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海實爲宋朝院體字先聲?

從《興福寺半截碑》到 李北海書法

王永貴 首發《收藏界》雜誌

西安碑林有塊半截碑,這就是大名鼎鼎的《興福寺半截碑》。《興福寺半截碑》非常有名,號稱是“集王右軍書法”。在唐代集王羲之書法刻碑,是傳播王羲之書法的重要手段,《半截碑》是繼《聖教序》之後,又一塊王書集字的代表性碑刻。

《興福寺斷碑》,明萬曆年間在西安出土,出土時因缺少上半部分,故俗稱“興福寺半截碑”。殘碑有“公諱文”,“公”上面有一“吳”字,碑又稱“鎮國大將軍吳文碑”。學術界上,對這個“吳”字存有爭議,清人翁方綱說此字,不是“吳”而是“矣”字。

從殘碑的前後文看,“惟大將軍矣,公諱文字才”,似乎又有點不太通順,一個人有名有字,可是姓哪去了?學術界存此一說,多數人不以為然。吳文在兩唐書中無傳,也就很難考證碑的主人。此碑為集王書十八家之一,聲明僅次於《懷仁集聖教序》。

在《半截碑》的碑文中,有“開元九年”的字樣。吳文死於唐開元九年,我們可以認定,此碑刻於“開元九年”,甚至是這以後的一段時間。開元九年,即公元721年,距《聖教序》的咸亨三年,也就是公元672年,已經整整過去了49年。

這49年當中,在中國書法史上,曾發生了兩件重大事件:

第一,李世民的去世,大量王羲之的墨跡,包括摹本被帶入墓葬;第二,唐高宗李治和武則天的合葬,又帶走一大批重要的墨跡。到弘福寺沙門大雅,集《大將軍吳文碑》的時候,世間王羲之的墨跡,就已經沒有多少了。

於是問題來了,大雅集字的底本,到底從哪裡來的?

在這塊碑上刻有:“碑在京興福寺陪常住,大雅集晉右將軍王羲之行書勒上。”此碑雖號稱是“集字碑”,但是我們絕對不敢保證,大雅集的就是王羲之的字。此碑在臨習的時候,和《聖教序》有明顯的區別,這塊碑行氣非常連貫,絕非是一塊簡單的“集字碑”。

這塊碑在臨寫的難度上,顯然次於王羲之其他碑帖。在筆法上,《半截碑》的筆法不盡統一,王羲之“內”筆法,和王獻之的“外拓”筆法相互摻雜,在用筆習慣上更接近王《伯遠帖》。比如“惟大將軍”的“大”字,一橫用的是外拓筆法,一撇一捺用的是內筆法。

縱觀大雅的用筆習慣,凡上面短橫的用筆,一般都是使用外拓筆法。比如“霜酌”二字,開頭的第一筆,都是使用的外拓筆法。“行內”的“內”字起筆一豎,同樣採用的是外拓筆法。從這塊碑的總體風格來說,用筆以內筆法為主,摻雜有少量的外拓筆法。

《半截碑》的精神與筋力,彷彿是王羲之的手筆,但總體生動程度上,絕對比不上《懷仁聖教序》。這塊碑書法的古淡之趣,被歷代書家所重視,它和《聖教序》相互參照,被後代視為,破解王羲之書法的一個門徑。

《半截碑》的字體結構,總體上是以方正為主,而《懷仁集聖教序》結構瘦長,如果套用回子格,每個字都暗含黃金分割。這就是王羲之的書法和其他人最大的不同。王羲之字體結構生動,在字體的偏旁運用上,有高低錯落避讓、疏密向背等豐富的變化。而縱觀其他書家,每個字的變化程度,跟王羲之比起來要差很多。

通覽《半截碑》的字體,左低右高規律明顯,大量右邊應該下沉探底的筆勢,往往表現得不夠充分。縱觀通篇佈局,筆筆呼應,字字連貫,無斷續處,無任何呆滯之處。《半截碑》給人一種筆不離紙,腕不停運,有通篇連貫的氣勢。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認定:《半截碑》根本不是什麼“集字碑”。大雅和尚孰知“二王”筆法,在參照《聖教序》的布白,由大雅和尚進行的一次創作。

大雅和尚在創作中,成功地模擬了“二王”的書風。至於《半截碑》所說:“大雅集晉右軍將軍王羲之行書勒上”,這只是一種說法而已。碑的第一行,很可能是大雅和尚集字的成果。但是,碑文的主題部分,則是大雅獨立創作的產物。

《弘福寺半截碑》,在這一個集字、仿寫、創作的碑中,我們很難判定,它到底是集字還是仿寫。所以,大雅和尚作為僧人,一般不會打誑語。在這個碑的誕生過程中,很可能在半推半就之間,被說成了“集王羲之書法”的大作。

在所有集字帖當中,能夠和《聖教序》媲美的,只有《集王羲之書金剛經》。《集王羲之書金剛經》其一特點是字數多,全文有五千多字;第二,文字佈局比《聖教序》更為生動;第三,文字量大,重複的字數也多,大量的文字出自《聖教序》,移植的準確度非常高;第四,還有部分字出自《半截碑》,甚至是我們沒有見過的王字,但是相對選取的數量較少。

唐朝中期,在集王羲之字體潮流之下,追隨王羲之,書寫王羲之式的行書,也必然成為一種歷史趨勢。如果把《半截碑》,作為模仿王羲之的一種表現,那麼,中唐時代的李邕李北海,則是臨王羲之最成功的書家。

李邕的一生,書寫過八百多塊石碑,最著名的有《李思訓碑》、《葉有道碑》、《嶽麓山寺碑》、《端州石室記》、《法華寺碑》、《東林寺碑》、《盧正道碑》、《李秀碑》、《任令則碑》等大量的碑刻。傳世墨跡有《古詩十七首》、《出師表》,以及在《淳化閣帖》傳世的《晴熱帖》等。

明朝書畫家董其昌說:右軍如龍,北海如象。這當然說的是他們的書法氣勢。而清朝詩人馮班則說:董宗伯雲王右軍如龍,李北海如象;不如雲王右軍如鳳,李北海如俊鷹。

雖說李邕李北海的書法不錯,但要跟王羲之一較高下,似乎還有很大的距離。對李北海評價,最客觀的是李後主李煜。他說:“李邕得右將軍之氣而失於體格。”他說李邕得到王羲之書法的氣脈,但是失去了王羲之書法的體格。

在中國書法史上,真正的尊神是王羲之,李邕不過是一個追隨者。正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沒有人能夠超越王羲之。但是,李煜恰到好處地說出,李邕是一個善學之人。他成就不了王羲之,但是在取捨之間,卻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李邕書法在歷代書家當中,可以說是一個清逸脫俗者。

《宣和書譜》說,邕初學,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即得其妙,復乃擺脫舊習,筆力一新。《宣和書譜》講的很清楚,李邕書法的底子來自王羲之,他學王羲之比起其他人來,則要簡單得多。因他只學王羲之的行書,不學王羲之的草書,更不學王羲之的楷書。   唐朝書法家李陽冰說,李邕是“書中仙手”。書中仙手自然善於選擇,他選擇了王羲之的行書,並在《聖教序》的基礎之上,發展出自己的書法風格。李邕關於書法風格,有一句他自己的名言:學我者死,似我者病。要確立自己的書法風格,必須在掌握前人的基礎上,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東西。

如果說,大雅《半截碑》走的是山陰路線,那麼,李邕確立的書法風格,則是在掌握王羲之用筆之後,融入北派書法結構的產物。

在李邕早期書法《清熱帖》和《縉雲三帖》中,書法風格還停留在山陰路上,那麼,晚期的代表作《李思訓碑》、《嶽麓山寺碑》,則是融合隋朝書法家丁道護的書法風格,形成的一種新的書法風格。介於這兩種風格之間,李邕的《端州石室記》、《出師表》、《古詩十七首》,則是一種中間過渡性的書體。

李邕(678-747年),李北海,也稱李括州,字泰和,唐代書法家。李邕和李白、杜甫,是同一時代人,在年齡上長於杜甫、李白一輩兒。在《新舊唐書》中,李氏父子被說成是廣陵江都人,也就是現在江蘇的揚州。很可能《舊唐書》作者搞錯了,《新唐書》的作者照書抄襲,跟著也把他籍貫搞錯了。

杜甫在《八哀詩》中寫到“江夏李公邕”,顏真卿《孫逖文公集序》亦稱“江夏李邕”。

據《李善李邕父子是江夏人而非江都人》一文,李婭文中引用李邕家族墓誌,李邕和他的兒子李歧、孫子李正卿,以及堂弟李睦的墓誌銘,證實他的家族都是“江夏李氏”。在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中,有墓誌拓片可供參考。

李邕少年成名,天資聰敏少具才識,獲得博陵(今河北轄內)詩人崔沔的賞識。在崔沔的推薦介紹下,李邕在秘閣讀了幾年書。在唐代能在國家圖書館,或者國家檔案館讀書,學識自然不同平常。後來,李邕被唐詩人李喬發現,推薦朝廷召為左拾遺。

李邕到任不久,正趕上御史大夫宋彈劾張宗昌、張易之兄弟。稍瞭解唐朝歷史的人,都知道這二位,是武則天的面首,無人敢得罪。武則天面對宋的彈劾,並不同意他的請求。

這時,李邕作為一個七品言官,不顧左拾遺官職卑微,跟隨宋在朝堂上直言力諫,武則天這才同意了宋的請求。

第二年,唐中宗繼位。任命術士鄭普思為秘書監,李邕再次挺身上書諍諫。他的建議雖沒被採納,但是剛正不阿的性格,和正直秉性及見識為世人敬重。正因為這樣的性格,讓他的仕途充滿坎坷,他一生四次被貶官、兩次遭陷害,最後死於奸相李林甫手中。

正如三國時期文學家李康的《運命論》所講: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高於岸,流必湍之。一個人,一旦佔據了道德高地,各種流言蜚語,必然會向他襲來。更何況李邕才華橫溢,性情剛直,在官場上必然會遭到別人的排擠。

當時就有人對李邕說:“君如干將莫邪,難於爭鋒,然終虞缺折耳。”李邕所處的時代,正當盛唐逐漸走向衰落。朝廷中,派系鬥爭持續不斷,此起彼伏的官場動盪,一般人都難免遭受波及。像李邕這樣剛直的人,難免一而再、再而三遭受貶官,升遷猶如過山車,起伏跌宕。

在唐中宗時,李邕出為南和令,貶富州(今廣西轄內)司戶;唐隆元年,召為左臺殿中侍御史,改戶部員外郎,不久被貶為崖州(今廣州轄內)舍城丞;開元三年,被召為戶部郎中。不久遭人誣陷,被貶為括州(今浙江麗水)司馬。後又徵為陳州(河南周口轄內)刺史。開元十三年(725年),李邕獲罪幾死,後貶為欽州遵化縣尉。後又轉遷括、淄、滑三州刺史。唐玄宗天寶初年(742年),李邕先後為汲郡、北海太守。

李邕一生性格豪奢,行為不拘小節,在官場上縷縷遭人暗算。天寶六年(747年),李邕被李林甫派人杖殺,終年七十三歲。

大雅和尚的《半截碑》,和李邕書法都是從“二王”入手,但是他們反映的風格卻截然不同。前文說過,大雅的用筆風格,以內為主外拓為輔,筆法風格和王《伯遠帖》相似。但是,相對於《伯遠帖》,《半截碑》結構過於拘謹,而《伯遠帖》如天女散花,飄飄灑灑瀟灑有致。

李邕字體結構,同樣是左低右高,縱橫馳騁有餘,而用筆使轉不足。換一句話說,那就是李邕每一個字,過多地注重單劃的構建,形成的筆劃過於剛猛。最具風格的《李思訓碑》,線條瘦硬充滿力度與彈性,但是在轉折之處,往往是硬性的折筆,缺少王體的圓形線條。

李邕的書法,就像他的性格一樣,剛猛有餘而彈性不足。

備註:李邕生平,參考朱關田《李邕及其書跡》

西安碑林有塊半截碑,這就是大名鼎鼎的《興福寺半截碑》。《興福寺半截碑》非常有名,號稱是“集王右軍書法”。在唐代集王羲之書法刻碑,是傳播王羲之書法的重要手段,《半截碑》是繼《聖教序》之後,又一塊王書集字的代表性碑刻。

《興福寺斷碑》,明萬曆年間在西安出土,出土時因缺少上半部分,故俗稱“興福寺半截碑”。殘碑有“公諱文”,“公”上面有一“吳”字,碑又稱“鎮國大將軍吳文碑”。學術界上,對這個“吳”字存有爭議,清人翁方綱說此字,不是“吳”而是“矣”字。

從殘碑的前後文看,“惟大將軍矣,公諱文字才”,似乎又有點不太通順,一個人有名有字,可是姓哪去了?學術界存此一說,多數人不以為然。吳文在兩唐書中無傳,也就很難考證碑的主人。此碑為集王書十八家之一,聲明僅次於《懷仁集聖教序》。

在《半截碑》的碑文中,有“開元九年”的字樣。吳文死於唐開元九年,我們可以認定,此碑刻於“開元九年”,甚至是這以後的一段時間。開元九年,即公元721年,距《聖教序》的咸亨三年,也就是公元672年,已經整整過去了49年。

這49年當中,在中國書法史上,曾發生了兩件重大事件:

第一,李世民的去世,大量王羲之的墨跡,包括摹本被帶入墓葬;第二,唐高宗李治和武則天的合葬,又帶走一大批重要的墨跡。到弘福寺沙門大雅,集《大將軍吳文碑》的時候,世間王羲之的墨跡,就已經沒有多少了。

於是問題來了,大雅集字的底本,到底從哪裡來的?

在這塊碑上刻有:“碑在京興福寺陪常住,大雅集晉右將軍王羲之行書勒上。”此碑雖號稱是“集字碑”,但是我們絕對不敢保證,大雅集的就是王羲之的字。此碑在臨習的時候,和《聖教序》有明顯的區別,這塊碑行氣非常連貫,絕非是一塊簡單的“集字碑”。

這塊碑在臨寫的難度上,顯然次於王羲之其他碑帖。在筆法上,《半截碑》的筆法不盡統一,王羲之“內”筆法,和王獻之的“外拓”筆法相互摻雜,在用筆習慣上更接近王《伯遠帖》。比如“惟大將軍”的“大”字,一橫用的是外拓筆法,一撇一捺用的是內筆法。

縱觀大雅的用筆習慣,凡上面短橫的用筆,一般都是使用外拓筆法。比如“霜酌”二字,開頭的第一筆,都是使用的外拓筆法。“行內”的“內”字起筆一豎,同樣採用的是外拓筆法。從這塊碑的總體風格來說,用筆以內筆法為主,摻雜有少量的外拓筆法。

《半截碑》的精神與筋力,彷彿是王羲之的手筆,但總體生動程度上,絕對比不上《懷仁聖教序》。這塊碑書法的古淡之趣,被歷代書家所重視,它和《聖教序》相互參照,被後代視為,破解王羲之書法的一個門徑。

《半截碑》的字體結構,總體上是以方正為主,而《懷仁集聖教序》結構瘦長,如果套用回子格,每個字都暗含黃金分割。這就是王羲之的書法和其他人最大的不同。王羲之字體結構生動,在字體的偏旁運用上,有高低錯落避讓、疏密向背等豐富的變化。而縱觀其他書家,每個字的變化程度,跟王羲之比起來要差很多。

通覽《半截碑》的字體,左低右高規律明顯,大量右邊應該下沉探底的筆勢,往往表現得不夠充分。縱觀通篇佈局,筆筆呼應,字字連貫,無斷續處,無任何呆滯之處。《半截碑》給人一種筆不離紙,腕不停運,有通篇連貫的氣勢。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認定:《半截碑》根本不是什麼“集字碑”。大雅和尚孰知“二王”筆法,在參照《聖教序》的布白,由大雅和尚進行的一次創作。

大雅和尚在創作中,成功地模擬了“二王”的書風。至於《半截碑》所說:“大雅集晉右軍將軍王羲之行書勒上”,這只是一種說法而已。碑的第一行,很可能是大雅和尚集字的成果。但是,碑文的主題部分,則是大雅獨立創作的產物。

《弘福寺半截碑》,在這一個集字、仿寫、創作的碑中,我們很難判定,它到底是集字還是仿寫。所以,大雅和尚作為僧人,一般不會打誑語。在這個碑的誕生過程中,很可能在半推半就之間,被說成了“集王羲之書法”的大作。

在所有集字帖當中,能夠和《聖教序》媲美的,只有《集王羲之書金剛經》。《集王羲之書金剛經》其一特點是字數多,全文有五千多字;第二,文字佈局比《聖教序》更為生動;第三,文字量大,重複的字數也多,大量的文字出自《聖教序》,移植的準確度非常高;第四,還有部分字出自《半截碑》,甚至是我們沒有見過的王字,但是相對選取的數量較少。

唐朝中期,在集王羲之字體潮流之下,追隨王羲之,書寫王羲之式的行書,也必然成為一種歷史趨勢。如果把《半截碑》,作為模仿王羲之的一種表現,那麼,中唐時代的李邕李北海,則是臨王羲之最成功的書家。

李邕的一生,書寫過八百多塊石碑,最著名的有《李思訓碑》、《葉有道碑》、《嶽麓山寺碑》、《端州石室記》、《法華寺碑》、《東林寺碑》、《盧正道碑》、《李秀碑》、《任令則碑》等大量的碑刻。傳世墨跡有《古詩十七首》、《出師表》,以及在《淳化閣帖》傳世的《晴熱帖》等。

明朝書畫家董其昌說:右軍如龍,北海如象。這當然說的是他們的書法氣勢。而清朝詩人馮班則說:董宗伯雲王右軍如龍,李北海如象;不如雲王右軍如鳳,李北海如俊鷹。

雖說李邕李北海的書法不錯,但要跟王羲之一較高下,似乎還有很大的距離。對李北海評價,最客觀的是李後主李煜。他說:“李邕得右將軍之氣而失於體格。”他說李邕得到王羲之書法的氣脈,但是失去了王羲之書法的體格。

在中國書法史上,真正的尊神是王羲之,李邕不過是一個追隨者。正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沒有人能夠超越王羲之。但是,李煜恰到好處地說出,李邕是一個善學之人。他成就不了王羲之,但是在取捨之間,卻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李邕書法在歷代書家當中,可以說是一個清逸脫俗者。

《宣和書譜》說,邕初學,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即得其妙,復乃擺脫舊習,筆力一新。《宣和書譜》講的很清楚,李邕書法的底子來自王羲之,他學王羲之比起其他人來,則要簡單得多。因他只學王羲之的行書,不學王羲之的草書,更不學王羲之的楷書。   唐朝書法家李陽冰說,李邕是“書中仙手”。書中仙手自然善於選擇,他選擇了王羲之的行書,並在《聖教序》的基礎之上,發展出自己的書法風格。李邕關於書法風格,有一句他自己的名言:學我者死,似我者病。要確立自己的書法風格,必須在掌握前人的基礎上,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東西。

如果說,大雅《半截碑》走的是山陰路線,那麼,李邕確立的書法風格,則是在掌握王羲之用筆之後,融入北派書法結構的產物。

在李邕早期書法《清熱帖》和《縉雲三帖》中,書法風格還停留在山陰路上,那麼,晚期的代表作《李思訓碑》、《嶽麓山寺碑》,則是融合隋朝書法家丁道護的書法風格,形成的一種新的書法風格。介於這兩種風格之間,李邕的《端州石室記》、《出師表》、《古詩十七首》,則是一種中間過渡性的書體。

李邕(678-747年),李北海,也稱李括州,字泰和,唐代書法家。李邕和李白、杜甫,是同一時代人,在年齡上長於杜甫、李白一輩兒。在《新舊唐書》中,李氏父子被說成是廣陵江都人,也就是現在江蘇的揚州。很可能《舊唐書》作者搞錯了,《新唐書》的作者照書抄襲,跟著也把他籍貫搞錯了。

杜甫在《八哀詩》中寫到“江夏李公邕”,顏真卿《孫逖文公集序》亦稱“江夏李邕”。

據《李善李邕父子是江夏人而非江都人》一文,李婭文中引用李邕家族墓誌,李邕和他的兒子李歧、孫子李正卿,以及堂弟李睦的墓誌銘,證實他的家族都是“江夏李氏”。在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中,有墓誌拓片可供參考。

李邕少年成名,天資聰敏少具才識,獲得博陵(今河北轄內)詩人崔沔的賞識。在崔沔的推薦介紹下,李邕在秘閣讀了幾年書。在唐代能在國家圖書館,或者國家檔案館讀書,學識自然不同平常。後來,李邕被唐詩人李喬發現,推薦朝廷召為左拾遺。

李邕到任不久,正趕上御史大夫宋彈劾張宗昌、張易之兄弟。稍瞭解唐朝歷史的人,都知道這二位,是武則天的面首,無人敢得罪。武則天面對宋的彈劾,並不同意他的請求。

這時,李邕作為一個七品言官,不顧左拾遺官職卑微,跟隨宋在朝堂上直言力諫,武則天這才同意了宋的請求。

第二年,唐中宗繼位。任命術士鄭普思為秘書監,李邕再次挺身上書諍諫。他的建議雖沒被採納,但是剛正不阿的性格,和正直秉性及見識為世人敬重。正因為這樣的性格,讓他的仕途充滿坎坷,他一生四次被貶官、兩次遭陷害,最後死於奸相李林甫手中。

正如三國時期文學家李康的《運命論》所講: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高於岸,流必湍之。一個人,一旦佔據了道德高地,各種流言蜚語,必然會向他襲來。更何況李邕才華橫溢,性情剛直,在官場上必然會遭到別人的排擠。

當時就有人對李邕說:“君如干將莫邪,難於爭鋒,然終虞缺折耳。”李邕所處的時代,正當盛唐逐漸走向衰落。朝廷中,派系鬥爭持續不斷,此起彼伏的官場動盪,一般人都難免遭受波及。像李邕這樣剛直的人,難免一而再、再而三遭受貶官,升遷猶如過山車,起伏跌宕。

在唐中宗時,李邕出為南和令,貶富州(今廣西轄內)司戶;唐隆元年,召為左臺殿中侍御史,改戶部員外郎,不久被貶為崖州(今廣州轄內)舍城丞;開元三年,被召為戶部郎中。不久遭人誣陷,被貶為括州(今浙江麗水)司馬。後又徵為陳州(河南周口轄內)刺史。開元十三年(725年),李邕獲罪幾死,後貶為欽州遵化縣尉。後又轉遷括、淄、滑三州刺史。唐玄宗天寶初年(742年),李邕先後為汲郡、北海太守。

李邕一生性格豪奢,行為不拘小節,在官場上縷縷遭人暗算。天寶六年(747年),李邕被李林甫派人杖殺,終年七十三歲。

大雅和尚的《半截碑》,和李邕書法都是從“二王”入手,但是他們反映的風格卻截然不同。前文說過,大雅的用筆風格,以內為主外拓為輔,筆法風格和王《伯遠帖》相似。但是,相對於《伯遠帖》,《半截碑》結構過於拘謹,而《伯遠帖》如天女散花,飄飄灑灑瀟灑有致。

李邕字體結構,同樣是左低右高,縱橫馳騁有餘,而用筆使轉不足。換一句話說,那就是李邕每一個字,過多地注重單劃的構建,形成的筆劃過於剛猛。最具風格的《李思訓碑》,線條瘦硬充滿力度與彈性,但是在轉折之處,往往是硬性的折筆,缺少王體的圓形線條。

李邕的書法,就像他的性格一樣,剛猛有餘而彈性不足。

備註:李邕生平,參考朱關田《李邕及其書跡》

西安碑林有塊半截碑,這就是大名鼎鼎的《興福寺半截碑》。《興福寺半截碑》非常有名,號稱是“集王右軍書法”。在唐代集王羲之書法刻碑,是傳播王羲之書法的重要手段,《半截碑》是繼《聖教序》之後,又一塊王書集字的代表性碑刻。

《興福寺斷碑》,明萬曆年間在西安出土,出土時因缺少上半部分,故俗稱“興福寺半截碑”。殘碑有“公諱文”,“公”上面有一“吳”字,碑又稱“鎮國大將軍吳文碑”。學術界上,對這個“吳”字存有爭議,清人翁方綱說此字,不是“吳”而是“矣”字。

從殘碑的前後文看,“惟大將軍矣,公諱文字才”,似乎又有點不太通順,一個人有名有字,可是姓哪去了?學術界存此一說,多數人不以為然。吳文在兩唐書中無傳,也就很難考證碑的主人。此碑為集王書十八家之一,聲明僅次於《懷仁集聖教序》。

在《半截碑》的碑文中,有“開元九年”的字樣。吳文死於唐開元九年,我們可以認定,此碑刻於“開元九年”,甚至是這以後的一段時間。開元九年,即公元721年,距《聖教序》的咸亨三年,也就是公元672年,已經整整過去了49年。

這49年當中,在中國書法史上,曾發生了兩件重大事件:

第一,李世民的去世,大量王羲之的墨跡,包括摹本被帶入墓葬;第二,唐高宗李治和武則天的合葬,又帶走一大批重要的墨跡。到弘福寺沙門大雅,集《大將軍吳文碑》的時候,世間王羲之的墨跡,就已經沒有多少了。

於是問題來了,大雅集字的底本,到底從哪裡來的?

在這塊碑上刻有:“碑在京興福寺陪常住,大雅集晉右將軍王羲之行書勒上。”此碑雖號稱是“集字碑”,但是我們絕對不敢保證,大雅集的就是王羲之的字。此碑在臨習的時候,和《聖教序》有明顯的區別,這塊碑行氣非常連貫,絕非是一塊簡單的“集字碑”。

這塊碑在臨寫的難度上,顯然次於王羲之其他碑帖。在筆法上,《半截碑》的筆法不盡統一,王羲之“內”筆法,和王獻之的“外拓”筆法相互摻雜,在用筆習慣上更接近王《伯遠帖》。比如“惟大將軍”的“大”字,一橫用的是外拓筆法,一撇一捺用的是內筆法。

縱觀大雅的用筆習慣,凡上面短橫的用筆,一般都是使用外拓筆法。比如“霜酌”二字,開頭的第一筆,都是使用的外拓筆法。“行內”的“內”字起筆一豎,同樣採用的是外拓筆法。從這塊碑的總體風格來說,用筆以內筆法為主,摻雜有少量的外拓筆法。

《半截碑》的精神與筋力,彷彿是王羲之的手筆,但總體生動程度上,絕對比不上《懷仁聖教序》。這塊碑書法的古淡之趣,被歷代書家所重視,它和《聖教序》相互參照,被後代視為,破解王羲之書法的一個門徑。

《半截碑》的字體結構,總體上是以方正為主,而《懷仁集聖教序》結構瘦長,如果套用回子格,每個字都暗含黃金分割。這就是王羲之的書法和其他人最大的不同。王羲之字體結構生動,在字體的偏旁運用上,有高低錯落避讓、疏密向背等豐富的變化。而縱觀其他書家,每個字的變化程度,跟王羲之比起來要差很多。

通覽《半截碑》的字體,左低右高規律明顯,大量右邊應該下沉探底的筆勢,往往表現得不夠充分。縱觀通篇佈局,筆筆呼應,字字連貫,無斷續處,無任何呆滯之處。《半截碑》給人一種筆不離紙,腕不停運,有通篇連貫的氣勢。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認定:《半截碑》根本不是什麼“集字碑”。大雅和尚孰知“二王”筆法,在參照《聖教序》的布白,由大雅和尚進行的一次創作。

大雅和尚在創作中,成功地模擬了“二王”的書風。至於《半截碑》所說:“大雅集晉右軍將軍王羲之行書勒上”,這只是一種說法而已。碑的第一行,很可能是大雅和尚集字的成果。但是,碑文的主題部分,則是大雅獨立創作的產物。

《弘福寺半截碑》,在這一個集字、仿寫、創作的碑中,我們很難判定,它到底是集字還是仿寫。所以,大雅和尚作為僧人,一般不會打誑語。在這個碑的誕生過程中,很可能在半推半就之間,被說成了“集王羲之書法”的大作。

在所有集字帖當中,能夠和《聖教序》媲美的,只有《集王羲之書金剛經》。《集王羲之書金剛經》其一特點是字數多,全文有五千多字;第二,文字佈局比《聖教序》更為生動;第三,文字量大,重複的字數也多,大量的文字出自《聖教序》,移植的準確度非常高;第四,還有部分字出自《半截碑》,甚至是我們沒有見過的王字,但是相對選取的數量較少。

唐朝中期,在集王羲之字體潮流之下,追隨王羲之,書寫王羲之式的行書,也必然成為一種歷史趨勢。如果把《半截碑》,作為模仿王羲之的一種表現,那麼,中唐時代的李邕李北海,則是臨王羲之最成功的書家。

李邕的一生,書寫過八百多塊石碑,最著名的有《李思訓碑》、《葉有道碑》、《嶽麓山寺碑》、《端州石室記》、《法華寺碑》、《東林寺碑》、《盧正道碑》、《李秀碑》、《任令則碑》等大量的碑刻。傳世墨跡有《古詩十七首》、《出師表》,以及在《淳化閣帖》傳世的《晴熱帖》等。

明朝書畫家董其昌說:右軍如龍,北海如象。這當然說的是他們的書法氣勢。而清朝詩人馮班則說:董宗伯雲王右軍如龍,李北海如象;不如雲王右軍如鳳,李北海如俊鷹。

雖說李邕李北海的書法不錯,但要跟王羲之一較高下,似乎還有很大的距離。對李北海評價,最客觀的是李後主李煜。他說:“李邕得右將軍之氣而失於體格。”他說李邕得到王羲之書法的氣脈,但是失去了王羲之書法的體格。

在中國書法史上,真正的尊神是王羲之,李邕不過是一個追隨者。正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沒有人能夠超越王羲之。但是,李煜恰到好處地說出,李邕是一個善學之人。他成就不了王羲之,但是在取捨之間,卻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李邕書法在歷代書家當中,可以說是一個清逸脫俗者。

《宣和書譜》說,邕初學,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即得其妙,復乃擺脫舊習,筆力一新。《宣和書譜》講的很清楚,李邕書法的底子來自王羲之,他學王羲之比起其他人來,則要簡單得多。因他只學王羲之的行書,不學王羲之的草書,更不學王羲之的楷書。   唐朝書法家李陽冰說,李邕是“書中仙手”。書中仙手自然善於選擇,他選擇了王羲之的行書,並在《聖教序》的基礎之上,發展出自己的書法風格。李邕關於書法風格,有一句他自己的名言:學我者死,似我者病。要確立自己的書法風格,必須在掌握前人的基礎上,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東西。

如果說,大雅《半截碑》走的是山陰路線,那麼,李邕確立的書法風格,則是在掌握王羲之用筆之後,融入北派書法結構的產物。

在李邕早期書法《清熱帖》和《縉雲三帖》中,書法風格還停留在山陰路上,那麼,晚期的代表作《李思訓碑》、《嶽麓山寺碑》,則是融合隋朝書法家丁道護的書法風格,形成的一種新的書法風格。介於這兩種風格之間,李邕的《端州石室記》、《出師表》、《古詩十七首》,則是一種中間過渡性的書體。

李邕(678-747年),李北海,也稱李括州,字泰和,唐代書法家。李邕和李白、杜甫,是同一時代人,在年齡上長於杜甫、李白一輩兒。在《新舊唐書》中,李氏父子被說成是廣陵江都人,也就是現在江蘇的揚州。很可能《舊唐書》作者搞錯了,《新唐書》的作者照書抄襲,跟著也把他籍貫搞錯了。

杜甫在《八哀詩》中寫到“江夏李公邕”,顏真卿《孫逖文公集序》亦稱“江夏李邕”。

據《李善李邕父子是江夏人而非江都人》一文,李婭文中引用李邕家族墓誌,李邕和他的兒子李歧、孫子李正卿,以及堂弟李睦的墓誌銘,證實他的家族都是“江夏李氏”。在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中,有墓誌拓片可供參考。

李邕少年成名,天資聰敏少具才識,獲得博陵(今河北轄內)詩人崔沔的賞識。在崔沔的推薦介紹下,李邕在秘閣讀了幾年書。在唐代能在國家圖書館,或者國家檔案館讀書,學識自然不同平常。後來,李邕被唐詩人李喬發現,推薦朝廷召為左拾遺。

李邕到任不久,正趕上御史大夫宋彈劾張宗昌、張易之兄弟。稍瞭解唐朝歷史的人,都知道這二位,是武則天的面首,無人敢得罪。武則天面對宋的彈劾,並不同意他的請求。

這時,李邕作為一個七品言官,不顧左拾遺官職卑微,跟隨宋在朝堂上直言力諫,武則天這才同意了宋的請求。

第二年,唐中宗繼位。任命術士鄭普思為秘書監,李邕再次挺身上書諍諫。他的建議雖沒被採納,但是剛正不阿的性格,和正直秉性及見識為世人敬重。正因為這樣的性格,讓他的仕途充滿坎坷,他一生四次被貶官、兩次遭陷害,最後死於奸相李林甫手中。

正如三國時期文學家李康的《運命論》所講: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高於岸,流必湍之。一個人,一旦佔據了道德高地,各種流言蜚語,必然會向他襲來。更何況李邕才華橫溢,性情剛直,在官場上必然會遭到別人的排擠。

當時就有人對李邕說:“君如干將莫邪,難於爭鋒,然終虞缺折耳。”李邕所處的時代,正當盛唐逐漸走向衰落。朝廷中,派系鬥爭持續不斷,此起彼伏的官場動盪,一般人都難免遭受波及。像李邕這樣剛直的人,難免一而再、再而三遭受貶官,升遷猶如過山車,起伏跌宕。

在唐中宗時,李邕出為南和令,貶富州(今廣西轄內)司戶;唐隆元年,召為左臺殿中侍御史,改戶部員外郎,不久被貶為崖州(今廣州轄內)舍城丞;開元三年,被召為戶部郎中。不久遭人誣陷,被貶為括州(今浙江麗水)司馬。後又徵為陳州(河南周口轄內)刺史。開元十三年(725年),李邕獲罪幾死,後貶為欽州遵化縣尉。後又轉遷括、淄、滑三州刺史。唐玄宗天寶初年(742年),李邕先後為汲郡、北海太守。

李邕一生性格豪奢,行為不拘小節,在官場上縷縷遭人暗算。天寶六年(747年),李邕被李林甫派人杖殺,終年七十三歲。

大雅和尚的《半截碑》,和李邕書法都是從“二王”入手,但是他們反映的風格卻截然不同。前文說過,大雅的用筆風格,以內為主外拓為輔,筆法風格和王《伯遠帖》相似。但是,相對於《伯遠帖》,《半截碑》結構過於拘謹,而《伯遠帖》如天女散花,飄飄灑灑瀟灑有致。

李邕字體結構,同樣是左低右高,縱橫馳騁有餘,而用筆使轉不足。換一句話說,那就是李邕每一個字,過多地注重單劃的構建,形成的筆劃過於剛猛。最具風格的《李思訓碑》,線條瘦硬充滿力度與彈性,但是在轉折之處,往往是硬性的折筆,缺少王體的圓形線條。

李邕的書法,就像他的性格一樣,剛猛有餘而彈性不足。

備註:李邕生平,參考朱關田《李邕及其書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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