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8年9月15日至16日，第三屆生命與國學高峰論壇將在中國武漢召開，本屆論壇的主題是“傳統文化與軸心時代”。“軸心時代”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出的重要觀點。此觀點認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當時古代希臘、古代中國、古代印度等文明都產生了偉大的思想家，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文化傳統，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並延續至今。圍繞“軸心時代”話題研究和討論的專家、學者眾多，為了讓社會各界人士更深入地瞭解軸心時代，把握論壇主旨，現將“軸心時代”相關文章輯錄，發佈在本頭條號，以饗讀者。
從孔子與柏拉圖的比較研究中看軸心時代的哲學精神
吉林師範大學 劉成林
【摘要】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提出了“軸心時代”的命題。在這個時代，東西方早期的哲學都發生了“終極關懷的覺醒”，中國古代哲學和古希臘哲學的代表人物孔子和柏拉圖，這兩位偉大的哲學家幾乎在同一個時期，從不同的角度確定了哲學對人的終極關懷這一哲學精神，從教育、國家學說方面指出實現人的最終幸福的路徑。文章從孔子和柏拉圖哲學思想的比較中闡述東西方哲學在源頭上的異同，指出中國古代哲學就在這個時期，確立了“不在求知識，而在求理想生活”的特質，並指出西方哲學從這一時期開始，由對外部世界的追問轉而關注自身。闡述重溫軸心時代人文哲學精神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軸心時代；孔子；柏拉圖；哲學精神
一、軸心時代東西方哲學終極關懷的覺醒和差異
軸心時代，儘管東西方哲學都開始把對人的終極關懷確定為哲學的任務，但是各有其特點。中國古代哲學一開始就把關心人，以人為中心作為自己的哲學任務，而古希臘哲學一開始關注的是外在的世界，即亞里士多德所講的：“哲學起源於對大自然的驚詫”。古希臘哲學只是到了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這裡，才開始關注人，“認識你自己”“未經審視的生活是無價值的生活”，這些蘇格拉底的名言，成為西方哲學早期開始對人關懷的起點。
雖然東西方古代哲學在這一時期都體現了人本的哲學精神，但東西方哲學是有差異的。
首先，中國古代哲學是以人為中心的哲學，即人生的哲學。梁啟超說：“中國先哲雖不看輕知識，但不求以知識為出發點，亦不求以知識為歸宿點，直譯的philosophy，其涵義實在不適於中國，若勉強用之，只能在頭上加個形容詞，稱為人生哲學。”中國軸心時代的哲學思想，更關切人和人類的命運，著重在動盪的時代為人生找到安身立命的支撐。馮友蘭先生說，“中國儒家，並不注重為知識而知識，主要的在求理想的生活。求理想的生活，是中國哲學的主流，也是儒家哲學精神之所在”。因此，中國古代哲學從一開始就是關注人的哲學，然而，這不等於說中國沒有本體論，只有人生哲學。其實，“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中國傳統哲學，它所表達的對終極存在、終極解釋和終極價值的渴求與關懷，正是中國古典式的、博大精神的本體論追求。按照臺灣大學傅佩榮先生的說法，中國與古希臘對人的哲學關懷不同之處在於，古希臘哲學是從本體論出發，在考察人與世界的關係中觀照人；而中國古代哲學以生命為中心的宇宙觀認為，宇宙同人一樣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從這一點上講，中國古代哲學也是從本體論的角度出發，關注對人的終極關懷。
其次，古希臘哲學從泰勒斯認為世界是水開始，就更多地關注自然，關心物理的宇宙。而到關注人自身，是從蘇格拉底開始的。“認識你自己”是蘇格拉底的名言。西方哲學史家將蘇格拉底作為古希臘哲學發展的分水嶺，稱他以前的哲學為前蘇格拉底哲學。蘇格拉底把“哲學從天上帶到了地下。”但是，在蘇格拉底之前的赫拉克利特哲學中，也已經開始關注人自身，學者們稱赫拉克利特是站在宇宙學思想與人類學思想的分界線上。他確信，不先研究人的秘密而想洞察自然的秘密是不可能的。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說：“從人類意識最初萌發時起，我們就發現一種對生活的內向觀察伴隨著並補充著那種外向觀察，人類的文明越往後發展，這種內向觀察就變得越加顯著”。
這個時代，儘管東西方哲學對人的終極關懷出發點不同，但是都不約而同地把對人的關注作為哲學的重大任務。軸心時代的先哲們，儘管民族、文化、地域不同，但是他們都在哲學應當完成和能夠完成的任務上殊途同歸，這種心有靈犀的人生哲學關懷，集中表現在東方哲學的代表人物孔子和柏拉圖身上。
二、孔子與柏拉圖哲學精神的相同之處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生活在春秋時期政治動盪和社會不斷變革的時代，柏拉圖（公元前421年—公元前347年）生活的年代與孔子差不多，當時正是雅典與斯巴達進行伯羅奔尼撒戰爭（前431年—前404年）的時期。兩位先哲都在同一時期提出了對人的關懷的哲學思想，都試圖通過自己的國家學說，實現對人的終極關懷和人的幸福的安排，使人的生命在那個動盪的年代得以安頓下來。他們都不斷遊歷和試圖說服統治者實現自己的政治和社會理想，但都失敗了。失意之餘，他們都開辦了學堂，教導學生，希望他們的理想有朝一日通過學生得以實現。孔子和柏拉圖的人文關懷相同點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注動盪年代的人如何安身立命。孔子和柏拉圖都生活在一個政治動盪的年代。孔子生活的春秋（春秋時期是中國歷史東周前半期歷史階段。自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或還有說法是公元前453年或公元前403年）是一個大動盪大變革的時期，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禮崩樂壞；柏拉圖生活在雅典，同斯巴達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戰亂使人口銳減，道德、信仰、法制瀕於解體。在這混亂的時代，生命變得無常，如何安頓人的生命就成了先哲們思考的首要問題。於是就要追問：人為何而生？人生有意義嗎？這個時代人的思想開始從矇昧中甦醒過來，實現對原始文化的突破，進入了一個“人的自覺”的時代。這個時代，中國古代哲學自不必說，它是關心人的哲學，注重的是社會，不是宇宙；是人的今生，而不是人的來世。而古希臘的哲學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之前卻不是這個樣子——它關心自然勝過關心人的自身，關心“神”勝過對今生的注意。由於戰亂和動盪的政治，東西方哲學同時開始關注人生，開始對人生終極關懷的覺醒。
第二，關注社會制度，通過政治哲學的努力指出對人的終極關懷的途徑。孔子和柏拉圖都在這個時期提出自己的國家學說，都想通過建構一種完美的社會制度，從而實現一勞永逸的對人的終極關懷。孔子提出“大同社會”的理想，柏拉圖勾勒出人間的《理想國》，他們都是針對當時嚴重失序的社會開出自己的藥方。孔子主張“聖賢政治”的道德治國的思想，主張行“仁”“禮”，以德治國、追求大同世界，主張“為政在人”“內聖外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柏拉圖則主張“賢人政治”，將實現正義為自己的根本政治理想。主張由智慧和知識的哲學家為王，即“哲學王”統治，“哲學王”通過知識進行統治，遠比法治具有更大的優越性。
第三，周遊列國，把追求人類的幸福當成自己的使命。孔子周遊列國14年，幾乎到過春秋時代所有的國家，試圖說服統治者，以實現自己以德治國的方略，百折不撓，以積極的儒家入世精神去踐履對人類的使命，成為後世的楷模，是我們的至聖先師。柏拉圖則在老師蘇格拉底死後，為了實現其政治理想和抱負，也開始自己的遊歷生涯，他先後遊歷了利比亞、埃及、西西里、約旦、印度等國，12年奔走，他終未如願。
第四，興辦教育，傳播道德和知識。兩位先哲都在政治和社會理想難以實現後，退而辦學，鍥而不捨地以求繼續宣揚和傳播其社會理想，使他們所推崇的道德和正義在未來普照社會和先民。孔子杏壇辦私塾，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是中國的第一位老師；柏拉圖在小樹林裡的阿加德米創辦學園，他的第一批弟子中就有偉大的亞里士多德。
三、重溫軸心時代哲學精神的現實意義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報告中指出，“十一五”期間，國家面貌發生了新的歷史性變化，“十二五”我們仍然處於重大的戰略機遇期。中華民族和平崛起的腳步不可阻擋。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隨著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巨大的成就，我們的環境、能源、人口、汙染等問題日益嚴重，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社會公平問題亟待解決。建立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是當前迫切的任務。以人為本，關心人，關心人的幸福，這是東西方哲學初創時期就擔負起的使命。雅斯貝爾斯曾提出，每當人類面臨新的飛躍的時候，總會回過頭來，看看古代的先哲們是怎麼說的。
當前，我們國家面臨著一個新的飛躍，大國和平崛起，需要和諧的內外部環境，而當下“國學熱”也恰恰佐證了雅思貝爾斯的論斷：面對新跨越，中華民族又一次回過頭來，看看我們的至聖先師們在2500年前是如何說的。馬克思說，哲學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黑格爾也曾指出，哲學是思想中所把握的時代。哲學是時代的意識，反映的是這個時代精神，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的時代精神一定會體現在當代中國的哲學中。而我們重溫初創時期的哲學的人文關懷精神，一定會對我們當下的時代有所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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