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巴丹死亡行軍、新加坡大屠殺，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期間製造的三大暴行，而後兩者國內仍然是鮮為人知。當年在巴丹被日軍俘虜的美國大兵列斯特·坦尼花五十年時間寫成《地獄的夢魘》一書，以生動寫實的筆調再現了這次死亡之旅。小編摘錄其中的部分章節，揭露日本軍國主義對盟軍戰俘殘酷的虐殺，還生命以過程，還歷史以真實。
拿命換水喝
我們很早就被趕到路上，依舊沒有食物，沒有水。我的舌頭上粘滿了撲面而來的沙土，嗓子冒煙，該死 的胃病又犯了，讓我挪不開腳步。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能吃上一口飯，喝上一口水。我們仍被逼著向前走，拖著身子，一步步地往前挪。
其實路邊並不是沒有水，巴丹半島上有很多泉水和自流井，但日軍並有那麼好心讓我們喝水。一次，我們路過一個自流井，恰好看押我們的日本兵遠遠地走在我們前面，我和法蘭克迅速跑到了井邊。幾分鐘後，井邊就聚了10多個人。就在這時，一個日本兵過來了，他哈哈大笑，衝著剛要喝水的一個兄弟的脖子上就是一刀。那個可憐的兄弟脖子上噴出的血染紅了自流井，他雙膝跪地、呼吸急促、臉朝下仆倒在地。一口水也沒喝上，他就死了。
井邊的人快速跑回行軍隊伍，每個人的臉上都寫滿了恐懼。
每當我想起那個兄弟在人生最美好的年華被一個視殺戮為遊戲的魔鬼殺死，淚水就順著我的臉頰汩汩而流。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但是直到現在我對他仍然心存愧疚，如果不是我帶頭鋌而走險，也許他就不會死。
兩小時後，我們走到一個水塘旁邊。兩頭水牛在池塘裡洗澡，水面泛著綠色的泡沫，成群的綠頭蒼蠅在水上盤旋。一個兄弟走上前去，用手語向最邊上的日軍詢問能否喝些水。日軍笑了，示意可以。幾分鐘內許多人跑進池塘，他們把綠泡沫撥開，把帶有寄生蟲的水沫濺到自己身上，喝水止渴。
幾分鐘後，一個滿臉堆笑的日本軍官來到了我們的隊伍旁邊，在我們周圍轉來轉去。突然，他命令日軍士兵找出衣服上沾過水的士兵，把他們拎出來，排成隊。令人震驚的事情發生了，那個日本軍官竟命令日軍向那些喝過水的兄弟射擊。恐怖的屠殺！
我很慶幸自己沒有去喝水，但是不一會厄運就降臨到我的身上。一個日本軍官騎著馬從我身邊經過，當時我正和坦克連的兄弟布隆格、西格走在一起。我不小心走在了隊伍的外圍，他向我揮動了軍刀。儘管我迅速低頭，但是刀刃還是滑過了我的左肩，離我的頭僅有數英寸距離，劃傷的傷口需要縫合，但如果我要活著就要繼續行軍。當那個日本軍官走後，布隆格和西格立刻把一個醫務兵叫來。那個醫務兵用盡身上所有的線來縫合我的傷口。之以後的兩英里是我的兩個朋友架著我走，才沒使我掉隊，我們明白，掉隊就意味著死亡。西格和布隆格救了我的命。
零人性殺戮
第15天，我見證了一件最殘忍的事。有個兄弟患了嚴重的瘧疾，他發著高燒，簡直連路都分不清了。一個日本兵將他踢倒在地，衝他的頭部開槍，然後再叫兩個就近的兄弟挖坑埋掉這個被槍擊中的兄弟——他還活著。兩個人開始挖坑，坑挖到一腳深的時候，那個日本兵命令將那人放入坑中，要活埋他。那兩個人一直搖著頭，日本兵又開槍打中了其中的高個兒。接著日本兵又從隊伍中拉出更多的人，命令他們再挖一個坑來埋高個兒。日本兵就是要讓戰俘們明白他的命令必須服從。他們挖了第二個坑，將兩個人放在坑裡，往他們身上扔土。其中的一個人還活著，土扔在他身上時，他淒厲地叫喊著。
從盧保出發四五英里的行軍成了另一個噩夢。日本兵突然強迫我們奔跑。“跑”了好一段路，又命令我們停下來。我看到一個美國士兵跪在一個日本軍官面前，那個軍官從鞘裡抽出了他的武士刀，在空中划著大弧。他讓那個兄弟跟著他揮刀的那個方向移動膝蓋，日本兵很亢奮，高呼著“萬歲”。結束“熱身”，那個軍官快速地揮下戰刀，刀鋒過處，我只聽到沉悶的“砰”的一聲，那個兄弟身首異處。日本軍官把他的軀體踢到了田野裡，所有的日本士兵都開心地笑著走開了。當刀揮下的時候，我渾身抽搐，無法呼吸。
我們花了兩天多的時間到達了奧蘭尼，大約有15英里的路程，沒有食物，沒有水。他們又驅趕我們前往兩英里外的聖費爾南多——班邦的省會，中途不容許休息。我們走到當地的火車站，在鐵軌邊坐了大概有一個小時。一個由舊車頭牽引的悶罐車，咔咔地駛進小站。
我們被當作畜生一樣成群趕進悶罐車，每節車廂都塞進了80到100人，而通常它只能容納十頭動物，或25到30人。太擠了，很多人無法呼吸，特別是那些在車廂中間的人呼吸不到一點新鮮空氣，都要窒息了。我很幸運，我坐在門邊，腳懸在外面。享受著新鮮空氣，伴著一絲微風休息，而且周圍沒有刺刀，真幸福啊！但是幸福感並沒有持續太久，一個日本兵走了過來，揮動著一根藤條，死命地打在我的膝蓋上。我疼得喊出聲來，日本兵又猛地抓住門把手使勁地撞我的腿，我疼得差點暈了過去。我的疼痛為大家帶來了一點福利，門沒有被關上，我們才能夠呼吸到一點新鮮空氣，車子開動的時候，還能感到大風吹進車廂。
大約5個小時後，我們到達了卡帕斯，我們的目的地奧唐奈集中營就在這裡。我慢慢地跳出車子，卻在車轍邊跌倒了，我的瘦腿不聽使喚了。一個日本兵用槍托猛打我的背、腿和脖子，我用雙手護著頭部在地上爬。當他端著刺刀要戳我的時候，我趕忙爬起來了。很多車廂中部的戰友沒有能夠走下車廂，車裡太擠，窒息而亡。
大約10分鐘後，日本兵又驅趕著我們前行了。我走了大約兩英里，就覺得自己不行了，頭暈，身體好像著了火。我發燒了，不久就因精疲力竭跌倒在地。醒來的時候，我發現西格和布隆格抬著我往前走。運氣又撞上了我。
我們衣衫襤褸，髒兮兮的身體浸透了各種液體。一路上滿是結滿果實的高大的芒果樹，可是我們不時能在樹下發現倒斃的兄弟的屍體，樹葉落在他們鮮血流淌的身體上。行軍的最後一天，我也差點送了命。我的腳腫得有原來兩倍大了，很難跟上隊伍。一個夥伴看到我腫脹的腳，建議我砍掉靴子的兩邊，我吃力地彎下腰鬆開了鞋帶，好讓腳繼續膨脹。我仍然發著燒，當時我懷疑發燒會要了我的命。就在這時，我的手碰到了勞拉的照片，我意識到我必須活下去，我一定要走下去。
我奇蹟般地站了起來，繼續往前走。在經歷了彷彿一生的時間以後（其實只是走完8英里），我們終於看到了一片模糊的菲律賓式的營房。苦難的跋涉總算要結束了。 我們在巴丹被俘的人有一半死於途中。我可以毫無疑問地肯定地說，那些到達第一戰俘營的人100％有一種疾病大多數人有兩到三種疾病，諸如：瘧疾、肺炎、腳氣、飢餓、痢疾、脫水、白喉。在途中我們中大多數人遭到無法忍受的暴行。我們承受著心理重創，無助地看著我們的戰友在眼前被殺。我們沒辦法去阻止屠殺，同時恐懼自己將是下一個被殺者。
這次滅絕人性的強迫行軍完全是有預謀的。後來我才知道本間雅晴發佈瞭如下命令：和我軍在巴丹對抗的每支部隊，不管投降與否都應被徹底地消滅掉，任何不能一直繼續走到集中營的美國俘虜都應在離公路200英尺處被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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