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習慣在歷史教科書中動手腳，醜化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日本人對中國懷有一種既親近又畏懼的心態，所以中國在日本教科書中的形象也呈現出種種矛盾。在近代史上，為了服務侵略的目的，日本人對本國國民在教育上的洗腦不遺餘力。
日本的教科書國定製度正式確立於1903年《小學校令》的修訂之後。教科書重新成為強調前近代“忠孝一體”的日本式儒教倫理的教化工具，忠於天皇，為了日本的利益可以犧牲一切的極端邏輯甚囂塵上，隨之而來的是教科書中極力醜化中國人愚昧、落後的形象的編寫。
但是由於忠孝倫理始終源自中國，孔子和孟子就成為了日本教科書中較少能以正面形象出現的中國人。
不過 ，日本人在塑造這兩位東方聖人的過程中，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了大量的選擇性書寫。比如，1915年版《尋常小學讀本》有“孔子與孟子”一課，集中講述了孔子和孟子的事蹟。
關於孔子，所選事蹟為“景公問道”及“夾谷之會”。“景公問道”段落如此寫道：“孔子後為官吏，治績亦大，退職之後，拜師習道之人日益增多。齊景公亦向孔子問道，孔子回答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在“夾谷之會”段落中，該課本則講述了魯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夏天齊景公與魯定公在夾谷會面的事情，課文如下：“會面之時，齊國有司表演了歌舞。
孔子認為這樣的歌舞不合禮儀，於是將其喝止。景公回國後告訴群臣：‘魯國人以君子之道輔佐國君，我國臣子卻教我違背禮儀。我獲罪於魯君，應該如何是好。’齊國大臣回答道：`君子有過錯便謝罪。主君可用實際行動來謝罪。’於是，齊景公將從魯國奪取的數塊土地返還給魯國。
在此次會面中，孔子的行為和藺相如呵斥秦王有所不同，藺相如以氣概服人，孔子以道義動人。智德圓滿的人格在孔子身上得以體現。”
從課文內容來看 ，日本人描述孔子的基本視角有二：其一，在政治理念方面，要求維護君臣之“道”，強調恪守各自職責本分；其二，在對外關係方面，號召臣子據理力爭，用道義來維護國威。這兩個視角也展現出日本儒學將“道”解釋為社會政治事務的基礎上，把“忠孝”作為“道”之主要內涵，以維持君臣本分之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並號召國民“一旦危急，則能義勇奉公”。
由於這樣的敘述策略，孔子被描述為一個維護君臣統治秩序、盡忠愛國的“忠臣”，而他在教育、政治、文學等方面更能體現其思想之精華的活動都被有意“忽略”了。接受這種教育的人民自然學會了對天皇的愚忠愚孝，而不去做是非判斷了。
關於孟子的部分 ，更是斷章取義。孟子的學說中有以民為本的民權主義思想，且孟子提出“有德者王”和“放伐”等有違萬世一系的天皇制度的觀點，甚至是反皇權的思想。
因此，近代日本人對於孟子學說一直持禁止和封殺態度。不過，孟子卻頻頻出現在日本人的教科書中，其原因僅僅在於他有一個懂得家庭教育、善於啟發教導的好母親。
課文如此寫道:“在孟子小的時候，孟母便注意兒子的教育，擔心孟子受到市井教化的影響，三次搬家。其後孟子出門學習，逃學回家之時，孟母正在織布。孟母用刀將織機上的經線割斷，訓斥孟子說：汝今日廢學，如我斷此機也。孟子此後受到感化，努力讀書，成為世間之大家。在戰國亂世，專心講聖人之道。”
其實，孟母很早便成為日本教科書中的“最佳母親”，在明治初期的《小學修身訓》(1880)、《普通小學修身談》(1886)、《婦女鑑》(1887)中均有孟母教子的相關內容，不過教科書卻將孟子具有“危險性”的學說摒棄一邊，僅將其作為家庭教育方面的孝子榜樣來塑造。
孟子不是以儒教思想家的身份出現，而是以努力學習最終揚名於世的孝子身份出現在教科書中的。
被譽為“聖人”和“亞聖”的孔子和孟子 ，在日本的教科書中，分別被“包裝”為“忠臣”和“孝子”，成為宣揚“忠孝之大義”的日本“國民道德”的最佳外國人選，而不是具有豐富思想內涵與文化價值的思想家、政治家，足可見日本當時為了侵略而服務的教育是何等的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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