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是用今人的觀點和標準去審視衡量歷史，還是以歷史的眼光和尺度去闡釋、復原（接近和模擬）歷史，這在西方史學史上有“輝格史學”和“反輝格史學”之爭。輝格派的歷史學家主張站在今天理論認識的制高點上，用今日的理論框架和觀點來編織歷史，認為一切歷史書寫都帶有主觀色彩，包括主觀的路數，主觀的價值判斷。而反輝格派則不然，他們主張應該校準自己的位置，把自己置於與我們時代不同的歷史中，用當時那個時代的眼光去看待古人，用他們那個時代的價值標準去理解他們的一切，而不是把今日變成一種絕對。輝格派重視歷史闡釋的現代性和闡釋者的主體性，意大利克羅齊提出“一切被書寫的歷史都是當代史” 的觀念（傅任敢譯，《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8頁），也包含這個意思。事實上，不可能有心如止水、不偏不倚、純然忘我、無“我執”、無“法執”的歷史書寫，任何書寫都是一種干預，也包含一種介入，材料的取捨、抑揚、詳略之間，就已經表現出了價值判斷。但是“反輝格史學”也有其真理性，輝格派的主觀書寫很容易滑入將歷史當成小姑娘隨意打扮的危險境地。陳寅恪先生在其《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中曾指出：“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80頁）倘若歷史書寫的“現代化”成為古人的“現代化”，歷史的真相就被歪曲了，反輝格史學正是基於這種擔心對輝格史學作出校正。
由此可見，我們討論小說史的書寫，討論小說史的解讀和闡釋，也就自然而然地和一切歷史書寫一樣，要在這樣一種“歷史的”和“現代的”兩難境界中找到一個平衡點，找到一個度，也許只有這樣，才可能帶來對小說史的真正理解與把握。小說史的闡釋應當是對其中蘊涵的歷史的知識、思想、信仰的發掘和分析，而這些是屬於古人的，不是屬於今人的，更不是屬於今天的外國人的。強調這一點，乃是強調對歷史的尊重。當然，闡釋歷史、闡釋小說史，必然要站在今天的理論高度上，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歷史的知識、思想、信仰固然是屬於古人的，歷史闡釋又必須具備高於古人的眼光，則是屬於今人的。一個基本原則是，不管用什麼理論和方法，它不應當成為闡釋者書寫者的遊戲或想當然的臆想，都應遵循求真崇實的分析原則，解釋對象內在的意義，不是強加附會上什麼意義。
小說作品的闡釋、小說史的闡釋，應當是多元的、多維度的。不僅必須有美學的、藝術學的闡釋和批評，也還必須有其他角度。有一種觀點叫做“迴歸文學”。作為補偏救弊當然不錯。小說史、文學史觀照的就是文學。但是文學是社會的反映，不能理解社會也理解不了文學。因此，文學闡釋和批評不純然是美學、藝術學的闡釋和批評——雖然它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歷史的、社會的和文化的闡釋批評。文學無非是寫什麼和怎樣寫。怎樣寫和為什麼這樣寫，涉及美學和藝術問題，自然要予以關注。但寫什麼和為什麼寫，也是文學闡釋批評的題中應有之義。特別是小說，它是敘事文體，講故事的文體，再沒有什麼文體能像它那樣細大不捐地、纖毫畢現地展示社會，同樣是敘事文體的戲劇由於受到敘事方式限制，在反映社會上也望塵莫及。小說的這種特性，就使得小說闡釋在更為廣闊的範圍內展開，在“總目錄”的背景下展開，使得跨學科、跨文化、跨文體研究成為必然。孔子講“知言”、“知人”（《論語·堯曰》），孟子講“知人論世”（《孟子·萬章下》,“知言－知人－論世”成為中國傳統的闡釋方法，誠如前人所說：“知人論世，分明拈出千古讀書要旨。”（明王志堅《四六法海·凡例》）拋開作者和社會，所謂純粹的“文本分析”並不能完成小說作品的分析評判任務，更不用說對全部小說史現象的闡釋了。
文學史、小說史的書寫與一般歷史書寫並不相同，因為文學史和小說史所研究、觀照的對象具有特殊性。當我們研究古代政治史的時候，我們研究的對象已經作古，無論是唐太宗還是成吉思汗，只是作為一種歷史符號出現在我們面前，他們的意義只是幫助我們瞭解歷史內容和歷史意義。文學史和小說史則不然。我們研究的對象一方面是“化石”，如作家、作家所經歷的事件，如小說傳播的途徑等，從這些“化石”中我們來模擬出歷史場景和歷史過程，同時給出闡釋和理解。可是文學史和小說史還有另一面，作為主要觀照對象的文學作品，其中的人物、意象，其中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它們不是落在字面上的抽象符號，用符號學的概念說它們是“藝術符號”，是“有意味的形式”，“具有獨特的能指和所指”。（黃華新、陳宗明主編《符號學導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頁。）它們作為一種精神的有機體還活在今天人們的精神世界裡，而且還在生長著、發育著，並不斷抽繹著新的枝葉，開著新的花朵。也就是說，它們還活著，它們還是生命體，還作為生動的事物被今天的讀者感受著、欣賞著。而今天讀者之所以能夠感受、欣賞它們，是因為有著相通的心理機制和閱讀期待。因此，我們的小說史、文學史書寫，必須考慮這樣一種閱讀性質，如果我們忽略了這種性質，我們給與讀者的就是不完全的信息。因此，小說史書寫應當包含著對“藝術符號”的“能指”和“所指”的感悟和解讀，引導、啟發讀者欣賞、理解作品的因素。如果說歷史書寫主要訴諸理性的話，文學史、小說史書寫還要訴諸感性。書寫者應該有飽滿的激情，對作品的藝術生命、藝術個性要有一種展示的衝動，要有一種心靈的呼應和情致的感發，要通過書寫者與文本之間的精神溝通與共鳴來喚起讀者和文本以及和書寫者之間的會心、共鳴，使作品的藝術的、審美的潛質在書寫中得到足夠的張揚，使它的魅力得到充分的展現，使讀者得到審美的啟示和享受。當然應注意，小說史畢竟不能停留在鑑賞的層面上，我們的書寫應該有我們敏銳的、多維度的對於作品本身可能有的意義的闡發，同時還應該具備對作品的意義在歷史長河中的演變和演變的規律的一種解釋，而這種解釋應該帶有一種追究“所以然”的性質。這樣，它就不是一般的賞析，它具備學術的品格。
根據閱讀目的和閱讀對象的不同，有學者將文學史概括為三種不同的類型，即：“研究型文學史、教科書型文學史和普及型文學史”。（陳平原《小說史：理論與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頁）其中最多的是教科書型，或帶有教科書性質，主要以大學文學專業的研究生、本科生為閱讀對象；普及型是針對一般意義上的文學愛好者或比較寬泛的、大範圍的相關文學從業者；研究型則是專業的小說史研究，以研究專著的形式出現。三種類型的對象不同，閱讀目的不同，書寫要求也不同。如果是教科書型，就要兼顧歷史的存在、歷史文獻的存在、歷史文化現象的存在，儘可能描述全景，同時在描述全景的過程中將有關學術意義的問題提出來，有所闡發；同時兼顧必要的文學文本的分析和藝術的闡發。如果是給一般意義的文學從業者讀的，後者應該進一步增加，涉及學術問題的內容應該減少。假如作為研究專著，閱讀對象假定在不大的圈子裡，有類似的知識結構和基礎，這種書寫更多是對史和文獻的儘可能完備的描述，同時，更多是對背後“所以然”進行分說，特別是對一些有爭議的問題、沒有被發現的問題進行獨立研究，並將研究結果寫進書中，至於文本的分析，不必過多鋪陳。除開簡略的普及型，實際上研究型和教科書型書寫模式並無巨大差別。一般來說，研究型的學術個性強烈，而教科書型則相對平和、平穩。
我們這部《中國小說通史》被教育部列入大學重點教材計劃，不過我們並不想把它簡單當作本科生或研究生課堂講授的教材。我們設定的閱讀對象不僅包括研究生和高年級本科生，也包括小說史專業研究者，因此追求對我們自己學術理念、小說史認識以及研究成果的表達。對於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來說，在我們看來，有學術深度的研究型專著或許是最好的教科書。因為，小說史給予他們的，不應當僅僅是知識和觀點，還應當給予方法，包括文獻方法、理論分析方法。我們對於小說史的認識和書寫理念，在這部小說通史的實際書寫中希望儘量反映出來。概言之，文言、白話並重，作品和史並重，文獻考據和理論分析（美學的、歷史學的、社會學的、文化史的）並重。而針對不同時代、不同文體、不同文本，即針對不同對象的特殊性，在“並重”的同時，還要作出各有側重的處理，如早期的文言部分，文獻考據與脈絡追索更多一些；而明清白話小說部分，文本闡釋與研究信息就更多一些。
當今的種種小說史論著，絕大多數是斷代史和部門史，後者如體別史、藝術史、源流史等。少數小說通史，也取旨簡要。這個事實表明撰寫一部多卷本的小說通史殊非易事。因為一部小說史應當主要是撰寫者自己多年研究成果的累積、整理和總結，而不是現販現賣的拼湊或者浮光掠影的表述。我們南開大學文學院具有由一、二代學者——如朱一玄、許政揚、寧宗一、魯德才等——開創奠定的古代小說研究的良好傳統，通過研究生培養途徑又不斷增添第三代研究力量，二三十年來老傳統得以發揚光大。二、三代研究力量又不斷培養第四代新人，也出現了不少成績顯著的新秀。我們的小說研究領域比較廣泛，覆蓋了文言小說、白話小說、小說理論史、小說學、小說藝術史、小說文獻學、小說史料學、域外漢文小說以及相關的文化史、民俗學等眾多方面，產生了不少有良好聲譽的重要成果。有鑑於此，我們覺得在國內古代小說研究界成績斐然、進步巨大的背景下，發揮集體力量撰寫一部比較詳盡的《中國小說通史》的時機已經基本成熟，所以在幾年前開始了這項四卷本小說史的撰寫工作。全部主編和撰稿人都是在南開文學院工作或畢業的學者、學人，囊括老中青三代。儘管撰稿人並未包括所有在世的學者，但也包含著他們的成果和心血。二十多年前南開中文系曾撰寫出版過一本《中國小說史簡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出版）。由這本“簡編”到這部“通史”，記錄著南開古代小說研究幾代學者的行進軌跡。在今後的歲月中，我們將不斷行進。
由於是集體撰寫，儘管有條例約束於先，主編統稿於後，但在體例上、行文上還有不盡統一之處。但我們最擔心的還是我們的書寫理念是否對頭，思路是否清晰，結構是否完善，觀點是否允當，是否有什麼缺陷和“硬傷”。在這些方面肯定存在著問題，我們期待著學界的批評。
（本文原為《中國小說通史》總序，由李劍國與作者合作而成，題目為編者另加）
作者簡介：陳洪，南開大學“南開講席教授”，原南開大學常務副校長；現任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南開大學跨文化交流研究院院長；兼任教育部中文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教育部學科發展與專業設置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天津市文聯主席；另任加拿大里賈納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多校兼職教授；擔任《文學遺產》、《天津社會科學》等報刊編委，《文學與文化》雜誌主編。主要研究範圍包括中華傳統文化、中國古典文學、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古代小說理論、明清小說、文學與宗教等諸多方面，著作主要有《結緣：文學與宗教》、《中國小說理論史》、《金聖嘆傳》、《六大名著導讀》、《佛教與中國古典文學》、《李贄》、《漫說水滸》、《畫龍點睛》、《淺俗之下的厚重》、《滄海蠡得》、《中國古代小說藝術論發微》、《雪鴻閒輯》、《周易中的人生智慧》、《四大奇書話題》、《中國小說通史》、《中國文學史》、《中國古典文論讀本》、《大學語文》、《諸子百家精編》、《古典詩詞名句鑑賞》等。學術論文主要有《從“林下”進入文本深處——的互文解讀》、《〈紅樓夢〉因果框架簡析》、《論〈紅樓夢〉瘋僧跛道的文化意蘊》 、《〈紅樓夢〉脂批“囫圇語”說的理論意義》 、《與》《〈西遊記〉與全真之緣》、《從孫悟空的名號看 “全真化”環節》、《宗教文字與〈西遊記〉的版本演變》、《牛魔王佛門淵源考論》等數十篇。曾獲國家級教學名師獎、國家級教學成果一、二等獎、寶鋼獎、國務院授銜專家等榮譽，入選首批“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論著獲國家及天津市社科成果獎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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