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汤一介、乐黛云在为梅杰（笔名眉睫）的十年学术文集《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撰写推荐语说：“梅杰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发掘珍贵而渐已不为人知的现代文学史料著称于世。他对故乡湖北黄梅的历史人文，怀着浓浓的乡情。无论是对废名的研究，还是对喻血轮及其家族文人群的研究都极见功力，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他以同样执着而奋发的精神对学衡派诸公的研究，特别是梅光迪研究，不仅材料详实，而且富于创意，多是发前人所未发（如收入本书的《梅光迪年表》）。值此学风浮躁、空论充斥之时代，深感梅杰及其著作确是‘一颗奇异的种子’，必将长成茁壮的大树。”这是学院派泰山北斗级的大师对一个民间草根学者的褒奖。五六年又过去了，梅杰已经完成了诸多研究，学术版图更为辽阔，探索与研究他的学术道路，对于学院内外的学者应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废名研究：学者梦的起源
梅杰认为黄梅的十大历史人物是弘忍、昙华、瞿九思、石昆玉、汪可受、喻文鏊、帅承瀛、汤用彤、废名、喻血轮或梅龚彬。其中最具研究价值的是弘忍、瞿九思、喻文鏊、汤用彤、废名、喻血轮。但瞿九思、喻文鏊、喻血轮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有限，弘忍、汤用彤又研究者较多，于是梅杰考虑先研究废名，他认为废名研究是一项重大空白，因为对废名的偏爱，他甚至认为废名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高于弘忍和汤用彤，是黄梅历史文化名人中排第一的人物。为了恢复废名的历史地位，让世人真正了解废名，他在中学时代就开始投入废名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甚至以荒废高考为代价。梅杰在他的一万多字长文《我的废名研究之路》中曾对自己的学术道路作过动情的回忆。废名研究是他的学术梦想的起源之地，他之所以成为一名学者，皆因废名研究，废名研究是他的学术生涯的起点。
2004年，年仅二十岁的梅杰，走访废名在黄梅的遗迹，拜访废名在黄梅的亲友，撰写万字长文《废名在黄梅》，不久在核心期刊《新文学史料》发表。这是一篇填补废名生平研究空白的文章，成为梅杰研究废名的代表作。此后，梅杰又从废名生平史料角度入手，在《鲁迅研究月刊》《新文学史料》《博览群书》等核心期刊发表多篇文章，极大地丰富了废名研究，为今后废名传记的撰写提供了基础。
梅杰的废名研究文章先是2009年在台湾结集出版，四年多后，又在大陆再版，可见其生命力。最近十年，虽然梅杰不再撰写废名研究文章，可是学界中人，每每提及梅杰，都以废名研究专家视之，可见梅杰的废名研究的生命力。
从梅杰的废名研究来看，有两点值得学院派学人注意：一是梅杰的学术研究不是建立在学位、职称、金钱和名誉的基础上，而是源自于真热爱，以及梅岭春、翟一民、冯思纯、陈建军等人的启蒙式引导。他与这些引路人之间的关系，毫无功利色彩，纯粹是为了学术研究。这是梅杰的学术生涯之所以能绵延不断的内因。二是梅杰有自知之明，善于扬长避短。他曾说：“作为一名非学院派学人，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从文艺理论的角度研究废名绝非我之所长，而做学问也要扬长避短，不与人争，得做出自己独有的特色来，或能开辟出一片天地。再说，我本身也不想成为一个学院派学者，我想让自己的学术文章写出散文、随笔的味道。刚好那时有一位散文家型的学者止庵，我特别喜欢读他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我甚至认为，他是散文家废名的当代传人。止庵的文章最初就是我师法的对象，我至今还记得2004年，大一的时候，我从网上下载了一些止庵的文章，打印出来，时时拿在手上，坐在学校体育场的台阶上反复咀嚼，直至天黑。这种苦读的经历，让我揣摩遣词造句，谋篇布局，并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够时时透露出新奇之处。我当时读废名和止庵的文字，明白为文的一个道理是，写文章前要找到一个点，深挖下去，写作时要切己，忌抒情，以平实、真切出之。”
梅杰的废名研究，又渐渐扩展到废名圈研究，集中涉及废名的弟子朱英诞、废名的同学许君远。2005年起，梅杰陆续开始撰写朱英诞研究的文字，引起陈子善等著名学者的关注，称他是朱英诞研究的开拓者。经过梅杰等人的呼吁和推动，朱英诞研究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十卷本《朱英诞集》也得以出版，与此同时，梅杰正在抓紧撰写《朱英诞年谱》，近期有望出版。民国报人、翻译家许君远也有一定研究价值，梅杰在2008年就撰写了《许君远年表》，并在海峡两岸推出《许君远文存》，为世人了解许君远提供了文本基础。
方志研究：毕生的精神家园
梅杰选择研究废名，从本质上讲，是因为他想研究黄梅地方文化。梅杰十岁时，从叔叔梅自珍家里读到一九八五年版的《黄梅县志》，从此对黄梅地方志痴迷不已。从中学起，梅杰就开始搜集黄梅文史资料，涉及禅宗、黄梅戏、黄梅文人的作品集等。经过十年的搜集，梅杰敏锐地发现，对黄梅历史文化名人的研究是重大空白，几无人涉及。老一辈的黄梅文史工作者，对黄梅历史人物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二手资料，基本没有接触原始著作，所以谈不上有什么学术价值。2003年，梅杰到武汉后，借助湖北省图书馆和武汉市各旧书店的便利，以及他较早地有目录学意识，并善于跟名人后代打交道，获取不少原始资料。2011年，梅杰又到北京工作，充分利用了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各大书店的优势条件，将黄梅古籍进行了摸排，并开始校点整理。2017年，梅杰出版《黄梅文脉》，初步呈现自己的研究成果。
2006年初，梅杰写了一篇《古“九江”、“浔阳”在黄梅》的文章，后来疯传于各大网络，甚至为百度词条使用。这一年，梅杰还写了关于黄梅喻氏、石昆玉、帅承瀛、刘任涛等人的系列文章，构成了他的黄梅文脉研究的起点。其中《黄梅喻氏家族考略》，发表于2006年的《黄梅周刊》，正式提出黄梅喻氏的文化概念，引起世人关注。2008年，梅杰写成《黄梅喻氏家传》，将整个黄梅喻氏文人群的研究推到了新的高度，为此后的黄梅喻氏宗谱的修撰、黄梅喻氏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基础。自2002年起，梅杰沿着废名、喻血轮、喻文鏊、邓文滨、汤用彤、王默人等黄梅名人的顺序，开始全方位整体开展黄梅文化名人的研究工作。
梅杰曾在《绮情楼杂记》的再版后记中自述研究黄梅文化的历程：“自入黄梅一中以来，我矢志研究黄梅历史人物，喻文鏊、废名、喻血轮、汤用彤、邓文滨、王默人、刘任涛等就是其中的重头戏。若以家族而言，则首推黄梅喻氏。十年来，我研究以喻文鏊、喻血轮等为代表的黄梅喻氏文人群，为此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但我从不后悔，而是乐此不疲，仿佛我此生就是为了给他们续命的，我的人生价值就是建立在他们的文学遗产之上。这种‘怀良辰以孤往’‘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缥缈孤鸿影’的情境，时时在我心头涌现，有时真的不胜唏嘘：我是怎么活过来的。”
以喻血轮研究为例，梅杰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和盘托出，使其成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的名家。2006年，梅杰在《书屋》杂志发表《喻血轮与他的〈林黛玉日记〉》，为人大复印资料存目，成为第一篇喻血轮研究文章。此后不久，梅杰又陆续发表多篇研究喻血轮的文章，为喻血轮研究持续发力。2009年，梅杰敏锐发现喻血轮的《绮情楼杂记》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积极整理，寻找出版机会，于2011年初推出，成为当年辛亥主题图书中的骄子，一度上了三联书店畅销书排行榜，自此喻血轮正式进入读者视野。梅杰利用自己在出版界、读书界和学术界的资源，并借助媒体的推动，让这本书具有了广泛的影响力。2012年，梅杰又乘势将喻血轮夫妇的《芸兰日记》《蕙芳日记》进行整理，于2014年出版。至此，喻血轮的重要代表作基本问世，完成了挖掘喻血轮工作的重要一环。2016年，梅杰考虑将《绮情楼杂记》的足本推出，并应《荆楚文库》编辑部之邀，主持《喻血轮集》的点校、整理、汇编工作。喻血轮的全部作品大约130万字，全部由梅杰一人点校，为此耗费大量心血，也为他以后撰写《喻血轮评传》奠定了基础。
2010年，梅杰开始研究邓文滨，并撰文指出《黄梅戏宗师传奇》不尊重史实，乱点鸳鸯谱，必将后患无穷。梅杰深恐邓文滨的真实面目被遮蔽，于是翻检故纸堆，校点整理邓文滨的著作，于2012年完成，后于2016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纳入《荆楚文库》。邓文滨成为第一位进入《荆楚文库》的黄梅籍文人，也是《荆楚文库》最早的一批作者，梅杰的推动之功，不可磨灭。
由于梅杰十多年的学术准备，《荆楚文库》除了邀请梅杰整理《邓文滨集》《喻血轮集》《喻文鏊集》，像《汤用彤集》《梅雨田集》，以及其他黄梅喻氏文人著作，也正等着梅杰点校整理。黄梅文人的著作率先、集中、批量入选《荆楚文库》，这与黄梅有梅杰这样的研究者是分不开的。除了《荆楚文库》，黄梅县志办也十分看重梅杰的学术工作，邀请梅杰担任核稿人，并把《黄梅姓氏志》《清代黄梅县志合订本》《新版黄梅县志》《黄梅年鉴》《黄梅风土志》等多种志书交由梅杰编辑出版。由于梅杰的加入，极大地加快了黄梅方志的出版进程，也保证了这批方志的学术质量。
梅杰研究黄梅方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梅杰研究地方志，立足于原典，整理与研究相结合，互相推动，从不采用二手资料，更不会道听途说，这使得梅杰的研究工作立得住，具有更深长的生命力。经过梅杰多年的努力，黄梅古籍正陆续出版，这使梅杰可能成为新时期以来黄梅第一个通过校点原著来研究黄梅文化的学者。二是梅杰研究地方志，是把地方志当作学术工作对待，而不是以地方文史工作者自居。他善于将黄梅文化置身于中华文明史、中国文学史等大背景下来观照，给予科学、公正、客观的学术评价，成功实现把黄梅文化的研究从政府的地方文史工作，改造、转变为一项学术研究工作。这从2006年他写的一篇关于帅承瀛的文章就可以看出来，他指出帅承瀛是中国最早的经世派人物之一，这是帅承瀛最大的历史意义。再如，他研究喻血轮、喻文鏊、邓文滨的文章，都科学地指出他们的历史坐标和文化价值，其中关于喻文鏊非袁枚一派的论述，发前人所未发，有醍醐灌顶之效。
儿童文学研究：学术版图上的点缀
2004年，梅杰认识了黄梅籍童话作家萧袤先生，从此走进儿童文学的世界。他可能完全没有想到，这一次的认识，会成为他今后职业生涯的伏笔。2005年，梅杰入读蒋风先生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并于2009年获得非学历研究生证书。很多认识梅杰的人，都会羡慕他能够将职业与志业相结合，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会。从本质上讲，梅杰是一位现代文学和地方志的研究者，而从工作上讲，梅杰是一位童书出版工作者，是一名文化企业的编辑，并非学院派学者。对此，梅杰在《我是怎样走上学术之路的》一文中有过清醒的认识，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业余学者、职业编辑”，即“精神上的学者、现实中的编辑”。学者与编辑完全是两码事，何况童书工作与学术爱好关联并不紧密，梅杰并未真正实现职业与志业相结合，至于他业余从事的学术出版工作，跟他的学术研究一样，完全是出自个人爱好，并非他的工作。
其实，跟大多数人一样，梅杰也面临诸多现实问题，他曾在《我的废名研究之路》的末尾回顾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又因为要走向社会，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如找工作，谈对象，成家立业等许多世俗问题，而我自己又未能幸运地留在高校，所以我的废名研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我的废名研究终于没有完全持续下去。”梅杰的不少学术研究工作，之所以断断续续，前后绵延了十多年，这种捡起、放下、再捡起、再放下的研究状态此后还必将如此，这恰恰是因为他作为一名非学院派学者，没有安逸、稳定的研究环境所导致的。
梅杰在学术道路上的不少导师，都奉劝过他要思考安身立命之本，他也为自己的工作问题长期茫然无助，直至2008年，他毅然、决然踏入童书出版之路，才略微缓解，尤其到了2011年他被著名出版家俞晓群看中，入职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七年耕耘儿童文学出版，主持出版《丰子恺全集》，并著述不断，真正实现了他的“业余学者、职业编辑”的自我期许。梅杰发挥学术研究特长，从2005年开始研究儿童文学，尤其到了海豚出版社后，力作不断，提出“泛儿童文学观”，结集出版《童书识小录》《丰子恺札记》等书。这些儿童文学研究工作，成为他的学术版图上的点缀。
梅光迪研究：触摸到学术的边缘
梅杰进入学术研究工作的路径，著名出版家、学者钟叔河先生曾如此总结：“梅杰关心的首先是他本土和本姓的作家，这一点实在具有很不一般的意义。从低一点的视角看，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由切己而普世，此正是一种切实有效的研究方法。从高一点的视角看，中国社会根本上就是乡土的和宗族的，近几十年变化虽多，本质却还依旧。梅杰用这种方法取得的成绩（包括挫折和失败），也就具有更为广大和深远的意义了。因此，我十分看重梅杰的工作，认为其指标性的价值，实在不亚于其学术文章达到的水平和创造的价值，也许还更大一些，更值得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关心也。”因为姓梅，梅杰也十分关注家族文化。一个偶然的机会，梅氏族人让梅杰整理梅光迪讲稿，让梅杰进入了梅光迪研究的世界。
梅光迪虽然没有废名的名气大，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却不低，整体影响应该不在废名之下，而且他与新文化运动紧密相连，注定要载入中国思想史册。废名在文学领域成就固然很高，但文学毕竟较为专门、冷僻，而梅光迪在更广泛的文化层面，比废名拥有更多的关注者，在思想学术界，影响更大。从一定程度上讲，只有梅光迪研究才让梅杰真正触摸到学术的边缘，让他真正跻身于学术界。
梅杰的梅光迪研究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09年开始整理梅光迪讲义，编纂梅光迪演讲集和《梅光迪文存》，这些著作于2011年顺利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又在台湾和内地再版，体现了它们的深长生命力。二是研究梅光迪生平，撰写《梅光迪年表》《梅光迪年谱初稿》，并编出《梅光迪研究资料汇编》（待出）。与此同时，梅杰撰写了《梅光迪致胡适信函时间考辨》《梅光迪与新文化运动》《胡适与梅光迪之争》等长篇文章，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如指出梅光迪以“真正的新文化者”自居，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他并非反对新文化运动，而是反对胡适领衔的新文化运动，提出“胡梅之争”的实质，是新文化运动领导权的争夺，让人耳目一新。
2013年初，梅杰的《梅光迪年谱初稿》完成，并请来新夏题签。延宕多年后，此书方才出版，梅杰感慨道：“这本书是四五年的旧作，一朝付印，算是满足了青春时代的学术梦想。从二十到三十岁，前五年研究废名，后五年研究梅光迪。黄梅喻氏研究（喻血轮和喻文鏊等）始终贯穿其中，间以许君远、朱英诞、邓文滨和儿童文学研究。十年之间，研究三五个人物，一个文化世家，便是我全部的青春岁月。”
梅杰是一位有学术抱负、历史情怀的民间草根学者，他认为自己的学术生涯才刚刚开始，学术领地才刚播完种，以上所有的成绩不过是初步呈现。据他对记者和朋友所讲，他今后还会撰写《黄梅喻氏年谱》《黄梅文化史》《黄梅作家研究》《废名评传》《喻血轮评传》《喻文鏊评传》《梅光迪先生年谱长编》《胡梅之争》《王默人研究》《泛儿童文学论》，并主持出版《黄梅古籍丛书》《黄梅汤氏资料汇编》《黄梅艺文志》等。这些具有集大成意义的学术著作，将继续书写一个学者的人生之路。
（作者:张红，系自由撰稿人，本文原载于《长江文艺评论》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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