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绝对不可能发生诸如“广场协议”此类事件
文\丁彦皓
“广场协议”本来已经过去30多年，在这30多年里貌似主流舆论一直认为是“广场协议”让日本走向了20多年的衰退，尤其，恰逢此轮中美贸易纠纷，中国的经济学者又将该话题拿出来“警戒”中国的经济现实。其实，自二战后，鉴于历史上那段不愉快的经历，中国民间与学术界始终未能够正视日本这个国家，所以，对日本的理解总是有所偏差。即使日本曾经在经济与科技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民间与学术界也很难发自内心的认可。但是，不可否认，这个曾经给中国差点带来“灭顶之灾”的近邻绝非一无是处，而是有太多值得国人学习的地方，诸如“广场协议”。自广场协议之后，尤其是日本房地产与股市泡沫破裂后，全球主流媒体都认为日本失去了20多年，实则不然，日本不但没有失去，而且发展更壮大，只不过是将自身彻底隐藏罢了。
一、引起“广场协议”的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国内经济出现两种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到1984年高达160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3.6%。其次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出现。在双赤字的阴影下，美国政府便以提高国内基本利率引进国际资本来发展经济，外来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美元汇率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美元大幅度升值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到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美元。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美国寄希望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对外竞争力，以降低贸易赤字，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五国开始联合通过集体抛售美元的方式干预外汇市场，造成国际市场对汇率形成下跌的预期后，诱致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而日元相应的升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年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120日元的最低位。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多。
二、当时日本的经济现实与战略选择
表面看，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日本资本到处攻城猎地，大规模的收购，以至于美国媒体大呼“日本以和平的方式正在占领美国”。但是，实质是日本国内经济发展已经遇到了资源、市场规模有限与老龄化等不利条件的掣肘已严重影响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化发展。另外，在日本经济日益崛起的过程中，美国媒体、学术界与政界对日本持“敌意”态度，总觉得日本要取代美国，甚至有人惊呼一旦日本经济取代美国后，很有可能再发动一场“珍珠港战争”，这对于政治完全被美国控制的日本而言压力极大。所以，日本经济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就是“走向国际”。而日本产业全球布局需要强势日元，所以，当时日元升值对日本而言是最佳选择。 甚至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主动提议召开这次广场会议的其实并非是美国财长贝克，而是当时的日本藏相(财务部长)竹下登，竹下登本人也曾公开承认这一推测。
三、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真正原因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陷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经济停滞。有分析指出，广场协议后，受日元升值影响，日本出口竞争力备受打击，经济一蹶不振了十几年。甚至在经济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为整垮日本而布下的一个惊天大阴谋。纵观日本经济三十多年来的发展，1985年的广场协议貌似是一个转折点。但是，将日本经济衰退完全归咎于“广场协议”则很牵强。日元汇率升值给日本经济带来的最大影响并非是产品的输出与输入，而是资本的流动和与之相应的财富效应。日本经济从“广场协议”中受到最大的影响也来自于后者。
实际上，在“广场协议”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了。日元升值并没有为美国商品打开广阔的日本市场，因为日本产品与美国本土产品有很强的结构性差异，形不成价格竞争。 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最悲惨的时代，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日本产品，无论是电器、汽车，还是中间机械产品，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因此，就减少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这一目标来说，“广场协议”是彻底失败的。
那么，导致日本经济长达二十多年衰退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1、产业外迁，评价经济的指标由GDP变为GNP
日本是个岛国，资源异常匮乏，又经过几次石油危机的洗礼，对本国经济依赖外部资源的可持续性持质疑态度。另外，由于日本经济的强势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流舆论将美国等国所存在的经济问题归咎于日本，而日本又是一个政治完全基于美国的国家，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持续给日本政府施压，致使日本经济发展被严重掣肘。而当时日本国内又因为市场空间有限，生产力严重过剩，环境污染与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决定将经济的主体放在日本绝对无法确保可持续性。所以，日本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是走向世界。其实，“广场协议”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一个算计。在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在全球的购买力提升了一倍，而此时日本也在全球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与收购。所以，“广场协议”之后，客观评价日本经济的指标应该是GNP，而非GDP。但是，这么多年，由于国际媒体持续以GDP来为标准得出日本经济二十多年的衰退。但是，据2004年商务部的一个报道显示，日本当时在海外还有1.8个日本，而这些却不在日本的GDP统计范围之内。而
在国际媒体一直认同日本GDP走衰之时，日本顺势抛出了“日本衰退论”与“中国威胁论”，导致本已打向日本的全球大棒集体转移至中国。2、金融管控失误，导致房地产与股市的泡沫积聚与破裂，让国际资本割了日本的“韭菜”
我在《
丁彦皓：基于中国现实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再总结
》一文中提及，按照全球规律，一旦产业外迁，国内通常会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来试图刺激经济，日本依然如次。1986年起，日本的基准利率大幅下降，这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另外，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国际资本涌入日本的股市与房市，再保证每年5%的套汇收益。积极的货币政策与套汇涌入的外资共同推动了房地产与股市的泡沫积聚。据统计，“广场协议”后近5年时间里，股价每年以30%、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而同期日本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泡沫经济偏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1989年，日本政府在未考虑泡沫破裂后遗症的情况下，开始盲目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在紧缩货币政策之前，国际资本早已套现逃离。 被戳破的泡沫经济使股价和地价短期内下跌50%左右，银行形成了大量坏账，投资人长期积累的资产侵蚀严重，伴随日本经济进入二十几年的衰退期。
3、产业战略预判失误，从而错过国际产业发展的大潮
日本也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通常会预判未来的国际产业发展的趋势，且进行相应的扶持。而日本在最近三十年内错过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与半导体三大产业，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机器人、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但是，该领域却尚未能够体现其对经济的影响力，以至于错失经济发展的机遇期。
四、中国绝对不会步日本经济的后尘
日本GDP在高速发展之时，面临了来自以美国为首等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而日本是个政治完全依靠美国的国家。为了讨好美国与确保政客的政治利益，所以日本历届政府总会以损害日本利益来确保美国利益。但是，中国的政治选择不会受外部势力的丝毫影响，所以，中国政治独立能够确保经济按照最有效的规律运行，这是中日在经济战略选择上最大的不同。
即使美国等西方国家明知中国经济的潜在挑战，也无法直接与低成本的打断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而却可以轻轻松松的将日本经济发展的方向人为扭转为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是个大国，且经济发展成梯度转移，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具有内部产业转移、互补与时空腾挪的优势，庞大的内需与完整的产业结构能够确保中国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持续高速发展。所以，中国暂时则可以选择国内经济与外向经济并存的战略取舍，而无需将经济的主要发展基准点布局在海外。另外，由于中国经济受政府主导的因素更重，所以即使布局海外，政府对海外资产的掌控力度也远胜日本，中国经济在走出去时更能够体现政府的意志。所以，GDP依然是当前评价中国经济总量更客观的指标。
五、中美贸易纠纷的症结与解决方案
1987年G5国家再度检讨“广场协议”以来对美元不正常贬值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以汇率调整来降低美国贸易赤字的优劣性时发现，“广场协议”后美国出口贸易并没有增长，而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其产业结构与日本存在差异性与互补性。即日本生产的产品与美国的产业不具竞争性，而更多是互补性，这就意味着即使美元再贬值，美国还是依然需要进口日本及日本以外的同类产品，所以，美元汇率贬值根本无异于贸易逆差的解决。这与当前中美贸易所遇到的问题异常相似，所以，
即使美国对中国所出口的产品加税也不会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而只会让他国的产品“渔翁得利”，但是，这是以降低美国社会福利为代价的。因为美国社会是在贸易战的影响下不得已而选择的他国产品与服务，这有违市场出清原则。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中美贸易的纠纷根源，无非是产业互补让中国产品顺利出口至美国，而美国却人为限制高科技产品、技术出口至中国所致。因此，如果想解决中美贸易逆差困境，短期内放开高科技产品与技术的对华出口，长期内培养资源禀赋与调整产业结构。而历届美国总统之所以不着手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的真实原因是对华放开高科技产品与技术无异于让中国“如虎添翼”，无形中辅助中国的产业升级与国力的跨级提升。而贸易逆差无非是中国按照其资源禀赋所生产的产品输送至美国后获得美元，美国再以极低的资金成本以资本账户的形式将中国出口所获得美元用于美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美国只给中国极低的资金成本而“赊欠”，这其实对美国是极大的利好。 但是，特朗普却要急切的放弃这一利好，也就是说一定要把逆差的“数字”降低，获得“政绩”，赢得“选票”。
其实，中美贸易逆差短期内解决的最终途径就是中国进口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原油与粮食，除了粮食能够冲击中国农民，但是，有助于中国市场粮食价格的下降外，石油与高科技产品的进口都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升级。所以，中美贸易纠纷根本没什么好吵的，只是中国想进口更多的高科技产品，而特朗普想卖更多的农产品，后续就是个谈判博弈的过程，而硬是被双方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搞得“人心惶惶”，当然也有特朗普的咋咋呼呼。至于市场准入、产权保护等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根本无需美国政府操心，因为中国后续若不大力保护产权，其国内的创新就无法得到有效的保证，产业升级转型也就是一句空话。
另外，当前对中国经济担心最多的问题无非是地方债务与房地产泡沫。其实，这更是多余，因为中国解决地方债务有一个全球独有的方案，即印货币。当然印货币解决地方政府债务是能够加剧通货膨胀， 但是，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错综复杂，不至于瞬间对经济形成致命的冲击，让政府能够通过“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来逐步解决。而房地产泡沫的解决就一个途径，即锁死交易，然后让少量非市场的交易画出交易曲线，确保维持当前现状，然后等时间。其实，泡沫无非是价格偏离购买力，一旦购买力上升了泡沫自然消除。如果经济能够确保6.5%的增长率，三年后，被锁死的方式就能够消化（1+6.5%）^3=1.21,这就意味着只要拖三年时间就能够消化掉泡沫的20%。这还不算人口持续聚集购买力的提升与差异性收入结构的筛选导致的精准化解，所以，中国房地产那点泡沫是小事。而日本当时房地产泡沫最大的问题是政府盲目一次性刺破泡沫对经济发展形成了致命冲击。
因此，天塌不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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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彦皓：基于中国现实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再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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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彦皓房地产金融学博士、量化对冲学博士后，专注资本市场，负责量化对冲、权益投资、资本运作、ETF、股指期货与股票期权等领域的研究与投资，关注国际关系、历史、哲学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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