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封建官场，斗争向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如果对对手心慈手软，那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反之如果能学会“心狠手辣”的本事，那么谋权固权也就轻而易举了。
武三思是武则天的侄子，他凭着与武则天的关系，当上太子宾客，又谀媚于武则天的男宠薜怀义、张氏兄弟等，故极得武则天信任，在朝中可谓如日中天，武三思全靠武则天起家，可武则天来失帝位后，他不仅未失势，反而更加得势，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他与复位中宗关系密切之外，也是由于张柬之等人在推翻武氏后过于手软，没能对其采取有效的措施。
张柬之是由狄仁杰所推举的一位贤相。狄仁杰死后，张柬之以秋官侍郎同平章事，拜为宰相，时年已八十。张柬之联络天官(史部)侍郎同平章事崔玄、中台(尚书省)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右台(御史)中丞、相王府(李旦)司马袁恕已(这几人也是狄仁杰的推荐)及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拥戴中宗复位，恢复唐的国号。当时洛州长史薛季昶就劝张柬之、敬晖杀掉武三思，说道：“斩草不除根，必会后患无穷啊！”但张柬之却说道：“大事已定，他犹如砧板上的肉，任我等宰割不会有什么作为的。已经杀得很多了，不必要再增加。”朝邑尉刘幽求也劝桓彦范、敬晖杀掉武三思，说道：“武三思狼子野心，诡计多端，实乃当朝“司马懿”啊，若不将其除掉，只怕你们将来会死无葬身之地。”但是这两人也未听进心里去，没有对武三思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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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武三思又与中宗的皇后韦氏勾搭成奸，由于中宗懦弱，权政归于韦氏，武三思因此权势复振，张柬之等始感到是一种威胁，这才多次劝中宗诛杀武三思，中宗怎忍心杀掉爱女安乐公主的公公。即使中宗想诛杀武三思也不可能，因为当时朝政实权在韦后手中，中宗也作不了主，当然不可能听从张柬之等人的劝谏。张柬之见劝中宗诛杀武三思而不可能，则退而求其次，想从权势上加以抑制，遂上书中宗说：“天后当权时，李氏宗室被诛杀将尽。现在幸赖天地之灵，陛下得以复位，而武氏子弟仍然保有王的封号，居显要的官职，与过去一样，这不是大家所愿意看到的情况。希望降低他们的官爵，以满足天下人的心愿。”张柬之想唤起中宗过去的不幸回忆，来去掉武氏的势力。中宗早将过去忘得一干二净，只安于现在的安乐，所以无动于衷，仍不听从。张柬之等无法，只好叹息愤慨，或弹指出血，自怨自艾地说：“过去之所以未诛杀诸武，是希望皇上去诛杀，以张大天子的威风。今反如此，事势已去，不知如何是好。”这就叫养虎为患。
武三思本来就有政治野心，武则天在位时就想被立为太子，与韦后勾搭上后，更是狼狈一家，韦后本就是野心勃勃，欲作第二个“则天皇帝”，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帮手，又岂会容忍张柬之这班正直的人在朝中掌握朝政，因此她便于武三思里应外合，时常在中宗面前败坏他们，力图加害。
张柬之等畏惧武三思的谗言，因平时见考功员外郎崔浞对武三思也有所愤慨，指责的言辞还颇为激烈，便引为知己，作为耳目，让他去暗中探听武三思的动静，以便采取相应对策。而这个崔浞却是个十足的小人，他见中宗对武三思非常青睐，便倒向武三思，将张柬之等人的情况全部告诉了武三思，成了武三思的一条忠实走狗，并为武三思引荐为中书舍人，成了皇帝的近臣。
张柬之
正在这时，原殿中侍御郑情因谄事张宗昌兄弟，被贬为宣州司事参军，在宣州又贪赃枉法，为躲避法办，逃人洛阳，投靠武三思。郑情拜见武三思，先大哭，既而又大笑。武三思甚感奇怪，问道：“你这是为什么?”郑情说：“开始见大人而哭，是哀伤大人将遭诛杀而灭族，后来大笑，是高兴大人得到了我郑倍。大人虽然得到了天子宠幸，但张柬之、敬晖、桓彦范、崔玄帏、袁恕已等五人把持着将相的大权，他们胆略过人，废掉太后尚且易如后掌，大人在权势上还能比得过太后吗?因此大人不去掉这五人，简直危如早晨的露水。可是大王还自以为安如泰山，我深为大王担忧啊。”武三思正与韦后相谋，去掉此五人，因五人官位高，权力大，又受到中宗的信任，在社会上又有重大的影响，感到不知从何处下手，今听郑悄之言，必知有计，心中大喜，便请郑情登楼，去到密室，而后问道：“刚才你既然说到要去掉张柬之等五人，但是五人位高权重，我不知从何处着手?”郑情说：“在下有一妙计，可建议朝廷，以他们五人拥戴复位之功，册封为王，夺其实权。他们一旦手中失去权力，就可以任凭摆布了。”武三思深以为然，便引荐郑情为中书舍人，与崔浞一道，同为他的谋士。
武三思与韦后按照郑情所献之计，日夜在中宗面前巧舌如簧，诋毁张柬之等五人，向中宗说道：“这五个人自以拥戴有功，就居功自傲，大权在握，独断专行，将对社稷不利。”由此中宗对五人起了疑心，不再信任。武三思与韦后二人便进一步向中宗建议“不如封张柬之等五人为王，不让他们再参与朝政，这样在外表上是尊重功臣，避免他们的不服气及人们的议论，实际上又夺去他们的权力，不致再专权用事。”中宗这个人耳朵极软，对武三思、韦后之言更是言听计从，于是下诏书：封张柬之为汉阳王，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崔玄帏为博陵王，袁恕已为南阳王。同时免去他们“知政事”即宰相参政的权力，赐金银绸缎及鞍马，只须于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入宫朝拜一次。
张柬之等五人虽被夺去实权，不得参与朝政，毕竟还有着王的尊号，有着很高的声望和很大的政治影响，而且还能一月入宫朝拜两次，有机会和中宗接近，能对中宗进行劝谏或献策。所以武三思对他们留在京城仍然感到是一种威胁，于是报请朝廷，将他们调离京城，改任地方官。当时韦后当权，上官婉儿掌管草拟诏令，调令可以随便下。遂调任张柬之为襄州(现在湖北襄樊)刺史，敬晖为朗州(现在湖南常德)刺史，桓彦范为亳州(现在安徽亳县)刺史，崔玄帏为均州(现在湖北郧县境)刺史，袁恕已为郢州(现在湖北京山)刺史。
接着武三思又指使郑情诬张柬之等五人与王同皎同谋，欲废韦后，于是又将五人贬谪。张柬之贬为新州(现在广州新兴)司马，敬晖为崖州(现在海南岛北部)司马，桓彦范为泷州(现在广州罗定县境)司马，崔玄帏为白州(现在广西博白)司马，袁恕已为窦州(现在广州信宜)司马。都是贬在当时最为偏僻、最为荒凉的所谓远恶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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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为置五人于死地，武三思暗中指使人书写韦后的污秽行为，请予废黜皇后的封号的传单，张贴在洛阳的天津桥。武三思有意让人将其情况报告中宗。中宗听了这个消息，自然极为愤怒，便命令御史大夫李承嘉追查其事。李承嘉也是武三思一党，他秉承武三思的意旨，捏造案情，诬陷张柬之、敬晖，桓彦范、崔玄啼、袁恕已五人对贬谪不满，暗中指使人撒布谣言，并报请中宗：“他们表面上是请求废黜皇后，实则是想阴谋篡逆，应该对他们五人全部诛杀。”大理丞(相当于现在的法院法官)李朝隐表示反对，奏称：“对张柬之等五人不经审问，就急忙诛杀，不合法律手续。”大理丞裴谈为讨好韦后及武三思，为之出谋，奏称：“对张柬之他们应该根据皇帝的诏令判处斩刑，诛杀全族，没收家产，则可以不必经过审问，也是合乎法律手续的。”后来中宗考虑到曾向张柬之等颁发有不处死的丹书铁卷，不同意处死，改为流放。于是将张柬之流放到泷州，敬晖流放到琼州，桓彦范流放到滚州(现在广西上思县境)，崔玄帏流放到古州(现在广西永福县境)，袁恕已流放到环州(现在广西环江)。五家子弟十六岁以上的，皆流放到五岭以南。裴谈因讨好献媚，由大理承提升为刑部尚书，李朝隐因秉公持正则由大理丞贬为闻喜县令。真可谓是邪僻者升官，正直者遭贬。
崔浞又向武三思提出建议：“张柬之等五人若有朝一日被召回长安，必为后患，不如派遣使者，假传圣旨，将五人杀掉。”武三思高兴地说：“正合我的心意，但不知派哪一个去最为妥当?”崔浞便推荐他的表兄大理正周利贞。
武三思与韦后商议后，决定由上官婉儿草拟一道诏书，命令周利贞以代理右台御史的身分，带着上官婉儿发出的假圣旨前往岭南，去杀害张柬之等五人。
周利贞到达岭南，方知崔玄帏在前往白州贬所时，死于途中，张柬之年老体衰，恚恨成疾，也死于新州贬所。二人算是万幸，未遭受到周利贞的残酷折磨。
桓彦范正被押往滚州流放的途中。周利贞在贵州(现在广西贵港市)遇到桓彦范，随即令人将桓彦范用绳索捆绑，在砍伐的竹桩上拖着走，肉被竹桩刮去，露出骨头。待到折磨得心满意足了，而后用棍棒打死，残忍至极。
敬晖被刀剔而死，残忍更胜一步。
袁恕已被强灌野葛藤汁，腹内痛苦难受，倒在地上，以手抓土，指甲磨尽，鲜血淋漓，而后用竹板打死，残忍又胜一步。
周利贞因残杀有功，回到京城，即升为御史中丞，血染珠顶红。
自此，武三思的“调虎离山”之计全告成功，彻底铲除了挡在自己眼前最大路障。
俗话说的好“虎落平阳被犬欺”，这就是说虎为山中之王，百兽之尊，只有在山中才能威风凛凛，无所畏惧，不可一世。一旦离开了山林而落于平原，则就会为犬狗所欺。调虎离山就是基于这个道理而引发出来的扳倒对手的高明策略，一旦将对手调离其势力所在的地方或其靠山所在的地方，就很可能轻而一举的将其击败。文中武三思就是这么做的，他深知张柬之为首的五大臣位高权重，若贸然出手，很可能遭遇凌厉的反攻，不小心就可能反造其害，于是就通过手段使其明升暗降，表面封其为王，却将其调离京城，剥其实权，这以后的一切自然就尽在他掌握之中了。在这里，我们一方面为忠臣的惨遭屠戮而大感痛惜。另一方面，也只能说他们是作茧自缚，试想，如果张柬之等人在推翻武氏政权后，能听取良言，斩草除根，那又怎么会有以后的惨淡收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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