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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8月03日，“中國心臟大會（CHC 2018）”在北京隆重舉行，在第三屆中國血管大會（CVC）“醫術·藝術”人文論壇上，全國政協委員、著名主持人白巖松先生應邀發表演講，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對醫學發展中面臨的一些問題的思考。以下是我們對這一演講的整理，謹供大家參考。
會議現場
還有18天，就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醫師節，我要在這兒提前祝在座的各位，醫師節快樂。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我曾經兩次提案希望設立醫師節。當醫師節終於批下來了之後，要思考的就不再是設立這個節日的問題，而是從此之後，醫生、醫療界包括社會，該怎麼去過這個節？
有人說，你為什麼總替醫生說話？我說可能都因為我們都姓白吧！其實，坦白地說，我真不是在為醫生說話，而是自私地在為自己和每一個生命說話。
中國的古人將人的一生總結為四個字——生老病死。請問“生老病死”這四個字，哪個字所代表的階段能離得開醫生這個職業？因此，妖魔化醫生，去放大醫患關係中間存在的矛盾，從某種角度來說，就是使自己的生命航行越來越踏上了一個充滿風險的軌跡。
我們傻嗎？剛開始可能是憑著作為一個媒體人的直覺和職責，在替醫生說話，因為的確有很多問題。當黑龍江多年前發生患者殺死醫生事件後，我當天晚上就做了一個節目，叫做《我們都有可能是兇手》。因為網上居然顯示有超過80%以上的留言認為該殺。坦白地說，相當多的醫患關係的衝突事件，被冠以“醫患關係的矛盾”是錯誤的，因為那是犯罪。
所以，後來又出現了台州和溫州的惡性傷醫之後，我跟凌峰教授等很多人聯名給公安部等部門寫信，要求儘早懲治涉及醫療的犯罪。所以這是犯罪，不是一個醫患關係的問題。
隨著對這個領域瞭解的越來越多，困惑也就越來越多，我今天借這樣的一個機會來跟大家交流我內心的與各位這個行業有關的一些困惑，當然大家可能各自也都有各自的答案。
首先，在進入這些困惑之前，還是要回到馬上要迎來的第一個醫師節，我們該怎麼過？接近100年前，北大的蔡元培校長在面對校慶日的時候說過這樣的一句話，“校慶日不是歡慶日，而是閉門思過日！”8月19日，這個“醫師節”也絕不是歡慶日，對於社會各界而言，可以成為尊敬醫生，和思考醫生、醫療在我們整個人類運行過程中扮演怎樣重要角色的一個日子。但是，對於我們從事這個行業的人來說，卻應該閉門思考我在從事的是一個怎樣的職業。
白巖松先生髮言
我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醫生是介於普通職業和佛之間的一種職業”。剛才主持人說，我們既需要醫學作為科學本身，也要作為人文科學的一面。我覺得沒那麼簡單，醫學太複雜。在我看來，它的複雜就體現在最重要的一點——因為醫生在面對患者的時候，既要完成生理治療，又要面對心理治療，這才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所在。
因為心理活動千差萬別，所以當你選擇了一種職業，就意味著你選擇了一種生活方式，甚至選擇了一種生命方式，沒什麼可抱怨。我選擇了記者這個行當，沒有什麼朝九晚五，我也沒什麼可抱怨。我相信，全中國絕大多數的醫生也沒在抱怨。因此，讓社會各界怎樣更好地去理解醫生這個行當，是健康中國大戰略下的一個大命題。如果全社會不能很好地理解我們和醫療界、醫生之間的關係，健康中國的戰略在實施的過程中，就要打大折扣。
好了，這算是一個引子，接下來談談我說的一些困惑。
我知道，在當下的中國，醫生心裡很不舒服。但是我們換一個角度去看，第一個矛盾是龐大的門診量，與個別醫患矛盾甚至是針對醫療犯罪之間的矛盾。
想想看，中國擁有全世界最最龐大的一個診療量，我們隨便去北京的一個大的三甲醫院，看看它的日均門診量是一個怎樣的數字。因此，在這樣一個龐大的門診量下，產生一些令人難過的醫患衝突，甚至針對醫生的犯罪，不奇怪，全世界都有，展現的方式不一樣。說這句話，可能各位心稍微涼一點，我覺得過去有，現在、將來可能還會有。
有一次去臺灣，我們跟來自全球的醫生進行交流。美國的醫生跟我講，美國的醫患關係不像你們想象的那麼簡單。
他說，只不過有一群律師站在醫院外頭，給每一個患者塞小卡片，告訴他們“有事找我”。所以，美國的醫生界流行一個段子，說有一個醫生去世了，又一如既往地上了天堂。
結果看上帝很忙，他就很不高興，問你為什麼一直在忙？你要去接待誰？上帝說，我要去接待一個律師。醫生很不高興，說我們有這麼多好醫生，你不接待，還接待律師。上帝說，不一樣。
這麼多年來，我接待了無數個上天堂的醫生，但律師上天堂，這還是第一個。由這段子，我們可以看到美國醫生對律師的反感。這也就意味著，在美國包括其它很多國家，醫患關係只不過以另外的方式所展現出來，依然存在著很多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第一，我們要能夠心平氣和一點，是要看到此刻的中國，有如此龐大的門診量，會存在一些以這個門診量作為基數的醫患衝突，甚至惡性傷醫事件，但該歸上帝的歸上帝，該歸凱撒的歸凱撒，該歸司法的要歸司法。
第二，我覺得讓我感到非常難過的矛盾是想象的真實和事實上的真實。在輿論場上，非常危險的一種現狀是，我們更願意相信自己內心中想象的真實，而它跟現在中的真實是有巨大差距的。比如說，一件事情一有人爆料，我們馬上就要依據慣性相信肯定是他的問題。
在整個我們現在的輿論場上，這一兩年略有好轉，但是前幾年，只要醫患之間發生了矛盾，很多網民或者輿論的掌握者，就經常在想象中把責任推到了醫院。
因為他們覺得，醫院和醫生相對於患者好像更加強大。因此，好幾年來，我們內心的不舒服，就在於社會環境當中想象的真實和我們實際遇到的真實是不一樣。
所以，目前中國充滿著很多的撕裂，這種撕裂就是想象中的真實，跟現實中的真實之間有一種落差。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矛盾。如何還原真實的事實，而不是想象的事實。
第三，隨著醫學的巨大的進步，人們越來越神話醫療的結果。因此，醫學的巨大的進步和醫生巨大無奈之間的矛盾，是公眾往往不理解的。患者帶著極高的、超越事實的期望值，他覺得醫學在不斷進步，你們的儀器什麼都能檢測出來，我這點小病你怎麼能治不好呢？
可是，醫生其實經常是無奈的，否則就不會有特魯多的那個著名的墓誌銘：“偶爾去治癒，經常在幫助，總是去撫慰”。醫生這個行業，既要給別人帶來希望，而內心裡又經常面臨無奈，因為“生老病死”這四件事全在你這兒。但是，這個反差在社會當中，還沒有一種很好的溝通去解決。
第四，大數據和個體之間的矛盾。針對越來越強大的大數據，我再說這樣一句話“大數據從來不解決個體問題”。中國此時，人均住房面積超過了35平方米了，你覺得這個大數據解決個體問題嗎？在座各位後面的年輕人都快哭了，你正渴望你的第一個3.5平方米，是吧？大數據解決個體問題嗎？在醫學領域裡頭，這是一個更大的挑戰，但是公眾往往不去從這個角度思考。
之前，我在看郎景和教授書中講的很多年前的一個案例，一個婦女常態的出血，以為很容易就能夠止住，結果郎景和教授和另一個院士，動了一個月的腦筋，面臨了一個月的困難，經過了一個月的嘗試，才止住這個出血。
他就感嘆，99.9%的患者可以用這個方法解決，下一個坐到你面前的人依然可能是那個0.1%。大數據從不解決個體問題。所以走到哪兒，我總在說，我非常相信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大數據和機器來幫我們進行診斷，但是治療依然屬於醫生。
居然有一種預測，說未來有很多職業要消失，包括我們記者，其中居然還包括醫生。當別人說未來記者這個行業會消失的時候，我還很生氣，後來看到有人預測說在人工智能面前，醫生也會消失時我就笑了。因為大數據從來不解決個體問題，治療是一個融合著生理、心理和小概率事件，以及個體差異的一個綜合行為，這才是醫學之難。
所以，這個巨大的矛盾，社會如果不能理性地去探討，形成一種慣性思維認為有了大數據，機器越來越先進，可以解決所有的醫療問題，醫療就不會存在了，那才是真正的糟糕。
第五個巨大的矛盾是治療和預防之間的矛盾。我是健康激勵計劃的宣傳員，十幾年前，給我頒發證書的時候，當時的衛生部部長是陳竺。因為我是唯一的一個宣傳員，他要給我頒證書。
在衛生部的大樓裡，走向會議室的過程中，我跟陳部長說，目前全中國都把衛生部定位於有了病你給我治病的一個政府部門，我們不能承受其重量。衛生部應該首先是一個在別人沒病的時候幫助別人防病的部門，大醫治未病，這是我說的原話。
所以這些年，我在做健康宣傳員的時候，總是在重複一句話，我期待的健康中國的概念是“讓所有的國民不得病、晚得病，得了小病快治不轉化成慢病，得了慢病也能夠有效控制，健康生活。”
汪忠鎬院士、舒暢教授為白巖松頒發血管健康大使獎項
回到今天的中國心臟病大會，這是一個與人們的健康生活方式和不健康生活方式緊密相關的一個醫學領域。
很奇妙的是，目前全中國死亡率中牢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心腦血管疾病，一直超過40%，在城市當中接近45%。排第一位的並不是腫瘤，但這個疾病如此高發，現實中人們對它的恐懼卻沒有對癌症的恐懼大。原因就在於癌症，我們不知它的機理，人們對未知的東西會感到恐懼。
而除了個別的先天因素或者其他因素之外，相當多的心血管疾病是一個緩慢的演進過程，人們往往缺乏持續的警覺和控制力。
中國在1958年的時候，做了第一次的高血壓篩查，當時的高血壓的發病率是5.1%，到2002年的時候就變成17%，到現在已經超過了25%了。我們可以把這個數據寫成表揚稿，說中國富裕了，終於吃飽穿暖了，而且還吃過剩了。
但是，是不是中國在富裕的過程中，一定要承擔由富裕所帶來的巨大健康和生命的代價？坦白地跟各位說一句，我們談論很多經濟指標的時候，已經越來越不像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了，但是當我們在談論公共衛生狀況，談到一些疾病的知曉率和控制率時，我們是絕對的發展中國家。跟世界上的發達國家的相關指標去比較，我們在這個領域的落後是極其巨大的。
我們經過了多年的胡吃海塞，管不住嘴，邁不開腿，把自己吃成了高血壓世界第一大國、糖尿病世界第一大國、心腦血管病肯定也是世界第一大國。更何況在這個背後還有恐怖的數字，我國目前的高血壓患者有2.7億，知曉率挺好，40%多，但控制率只有13%點多。
這裡頭所蘊藏的隱患是多少？我們今年在做健康宣傳的時候，一個重點是血脂異常。血脂異常，跟高血壓比較起來知曉率極低，但是危險度很高。可是當知曉率很低的時候，你想去幹預，讓他擁有一種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很難的。
所以，在座的各位面臨著中國致死率第一位疾病，滿地都是潛在的病人，究竟是等他有了巨大隱患的時候你來為他治病和安支架，還是做更多的工作讓他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了小病不轉成慢病，得了慢病也能夠控制它過上健康的生活？我覺得對於心腦血管來說，中國繞不開這條路。
因為接下來的中國還要迎接兩個巨大的高峰期，第一個就是農村，現在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病率正在快速增長，增長率已經碾壓城市。第二就是中國在快速老齡化的過程中。
第六，作為媒體人，我強烈地感受到目前的醫學過於專和細，與人作為一個整體之間存在的矛盾。您知道最早的時候打擊和觸動我的是什麼嗎？當汶川地震的時候，我們的救援不像現在這麼科學和綜合，那個時候先到位的很多是專業的醫生，哪有一個地震當中的傷員是單純的外科、內科或骨科的，都是綜合的。這個時候，專業的專就出現了很多問題。
當然，中醫現在可能是勢弱，因為從1949年中國有50萬中醫，到現在依然是50萬人，但是西醫已經由四五萬人增長到現在的200多萬人。可是，中醫裡的一些概念還是要借鑑，就是在整體看待一個人。
我自己就曾經有過一個案例。我是一個長跑愛好者，結果有一段時間腳疼得一塌糊塗，落地都受不了，找了極其專業的醫院，照了很多片子，打了兩針立即不疼，但第三天接著疼，沒解決問題。
後來繞了很多彎兒，找到了一箇中醫大夫，他沒先按我的腳，說背過身走兩步。我揹著身，走了幾步之後，他說行了，回來吧。不知道什麼原因，你右側的腰出了問題，腰的負載過重，導致你的右腳出現了問題。我一下子就懵了，告訴他，幾年前我左側的腓骨做了手術，手術之後雖然康復得非常好，但是下意識就會重心向右傾，結果右邊的腰出現了問題。
在他給我治療了三次腰之後，我恢復了長跑。這件事情給我的刺激是很大。人是一個綜合的整體的概念，在醫學越分越細的情況下，如何依然擁有整體的思維，這似乎也是一種矛盾。
第七個，一個患者得病之後治療，由過去上帝老天爺說了算，到後來醫生說了算，到這幾十年在變成醫生和患者都說了算，帶來了一種賦權的改變。
隨著現代醫學的快速發展，隨著法律進入社會的程度越來越高，隨著人權概念的提升，幾十年前，在西方開始了針對醫學界的重新賦權。比如女性乳腺癌切除手術，醫生那時候執行的都是擴大化的整體切除，但是到後來隨著審美意識、個體意識的提升，開始有反彈的聲音。
病人就問，為什麼要整體切除？影響了到了我的美和自信等等，於是開始重新賦權。但是問題也會隨之出現。上世紀70年代，在美國打了一場很大的官司，把患者賦權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就是當一個人變成了植物人之後，家屬有沒有權利決定撥管子。過去沒有這個矛盾，但患者也可以參與決策，矛盾由此誕生。
我就提兩個關鍵點，第一，醫生會做與患者之間的溝通工作嗎？第二，患者會看病嗎？在醫生與患者日常的溝通過程中，存在著相當大比例的灰色地帶，這種溝通是無效，甚至引入岔路的，這是目前全世界醫學界都在面臨的問題。
現在，國際上也在說如何改變這種現狀。但這裡有一個矛盾，就是醫學認定的一個好的治療結果，跟患者的個體感受是不一樣的。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在惡性傷醫事件當中，出現最多的是在耳鼻喉科，從醫學的角度來說治好了，但是他個體感受依然不舒服，他就認為醫生說的不對。
所以，我覺得對於目前的醫學界，對於醫患關係和醫生培養來說，溝通應該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拿心血管為例，您告訴一百個患者說你的冠狀動脈堵了50%，他就已經覺得要完蛋了。
但對醫生來說。70%還是安全邊界。這個差異如何溝通，這個專業壁壘如何打破，是目前全世界現代醫學所遇到的巨大挑戰。現在講究的是，我要給他提供幾種選擇，然後告訴他幾種選擇面臨的不同風險，但是很難，因為這裡頭患者的個體差異巨大。
最後一個就是，溝通和溝通完畢的醫生，開出的最牛的藥方是什麼？所有的醫學院都是在教給我們做最好的手術，但是我認為，你能給所有的人開出最重要的藥方和治療是希望。
任何一丁點的希望，在病人看來都是最好的撫慰的開始和治療的開始。我們有很多醫生不會注意這一點，他們投入到具體的治療的過程中，就是不開希望這個藥方。我們在相關的拍攝的過程中發現，即便在癌症俱樂部當中，癌症病房裡頭幸福指數也不低，只要擁有希望的時候。
希望是對每一個或輕或中或重的患者都希望得到的東西，我們不給他，就會很糟糕。所以，有很多人說總結了他最怕聽的醫生的幾句話，就是“你怎麼才來啊”。大部分患者一聽完這句話就暈了，以為自己完了。
結果，醫生接著說，你怎麼才來，再晚來五分鐘我就下班了。倆人想的不是一回事！還有，“您回家不用住院”，其實可能有50%是您的這個病，不至於到我這來看。但是他馬上解讀成這沒的可治了。這幾句話都意味著希望的消失。
其實，換個角度去想，哪怕是絕症的患者，依然要給他希望。我覺得在中國做醫生真的很難，因為您要把神父的角色和醫生的角色共擔一身。在美國以及西方很多國家，可能到最後的階段那就是替他找個神父，但是咱們這兒沒有，這個角色也由您來。
所以，最後回過頭來請相信，醫患矛盾不管在媒體中被放大，或者說社會的輿論當中被放大了多少，人們骨子裡頭對醫生的這個行當依然是敬畏尊重的，更何況全中國只有兩個職業的後面帶“德”，一個是教師，一個是醫生。為什麼老祖宗千百年下來，給這兩個職業的後面帶了“德”。我覺得就把醫學的複雜性和神聖性全部列入其中，更重要的是跟每一個人的生命緊密相通。
最後祝大家第一個醫師節，節日快樂，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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