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其实是人类的本能，不管是孔子的“仁义”、王阳明的“致良知”，还是柏拉图的“德性”、康德的“绝对律令”，东西方文化都赋予了道德以重要的位置。
道德本能是人类社会的基石，它的本质是“换位感受”，于此人类才能体会他人的痛楚，才会有同情和怜爱，人与人才能沟通理解，群体才能凝聚团结。
它比一般群居动物的群体本能更高级，不止是对群体的跟随，而是用感情来维系与群体和他人的关系。所谓“日久生情”，哪怕是中性事物，人类都能逐渐产生感情。
所以道德就成为人类社会的自然价值，最初的文明，无不把群体的利益置于个体之上，无不把个体的无私为公的行为奉为最高的善，无不把实行最高的善的人奉为圣人、先知。
但可惜道德作为一种爱，所谓“仁者爱人”，是有限的，任何人的爱都是有限的。当人类社会的规模大到一定程度，个体的爱是无法涉及所有人。
更何况人类最初的爱只是血缘之爱，只涉及亲族，族外的人，要么是盟友，要么是敌人。那么在这个扩大到一定程度的社会，继续保持血缘之爱只会导致族间不断的争斗。
爱己族越深，恨敌族越切。越有道德的人，就是越反敌族的人，但随着原始农牧业发展，部族兼并征服出现，胜者占地，败者为奴，社会扩展为多个部族的联合。
社会扩大和暴力战争催生新的道德，一种是胜者的“勇”，即所谓武士的荣誉感，但当民族战争结束、中央集权建立之后，文士的“忠”就会取代勇。
“忠”是对最强的代表群体的“王”的顺从，并贬低原来的亲族之爱为“孝”，忠大于孝，没有什么“忠孝不能两全”。
另一种则是败者的“祈”，无法在现实中自我解救，就祈求于鬼神，这本是氏族宗教的形式，民族压迫加深了宗教需求。但只有压迫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系统宗教的“信”。
系统宗教不仅是对鬼神的祈求，更是对理念的信仰，最极端的表现为对唯一神的信奉。信和忠很像，都是遵从唯一的主宰，只不过前者是精神，后者是现实。
忠不能缓解内部动乱，因为忠是有限的，王总得要死，死了又要培养新的忠，若培养不出甚至可能被推翻。忠的不稳定性使得孝依旧强大，所有家族的个体必然敌对其他家族。
信却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信是无限的，唯一神是永生的，加上奴役的现实不断加深坚定的信仰，以致不断削弱孝，而达信众彼此的“互爱”。
互爱而达成信任，信任乃是最大的社会资本，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加上对唯一神的信仰转变为对宪法、法治的信仰，等到社会规模再扩大，信就变成了现代的“法”。
现代民族主义的“义”正是法对外的体现，而古代民族主义则是忠对外的体现，可见前者更团结，后者始终被忠压制而难以达成完全的“义”。
忠在现代则借鉴了法却变成了“权”，权大于法，似法治实人治。非人格的权虽比忠稳定，却引发了更频繁的内部争斗，权力斗争是现代政治的本质。
究其本质，政治的忠是胜者的道德，肯定现实而不会改变现实，宗教的信却是败者的道德，否定现实而要改变世界。而这，就是历史的道德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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