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9月15日至16日，第三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将在中国武汉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传统文化与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重要观点。此观点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并延续至今。围绕“轴心时代”话题研究和讨论的专家、学者众多，为了让社会各界人士更深入地了解轴心时代，把握论坛主旨，现将“轴心时代”相关文章辑录，发布在本头条号，以飨读者。
从孔子与柏拉图的比较研究中看轴心时代的哲学精神
吉林师范大学 刘成林
【摘要】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轴心时代”的命题。在这个时代，东西方早期的哲学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中国古代哲学和古希腊哲学的代表人物孔子和柏拉图，这两位伟大的哲学家几乎在同一个时期，从不同的角度确定了哲学对人的终极关怀这一哲学精神，从教育、国家学说方面指出实现人的最终幸福的路径。文章从孔子和柏拉图哲学思想的比较中阐述东西方哲学在源头上的异同，指出中国古代哲学就在这个时期，确立了“不在求知识，而在求理想生活”的特质，并指出西方哲学从这一时期开始，由对外部世界的追问转而关注自身。阐述重温轴心时代人文哲学精神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轴心时代；孔子；柏拉图；哲学精神
一、轴心时代东西方哲学终极关怀的觉醒和差异
轴心时代，尽管东西方哲学都开始把对人的终极关怀确定为哲学的任务，但是各有其特点。中国古代哲学一开始就把关心人，以人为中心作为自己的哲学任务，而古希腊哲学一开始关注的是外在的世界，即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哲学起源于对大自然的惊诧”。古希腊哲学只是到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里，才开始关注人，“认识你自己”“未经审视的生活是无价值的生活”，这些苏格拉底的名言，成为西方哲学早期开始对人关怀的起点。
虽然东西方古代哲学在这一时期都体现了人本的哲学精神，但东西方哲学是有差异的。
首先，中国古代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哲学，即人生的哲学。梁启超说：“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求以知识为出发点，亦不求以知识为归宿点，直译的philosophy，其涵义实在不适于中国，若勉强用之，只能在头上加个形容词，称为人生哲学。”中国轴心时代的哲学思想，更关切人和人类的命运，着重在动荡的时代为人生找到安身立命的支撑。冯友兰先生说，“中国儒家，并不注重为知识而知识，主要的在求理想的生活。求理想的生活，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也是儒家哲学精神之所在”。因此，中国古代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关注人的哲学，然而，这不等于说中国没有本体论，只有人生哲学。其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中国传统哲学，它所表达的对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渴求与关怀，正是中国古典式的、博大精神的本体论追求。按照台湾大学傅佩荣先生的说法，中国与古希腊对人的哲学关怀不同之处在于，古希腊哲学是从本体论出发，在考察人与世界的关系中观照人；而中国古代哲学以生命为中心的宇宙观认为，宇宙同人一样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从这一点上讲，中国古代哲学也是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关注对人的终极关怀。
其次，古希腊哲学从泰勒斯认为世界是水开始，就更多地关注自然，关心物理的宇宙。而到关注人自身，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认识你自己”是苏格拉底的名言。西方哲学史家将苏格拉底作为古希腊哲学发展的分水岭，称他以前的哲学为前苏格拉底哲学。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地下。”但是，在苏格拉底之前的赫拉克利特哲学中，也已经开始关注人自身，学者们称赫拉克利特是站在宇宙学思想与人类学思想的分界线上。他确信，不先研究人的秘密而想洞察自然的秘密是不可能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说：“从人类意识最初萌发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的文明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显著”。
这个时代，尽管东西方哲学对人的终极关怀出发点不同，但是都不约而同地把对人的关注作为哲学的重大任务。轴心时代的先哲们，尽管民族、文化、地域不同，但是他们都在哲学应当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上殊途同归，这种心有灵犀的人生哲学关怀，集中表现在东方哲学的代表人物孔子和柏拉图身上。
二、孔子与柏拉图哲学精神的相同之处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生活在春秋时期政治动荡和社会不断变革的时代，柏拉图（公元前421年—公元前347年）生活的年代与孔子差不多，当时正是雅典与斯巴达进行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年—前404年）的时期。两位先哲都在同一时期提出了对人的关怀的哲学思想，都试图通过自己的国家学说，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和人的幸福的安排，使人的生命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得以安顿下来。他们都不断游历和试图说服统治者实现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理想，但都失败了。失意之余，他们都开办了学堂，教导学生，希望他们的理想有朝一日通过学生得以实现。孔子和柏拉图的人文关怀相同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注动荡年代的人如何安身立命。孔子和柏拉图都生活在一个政治动荡的年代。孔子生活的春秋（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东周前半期历史阶段。自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或还有说法是公元前453年或公元前403年）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礼崩乐坏；柏拉图生活在雅典，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战乱使人口锐减，道德、信仰、法制濒于解体。在这混乱的时代，生命变得无常，如何安顿人的生命就成了先哲们思考的首要问题。于是就要追问：人为何而生？人生有意义吗？这个时代人的思想开始从蒙昧中苏醒过来，实现对原始文化的突破，进入了一个“人的自觉”的时代。这个时代，中国古代哲学自不必说，它是关心人的哲学，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的今生，而不是人的来世。而古希腊的哲学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前却不是这个样子——它关心自然胜过关心人的自身，关心“神”胜过对今生的注意。由于战乱和动荡的政治，东西方哲学同时开始关注人生，开始对人生终极关怀的觉醒。
第二，关注社会制度，通过政治哲学的努力指出对人的终极关怀的途径。孔子和柏拉图都在这个时期提出自己的国家学说，都想通过建构一种完美的社会制度，从而实现一劳永逸的对人的终极关怀。孔子提出“大同社会”的理想，柏拉图勾勒出人间的《理想国》，他们都是针对当时严重失序的社会开出自己的药方。孔子主张“圣贤政治”的道德治国的思想，主张行“仁”“礼”，以德治国、追求大同世界，主张“为政在人”“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柏拉图则主张“贤人政治”，将实现正义为自己的根本政治理想。主张由智慧和知识的哲学家为王，即“哲学王”统治，“哲学王”通过知识进行统治，远比法治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第三，周游列国，把追求人类的幸福当成自己的使命。孔子周游列国14年，几乎到过春秋时代所有的国家，试图说服统治者，以实现自己以德治国的方略，百折不挠，以积极的儒家入世精神去践履对人类的使命，成为后世的楷模，是我们的至圣先师。柏拉图则在老师苏格拉底死后，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和抱负，也开始自己的游历生涯，他先后游历了利比亚、埃及、西西里、约旦、印度等国，12年奔走，他终未如愿。
第四，兴办教育，传播道德和知识。两位先哲都在政治和社会理想难以实现后，退而办学，锲而不舍地以求继续宣扬和传播其社会理想，使他们所推崇的道德和正义在未来普照社会和先民。孔子杏坛办私塾，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是中国的第一位老师；柏拉图在小树林里的阿加德米创办学园，他的第一批弟子中就有伟大的亚里士多德。
三、重温轴心时代哲学精神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十一五”期间，国家面貌发生了新的历史性变化，“十二五”我们仍然处于重大的战略机遇期。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脚步不可阻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巨大的成就，我们的环境、能源、人口、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社会公平问题亟待解决。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是当前迫切的任务。以人为本，关心人，关心人的幸福，这是东西方哲学初创时期就担负起的使命。雅斯贝尔斯曾提出，每当人类面临新的飞跃的时候，总会回过头来，看看古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
当前，我们国家面临着一个新的飞跃，大国和平崛起，需要和谐的内外部环境，而当下“国学热”也恰恰佐证了雅思贝尔斯的论断：面对新跨越，中华民族又一次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至圣先师们在2500年前是如何说的。马克思说，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黑格尔也曾指出，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的时代。哲学是时代的意识，反映的是这个时代精神，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一定会体现在当代中国的哲学中。而我们重温初创时期的哲学的人文关怀精神，一定会对我们当下的时代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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