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莽稱帝看儒家文化的偽善和愚頑
他冷若冰霜，他激情澎湃；他無所不能，他愚不可及。他高尚得令人發抖，他卑鄙得令人髮指。他有政治抱負，他沒有政治才能。他苦心建立與經營的王朝常常被人忘記，又時而被人想起。作為政治人物，他可悲又可嘆；作為歷史人物，他可憐又可惡。這個人就是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曾經唱過二十五年獨角戲的天才演員，新王朝皇帝王莽。
同門兄弟兩千多年來的靶子
這是一個事實上存在，史家又不願意承認的王朝；這是一個實際登上王座，又未獲得任何帝王“諡號”的皇帝。我們不難發現箇中原因。中國的修史工作都由慣做奴才的儒家弟子完成，顯然，他們對王莽這個“同門兄弟”背叛儒家宗旨，以奴才的身份僭越到主子位置的行為深惡痛絕。而新王朝的短命也使儒家弟子大失顏面，所以，因為儒家思想在中國意識形態中一統天下，王莽很少得到過公正的待遇。
王莽身上發生的一系列矛盾現象，反映出中國儒家文化頑劣、保守、不可救藥的一面。當他裝腔作勢地進行虛偽的道德作秀的時候，他得到了不厭其煩的熱烈追捧；當他埋下頭來準備踏踏實實地施展政治抱負的時候，不但無人喝彩，而且處處受到指摘和攻擊。這種兩難的境地不但在王莽身上發生，在王安石、張居正身上同樣發生。這使他們成為沙漠上孤獨的行者，揹負沉重的包袱，形單影隻，孑然前行。
毫無疑問，王莽是一個典型的理想主義者，他要通過對權力的攫取來實施他的政治理想。然而，他太重虛名，最終使這個虛名成為他運用實際權力的羈絆。
作為一個高級知識分子，王莽以其淵博的儒學知識傲視群儒，這使他堅定不移地相信道德和迷信是權力角逐中所向披靡的利器，堅定不移地陷入絕對正確的泥淖中不能自拔。當然，這裡面無法迴避偽飾和欺詐的成分，比方說他的推官讓爵，結果是官位越推越大，爵位越推越高。從大司馬到太傅到“安漢公”到“宰衡”“加九錫”，離權力的頂峰只差半步。而此時權力的頂峰上坐著的是一個年逾古稀的老太太和一個乳臭未乾的娃娃。但是，這作為專制制度下的政治手段卻無可非議。
靠裙帶關係登上政治舞臺
西漢王朝到了哀帝劉欣這一代已經在末路上徘徊。劉欣是一個同性戀者，嬖倖孌童董賢。幫閒少年董賢本是劉欣的侍衛，十七八歲的大男孩，得到劉欣的嬖倖後，就坐上了火箭，升得雞飛狗跳，二十二歲當上了大司馬，即全國武裝部隊總司令。有一天，董賢把劉欣伺候得飄飄欲仙，高興之下，劉欣竟然和大臣們商量，要把皇帝的位子讓給董賢，這當然招致文武大臣的不滿。於是，在劉欣死後，太后王政君發動政變，召回在家閒賦的內侄王莽主持朝政，並迅速在董賢手裡收回了兵權。
王莽是靠著姑母王政君的裙帶關係再次走上政壇高位的，但使他能夠迅速建立威信的不僅是來自皇太后強有力的支持，而且還有一塊流金溢彩的道德楷模榮譽招牌。
漢成帝劉驁時，被擢升為大司馬的王莽就有好名聲。他克勤克儉，封地百姓交給他的賦稅，全部贈給有才能有貢獻的人士。他的母親患病，朝廷大員的夫人前去探望，王莽的妻子親自開門，迎候招待，衣服長度不及地面，外套長度不及膝蓋。這些大員的夫人以為她是奴婢，詢問之下，原來是大司馬的夫人，都感到非常吃驚。
王莽因為得罪傅太后，被逐出朝廷。他的次子王獲殺死家奴，王莽嚴厲追究，命令王獲自殺贖罪。這種大義滅親的行為使許多人深受感動，不斷有人向皇帝上書，要求王莽重返朝廷。皇家招聘考試的答卷上，儒生們更是不厭其煩地頌揚王莽的功德，使人感覺到，只有王莽才是拯民於水火的英雄，致天下於昇平的聖人。
道德招牌成為政治拖累
王莽以光芒萬丈的道德形象隆重登場，給自己在政治舞臺上的角色定了位。這就是註定要扮演儒家弟子熱烈謳歌的周公姬旦，而不是舜帝姚重華，他一旦要偏離了這個角色，不但配角們不捧他的場，觀眾也可能唾棄他，這在實際上已經給自己設計的前進路線上預先設置了雷區。事實證明，儘管他始終小心翼翼地保持自己的道德形象，也沒有通過這個雷區。
公元前00一年，二十六歲的劉欣死於未央宮。王莽在太后王政君的支持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取得權力。這一突然出現的變局使朝野為之一振，人們似乎在王莽身上看到了奄奄一息的西漢王朝再次中興的曙光。而王莽執政後的一些作為也確實讓朝野上下興奮不已。首先，他能夠力行節儉，關心民間疾苦。他多次捐獻自己的俸祿和朝廷的賞賜。公元00二年，各地出現旱災和蝗災，山東半島尤其嚴重，人民開始流亡。王莽建議王政君：改穿素色衣服，減少宮廷飲食的數量。同時，王莽捐錢一百萬，捐獻田地三千畝，交給農業管理部門幫助貧苦百姓。他的行為得到各級官員的效法，捐獻田宅的有二百三十人，按照人數，分配給流離失所的百姓居住。又在首都長安城裡興建五個住宅小區無償送給貧困百姓居住。每有自然災害出現，王莽自己都改吃素食。王莽常說的一句話是：“等到天下的百姓都富足了，我才領受封賞。”這是最容易使人熱血澎湃的豪言壯語，兩千年來經久不衰。其次，王莽在執行法律時不徇私情。他的兩個兒子一個侄子都因為觸犯國家的刑律遭到王莽的嚴厲斥責而自殺。而執金吾竇況是他最得力的親信之一，也因為濫殺無辜被他處決。其三，王莽執政時，廢止了秦王朝以來的一些嚴刑苛法。他通過小皇帝劉衎下詔：婦女除非本人觸犯法律，不準囚禁。男子八十歲以上七歲以下，除非被指控“大逆不道”，或政府指名逮捕，不得囚禁。必須要調查時，官員須深入下去，不得傳喚。凡是已經被確定應判苦刑的女子，准予在家服刑，每月繳三百錢，由政府代為僱人替她從事勞役。每個州派遣一名農業技術指導官，鼓勵人民種桑耕田。對平民百姓，尤其是鰥寡孤獨，國家給予福利待遇，照顧優厚。
書呆子過於相信道德
從王莽執政初期的施為看，他顯然是在為他掌握最高權力以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做準備。但是他太過於相信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這是他導致失敗的重要原因。其實，道德不過是政治的飾物，政客們只是在需要遮羞的時候才偶爾借來一用。我們注意到，歷史上最有作為也最受後人崇敬的唐太宗李世民也不是因為有道德光環罩著才留下千古英名，相反，正是他不去在意所謂道德的拖累，才成就了一番超越道德的勳業。而奠定漢王朝數百年基業的漢高祖劉邦更是視道德為無物，但是他有著廣闊的胸襟與氣度，並且知人善任，這些恰恰是王莽所缺少的。
我們對政治人物無法用道德標準來評判，因為他取得權力的手段光彩與否並不影響他作為一個政治人物的存在。所以，我們不能用司馬炎對劉禪與孫皓的寬容和李世民對兄弟的殺戮來斷定他們的野蠻與風雅、卑鄙與高尚、闇昧與開明，更不能用來斷定他們的政治作為以及歷史地位。
一邊要表現道德,展示大仁大義、悲天憫人的情懷；一邊要搞政治剪除異己，進行殘酷無情的殺戮。這導致王莽人格的嚴重撕裂，不時陷入重重的矛盾之中。道德與政治是永遠不能相融的兩種物質，就像鴕鳥與企鵝不能在互相的環境中生長一樣。本身，王莽是以外戚身份入主朝廷的，他害怕另一個外戚集團平帝劉衎的舅父衛氏家族對他構成威脅，以維護宗法的名義將其滿門抄斬。同時以清除衛氏餘黨的名義剪除異己。這似乎宣示王莽的政治手腕很嫻熟，但是他忽略了一點，就是政治是一把雙刃劍，在刺殺別人的時候也可能誤傷自己。
“文革”式的個人崇拜
這種矛盾一直影響著王莽建政的信心，所以他努力神化自己，企圖利用個人崇拜達到使天下人歸順的目的。
公元00一年，王莽授意南方越裳部落向朝廷貢獻一隻白野雞、兩隻黑野雞，於是官僚們認為這是祥瑞之兆，開始大肆的歌功頌德。民風民俗考察小組在“民間”“蒐集”為王莽歌功頌德的民歌民謠三萬多字，在沒有紙張的年代，三萬字的文章大概能裝滿三輛卡車。緊接著，王莽放了一顆“衛星”：最近以來，風調雨順，甘露下降，靈芝出現，蓂莢生長，朱草興旺，嘉禾茂盛。各種祥瑞的徵兆接踵而來。個別地方的“衛星”則放得更大，來自西羌部落的消息說：在王莽同志的英明領導下，天下太平，五穀豐登，有的稻禾長達一丈有餘，有的麥秸長出三個麥穗。有的地方沒有播種也能長出莊稼。蠶不用吐絲就能結繭。甘露從天而降，甜水自地下湧出，就像難忘的一九五八年。全國有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一致要求朝廷重賞王莽。
這已經說明，王莽奪取最高權力的政治條件和輿論準備相當充足，不但大權在握，而且得到了朝野上下的擁戴。如果他執行保守的路線，延續漢王朝的典章制度，維持現狀，不但可以順利地完成政權的接收，而且可以安然無恙地使他的王朝走上通衢。
然而，王莽飽讀詩書，性格中充滿了讀書人的天真與浪漫，這使他深陷書中的理想世界而不能自拔。公元前四世紀，同時代的東西方世界出現兩位思想鉅子，柏拉圖和孟柯，雙方在不同的背景下提出了各自的政治主張。柏拉圖以希臘城邦斯巴達為模式構築了《理想國》；孟柯則以中國古代帝王堯、舜的時代為藍本強化孔丘的“仁政”學說。今天，我們能夠把兩個人的著作對比著讀，從中咀嚼他們學說中的社會主義傾向，王莽的時代卻不能，所以，王莽只能以孟柯的思想為基礎建設東方式的理想社會。
他才是“革命先行者”
顯然，王莽全盤繼承了儒家學說，並要依照這個學說打造理想中的人間樂園。他稱帝后的第一年即下詔書說：“古代，個人有田地百畝，繳納十分之一的稅金就夠國家開支，百姓富裕，便稱道統治者。秦王朝破壞聖人所創立的制度，廢掉井田，大家開始互相兼併，產生貪鄙的念頭。豪強兼併的土地成千上萬畝，而貧弱之人連立錐之地都沒有。又興起奴隸市場，把人民像牲畜一樣圈在柵欄裡，由小民控制，甚至可以定奪他們的生命，從根本上違背‘天地之性人為貴’的大義。當時也曾減輕賦稅，只徵收三十分之一。但是，卻經常追加，老弱病殘也不能倖免。加之豪強的壓迫，百姓租田耕種，號稱徵收三十分之一，實則高出十五倍的收取。豪富所養的牲畜都有剩餘的糧食，遂桀驁不遜，做出邪惡的事情。貧苦百姓吃糠咽菜都難，只好去偷竊搶劫。最後都不容於國法，陷入囹圄。現規定：天下土地，一律收歸國家所有，改稱‘王田’；奴隸婢女，改稱‘私屬’。兩者不可以自由買賣。一家人丁不超過八口，而田地超過九百畝，要自動把超出的部分分給自己的族人、親屬或鄰居。本來沒有田地，現在開始有田地的，也限制在這個標準。敢於攻擊這個法令，一律發配流放。”（柏楊先生譯文）這個詔書是孟柯與齊宣王田闢疆對話的翻版，然而真正運用到施政的綱領中卻是驚天動地的，他對現行社會制度不是提出質疑，而是直接控訴。
在這個詔書中我們可以看到，王莽所要實施的變革是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和奴隸問題，實現耕者有其田，平等富裕的大同社會。直到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焦點依然是土地和奴隸問題。我們承認中國革命，沒有理由不承認王莽是一個先行者。
翻開中國的史書，流血與不流血的改朝換代，登上寶座的那一個往往先做兩件事，第一件，大興土木興建宮殿，並遴選天下美女充斥後宮；第二件，屠戮或驅逐功臣。只有王莽是一個特例。雖然王莽被同門兄弟罵得體無完膚，但是我們很難找到他荒淫奢侈的記錄。相反，他更像一個勤勉的政府書記員，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辛辛苦苦奪得政權不為享受，整天琢磨造福黎民而不能安枕，不但讓司馬炎、朱元璋們感到不可思議，而且也使李自成、洪秀全們大惑不解。這大概也是他被無限醜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然而，王莽的改革過於激烈，這就像把一件燒紅的瓷器投入冷水一樣，想要讓它不炸裂是不可能的。土地的重新分配；凍結奴隸市場，使罪惡的奴隸制度逐漸消亡。即使一項變革成功，也是彪炳史冊的事情，但是他卻義無返顧，執著向前。緊接著，王莽下詔：各地設置五均司市和錢府官。五均司市定期評估物價，對民間賣不出去的的糧食、布匹、絲綢、棉絮等由國家按成本收購。百姓發展生產缺乏資金，由錢府官負責貸款，收取純利十分之一的利息。有人不耕種田地，任其荒蕪，處罰三個人差役的賦稅。城鎮房宅不種樹的，處罰三個人繳納的布匹。遊手好閒者，應繳納一匹布匹，繳納不起，由國家強制安排工作。從事其它產業工作的人員，要繳納純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稅。實行專賣制度，酒、鹽、鐵器等由國家專賣。由國家統一發行貨幣。
計劃經濟是王莽發明的
從王莽的各項改革措施看，大都帶有典型的計劃經濟色彩，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些變革無疑是進步的。首先，能夠強化中央政府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二，能夠抑制豪強對土地的掠奪和對農民的剝削。其三，能夠實現經濟制度的根本改變，進而實現社會制度的改變。直到公元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托馬斯•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出現，並未在王莽的實踐基礎上邁出多遠。
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變革的失敗，當然和王莽的食古不化、剛愎自用有關。但是，許多未成熟的元素同樣使他作為變形從而適得其反。首先，他的理想過於崇高，直到兩千年之後，人類還是不能實現。其次，他忽略了幹部隊伍的建設，沒有一支忠誠敬業的組織核心正確地指導貫徹實施他的變革路線，使一場重大的社會變革成為他一個人的事業。其三，他繼承的是西漢王朝臨秋末了的官僚機器，這就像讓老爺車的駕駛員操縱波音飛機一樣，即使鼓弄到飛上天空，也難免要一頭栽下來。其四，歷史證明，一個新政權的建立，必須有一批來自民間的人才進入政府高層，才能使這個政權煥發出勃勃生機。而王莽的政權是新瓶裝舊酒，西漢王朝所遺下的公務人員大都是惰性十足，腐敗無恥之徒，改朝換代並不能阻止他們貪汙的腳步。新政的出臺恰恰能夠為他們提供更多的貪汙機會，這是王莽的善政到了下面迅速轉化為暴行的原因。其五，任何變革都要付出相當的代價。讓某些掌握權力的人成為變革的第一批受益者，使他們能夠積極地投入到變革中來，雖然要承擔一些政治風險，但是，可以收到化腐朽為神奇的功效。這也是當年的“官倒”現象受到學者肯定的原因。其六，以王莽一個人的力量無法抵禦舊王朝既得利益者的瘋狂反攻，這使新法剛一公佈即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其七，王莽在處理外交事務中處處表現得低能。爵位不過是一個榮譽稱號而已，但是，王莽對此卻表現得很吝嗇，把邊疆一些少數民族酋長的王爵稱號收回，改封侯爵。把匈奴單于的“璽”改成“章”，這簡直就像小孩子的把戲。結果，南北邊境烽煙四起，不斷的徵兵徵糧給無恥的官吏創造了無數的貪汙機會，橫徵暴斂使小民無法生存，遂挺身抗暴。（大部分為柏楊先生論點）其實，王莽失敗的最主要的癥結在於，專制制度下不可能實現自由平等的社會，就像牡丹花不可能在南極生長一樣。
同是反叛者，項羽敗於武功，王莽潰於文治，然兩者遭遇截然不同，前者成為令人同情的英雄，溢美之詞隨處可見；後者成為遭人唾棄的惡棍，毀損之語不絕於世。但是，人們迴避王莽的名字，卻不迴避他的主張，從“均貧富”到《天朝天畝制度》到“平均地權”，充滿叛逆精神的革命者總是把他的變革思想納入到政治綱領之中。
“烏托邦”是一個並未遠去的神話，時至今日，依然有人對河南省的一個“烏托邦”式的村落津津樂道，所以，王莽也讓人常常想起。
本文無意學術，所拮大抵前人所言。“烏托邦”並不是登峰造極的美夢，但是，美夢中登峰造極的道德作秀、登峰造極的個人崇拜、登峰造極的裝神弄鬼、登峰造極的獨斷專行，則殷鑑不遠。歷史一旦重演，不是停滯，便是倒退。
閱讀更多 新鮮推送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