有了國家意識形態。

儒學最終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從漢朝開始。總的來說，理論家董仲舒提出了以思想大一統維持政治大一統的主張。而公孫弘則是行動派，解決了“怎樣才能儒術獨尊”的問題。

儒家奉獻知識忠誠，帝國開放官位俸祿；

儒家謀取了生存空間，帝國得到了國家棟梁；

儒家獲得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帝國則把它變成自己的統治工具。

但要指出的是，漢武帝選擇儒家的原因,並非由於個人虔誠，而是功利的選擇。因為儒家維護君主制度，道為王道，政為仁政，而且儒家還有著深厚的社會根基，這就是小農經濟、宗法社會和禮樂傳統。

漢武帝在表面上重視儒家的同時，自己更推崇法家。這就是後世常說的“外儒內法”和“王霸雜之”。在漢武帝那裡真正吃得開的，不是新儒生，而是刀筆吏。

刀筆吏，就是帝國的司法官員。他們壟斷了變得越來越複雜的律令知識，玩弄司法，迎合漢武帝的意圖，以法制之名行專制之實。最終執行的是皇帝的意志。

大漢王朝並沒有唯儒術而獨尊。也沒有唯法家而獨尊，實際是非儒非法。

紅楓歷史觀

漢武大帝是王道與霸道並行就是儒與法都重視，並沒有獨尊儒，一直到漢宣帝都嚴格執行這個法則，只是他兒子漢元帝才開始獨尊儒，這也是西漢衰敗的開始，所以漢宣帝才會說大漢將會毀在此子之手，說漢武帝獨尊儒的後來儒家往自己臉上貼金而已，其實漢武極不喜歡儒學，但當時儒生眾多，不想被司馬遷那樣的儒生罵成祖龍，才表面尊儒的，其實他和祖龍一樣最欣賞的是法家。

龍天一馬

漢武帝本人篤信道術！為政治需求採納大儒董仲舒之諫，董仲舒是儒術五常仁義禮智信的信之倡導者！武帝即位也有偶然其非嫡子，為擺脫其祖奶奶竇太后及外戚弄權而獨尊儒術！儒術君臣、祖孫之道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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