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有一部韓國電影在各大影單、電影節、電影愛好者們之間廣為流傳，
那就是韓國導演李滄東導演的最新力作《燃燒》，
根據近年來諾貝爾文學獎最熱門候選人村上春樹的原版小說改編，
由韓國最優秀的演技派新生代劉亞仁領銜主演、經過千人海選挑選出的女主角，
還有在《行屍走肉》中擔任C位幾乎成為韓國在好萊塢門面擔當的“格倫”史蒂芬元。
這個組合吸足了觀眾們的眼球，但電影卻收穫了非常明顯的兩極分化評價，
有的影迷對它倍加讚賞，認為這部電影中，
那種末日與希望共存的黃昏質感的文藝風格與批判階級分化的現實主義並存，
兼備了文藝性與現實感，堪稱一股基於文本之上，營造出了文本中的意境，又超越了文本的影視作品。
而另外有一部觀眾則認為，
李滄東的《燃燒》完完全全被村上春樹的原作小說所框死，
不論是了不起的蓋茨比、鬱郁不得志的年輕作家、貓咪、福克納，
這些都是寫意的村上春樹慣用的意象和象徵主義代名詞，被用在了電影中反而成為了一種不倫不類的代言詞。
透過本質來看《燃燒》，不過是透過幾位演員展現的人物高光點、朦朧意境美的畫面去支撐了一個故意被模糊化、高級化的內核：
韓國社會年輕人的惶恐迷茫與強烈的階級分化，並沒有探討到更深入的層次，
但作家出身的韓國重量級的導演李滄東，一出手勢必會吸引所有人的眼球，且先不說《燃燒》是好是壞，
畢竟紅顏秀認為“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觀影者對一部電影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斷！”
並且一部電影也不能簡單的以‘好’和‘壞’來定奪。
但今天，紅顏秀想透過李滄東的《燃燒》引發的熱議，道出當今世界不同國家共同的一個現象：
每一個國家的電影觀眾心中都有一位代表自己國家的重要電影人，
就像諾蘭之於英國，李滄東之於韓國，如果有一位導演是“只有一位中國電影人配得上的至高期待”，
那麼這位導演一定是：姜文！
姜文在中國電影圈那一份“鬼才”一般的創作地位，
《鬼子來了》、《陽光燦爛日子》、《讓子彈飛》不然就不拍，一拍就成為中國影史經典作品的履歷，
還有姜文本人那種北方爺們的豪情萬丈、熱情蓬勃但又帶著些孩子氣的氣質，
他不討好觀眾、做自己的作品自然是要受到許多的關注、評價和熱議的。
提到姜文導演的電影，就不得不從他的處女作《陽光燦爛日子》說起，
在我們回憶那個“動物兇猛”的年代之時，我們對它的定義往往是罪孽深重，沒有自由意識，無趣、高度集中的重壓，
和我們固有印象、或者其他的影視文學作品中所展現的不同的是，
姜文在電影裡展現的是一個和我們固有思想裡完全不同的恣意妄然的、浪漫激情的“陽光燦爛的日子裡”。
這樣的極具個人標籤的導演風格，接下來依舊出現在姜文的作品中，
就拿最近上映的《邪不壓正》來說，
當我們都以為英俊體面、身手不凡、臥薪嚐膽、有貴人相助的李天然能夠完成一場“被解救的姜戈”式的意氣風發的、英勇瀟灑的復仇，
可沒想到這個想到仇人時恨的牙癢癢的李天然竟然退縮了起來，
你想，“哎呀不能夠啊，怎麼姜文請彭于晏來，就演了這個平凡還有些慫的少年。”
其實，姜文的厲害之處就在於，他打破你以往觀影經歷和生活經驗上的套路，初看時你想“這姜文怎麼不按常理出牌？”
但是當影片結束後，恣意的復仇完成、陽光燦爛的日子沉入游泳池底，你才發現：
這些所謂姜文式的孩子氣、恣意妄然、胡鬧、浪漫，其實都帶著姜文式的“看透生活的本質，接著熱愛生活”；
以一種舉重若輕的方式去展現人性裡矛盾複雜，人在時代變遷中的無力感和被動感，
以及生活與命運往往在不經意間開出的玩笑所造成的“荒誕中的真實”。
提到《陽光燦爛日子》描繪的那個時代，
我們雖未經歷過卻早就在腦海中進行了描繪，而姜文卻一種完全不同的視角去展現，
作為觀眾的我們早已失去了童真的年代，有的只是世故和偽善，
我們之間隔著厚厚的一堵牆，雖然，網絡拉近了時空的距離，但是，它卻拉開了心靈的距離，人們不再如兄弟，有的只是一種“關係”！
而《陽光燦爛的日子》確實那麼的真誠自在、真實觸手可及，豐腴美麗的鄰家女孩、一群胡鬧的兄弟，
永不消逝的夏天，還有初學大人做事時的新鮮有趣。
影片是一份寶貴的回憶，
影片開始，笛子緩慢吹奏出一個時代的輓歌，在記憶中滿格年代人的精神面貌，
他們的幸福和生存才是積極向上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單純、善良和大公無私。
而《邪不壓正》中的姜文又將自己設計成了一個
“亦正亦邪”的人物，十五年前他在雪地裡遇見這個燃著火的少年，要幫助他復仇，原因是“你天賜大恨，能成大事”，將他送去美國訓練；
十五年後，他將李天然調回中國，為了“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用李天然的行蹤交換根本一郎的腦袋。
他愛這個體面的意氣風發的小夥子，也想拯救這個垂危的國家，
所以藍青峰在車裡那場流著淚，袒露心聲的戲才那樣具有感染力，一個帶著笑容卻淚流滿面的回頭設計的極為漂亮，臉使力往窗外頂，演出力度。
但是這樣一個豪情萬丈、爺們兒味十足的大漢，縱使是姜文這樣活的明明白白的七尺男人，
也會在命運和外力的影響下，發現自己所追尋的生活軌道一步步偏離，
才有了那一句黑色幽默式的“窮途末路啊，窮途末路。”
這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
當國人在看慣了抗日電影中塑造的非黑即白的形象時，姜文非要反套路的把自己設計成一個不黑不白的人物，
有一顆拯救世界的心，卻要將我們的男主角置之死地，
如果他決意犧牲李天然，就顯得他冷酷無情；
如果他一心只保李天然，又顯得這個男人小家子氣、沒有成大事的格局和犧牲精神。
還記得，《西部世界》中的兩位機器人女主的立場嗎？
一個為了使自己的物種走出黑暗，獲得完全的自由和光明，不惜改造自己的愛人泰迪，
另一個為了明知可能只是一段程序的親情，毅然決然選擇樂放棄自由革命，再次迴歸自己的噩夢之地、去找尋自己的女兒，
人工智能的選擇面對著取捨，思想和性情上如此複雜矛盾，人類又如何能以簡單的黑白兩色來定論。
這是姜文表面豪邁粗糙下的溫柔細膩，
電影看似不拘小節，但又在細節中的臥虎藏龍，所以竇文濤邀請姜文的那期“圓桌派”，起名叫“講究”；
講究是一種極為認真的態度，它是顧全大局和整體風格為前提下的綿裡藏針；
不是小家子氣的追求某個細節而顧此失彼。
姜文的電影作品和他本人的氣質上高度吻合，一米八幾的大漢、有一股彪形大漢的匪氣和硬漢霸氣；
但也不僅僅是粗糲，還帶有一些孩子氣的天真熱情和浪漫色彩，他的電影就像他這個人一樣讓人著迷，
那股恣意揮灑的生猛勁兒，帶著點超現實，夢幻般的飛起。
同時又好像能從中清晰地看見現實。和前段時間口碑票房都收穫頗豐的《我不是藥神》不同，
這類題材的好在它的真實，一種挖地三尺、身臨其中的真實感。
而姜文在意的是電影作為視聽藝術的內心，虛實相間、亦真亦幻，
所以他鏡頭下的世界都有一種“小男孩的英雄夢”那樣天真爛漫之感，
《陽光燦爛日子》裡拍婆子、說髒話、有著發洩不完的荷爾蒙的男孩子們，炎熱難耐的夏天激發的調皮搗蛋的生性，
寧靜豐滿的身材、高傲的神情、活潑美麗的臉意味著的那種夢境裡、意想裡女神的不真實感。
《鬼子來了》裡壓抑感和不真實感並存的黑白世界，
一個離奇任務引發的一系列故事，不追求張藝謀、陸川式的大場面、震撼人心的事件卻展現一個殘缺的時代，
反而以一個荒誕的、滑稽樣的視角去另類窺探一個時代，
靈氣滿滿、不用沉重卻舉重若輕。
“北洋三部曲”彷彿離我們很遠的時代，骨子裡卻依然是我們身處的魔幻主義現實社會奇觀，
京城老炮和警察局長、美國大夫、日本軍官一起喝洋酒吃餃子，
警察局長另一面是漢奸、京城老炮心中藏著巨大的秘密、日本軍官想一口吃掉所在眾人、美國大夫赴約卻只為營救一箇中國少年，
各路角色粉墨登場，不分左右無問西東。
這種中洋、新舊的多元混搭，和昔日大唐盛世獨霸天下、雍容安詳時完全不同，那時的長安是包容大氣，
李白喝多了躺在宮殿裡作詩時，每個人不論追求什麼都真心佩服他的才情和浪漫；
而美國大夫在六國飯店裡撒酒瘋，桌上眾人喜笑顏開的表面下卻是心懷鬼胎，唯恐天下不亂，
那時的長安是包容大氣，而北洋卻是急躁混亂，
好像百家爭鳴，又好像遍地攪屎棍；似乎亂世裡英雄和高人輩出，又似乎每個人都只是利慾薰心、唯唯諾諾。
而這些混搭的已經卻和姜文本人的氣質高度吻合，
一些看透了現實但仍然保持樂觀與自由的態度，一些成年人的人間煙火氣息和機敏，還有一些輕易就能俘獲觀眾和影迷的天才般的自信和孤傲感，
《圓桌派》裡大家都讚歎他的故事說得好、引人入勝，他琢磨著：
“我在想怎麼樣能不說滿一個故事，但拍出一部好看的電影。”
竇文濤問姜文“以後會不會他們都沉浸在遊戲和高科技裡，電影不再重要？”
姜文狡黠又沉穩的笑著說：
“不會，未來不能保證每個人都過得舒坦安逸。當人們在現實中碰壁時，他們需要做夢、他們需要電影。”
他說：“只有我高興，觀眾才能高興，我沒以為我和他們的夢不一樣。”
帶著些少年天才般的孤傲感，楚楚可憐。
當我們在期待電影時，我們在期待什麼？
或許我們都期待著姜文還能給我們營造出一個怎樣非凡的夢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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