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曾想到，同仁路——在现今看来与成都其他街道并无太大差异，却浓缩承载着一个王朝的兴衰。它与旁边的宽窄巷子，甚至与成都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变幻有着密切联系。
时光跳回到1911年，辛亥革命不久，清政府在四川的最后一位总督，当时代表满城一众八旗子弟利益的最高行政长官——赵尔丰，为保性命交出了政权。紧接着，四川宣布脱离于清庭，实行独立。一时间，惹得满城内男女老少极度恐慌。加上全国各地纷纷响应革命，各地残杀满人的消息不断传来，成都满蒙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而心有不甘的赵尔丰明面上交出了政权，背地里却在教唆旧部伺机哗变。这年的12月8日，四川军政府刚成立不过11天，震惊国内外的“成都兵变”就爆发了。
当时，军政府正、副都督在成都东较场“点兵”，原清政府驻守成都的巡防军突然大吼大闹：“反了！反了！”接着“砰砰砰”地乱枪齐放。两名都督惊惶失措，跳下点将台狼狈而逃。乱兵潮水般从东较场涌出，呼啸着抢劫银行、钱庄。到了傍晚，乱兵又抢商业场、东大街各商铺。夜里，又抢各临街铺户及各公馆富户。抢到后来，不管公私、贫富，入屋就抢。乱兵们每抢之处，先放枪吓人，有的抢完了还放火烧房子。成都城中火光冲天、烟雾腾腾。
第二天，时任四川军政府要职的尹昌衡率部平定了乱军，不日便派兵将赵尔丰街示众，之后将其斩杀于皇城军政府内。
赵尔丰被杀斩杀于皇城军政府
赵尔丰被杀后，成都旗人惊恐万分，少城的四个城门日夜紧闭，城内的旗兵纷纷武装起来，加强了巡逻。城内库存的刀矛亦都被取了出来发给青壮旗丁，只待有变就杀出少城拼个你死我活。剑拔弩张，军政府也派出士兵防守少城门外。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军政府委派了两位和平使者——徐子休和周凤翔来到少城，分别会见了满蒙首领。
原来，少城内的满蒙旗兵早就面临着生存的问题了，而不只是辛亥革命后的一时生死。
清制规定，满蒙军兵包括军眷及闲散人员一律不得擅离营地（即少城），也不得务工、务农、经商，不得买房置地，全靠吃皇粮过日子。旗人不从事其它职业，慢慢地就形成大量的寄生阶层，他们没有工、农、商业的知识和技能，缺乏谋生的本领，在辛亥革命以后，“裁旗停饷”，不少旗人立即陷入贫不能自存的悲惨境地。“旗人束手无策，呼诉无门，儿啼于旁，妻缢于室，甚至白头之父母不忍重累其子，因而自杀其身。
彼时，八旗子弟以骑射为荣，以劳务为耻
有个姓金的军官，穷得没法，把军服当了糊口，临到会操时没钱取当，便开枪自杀了。因贫困自杀的事情时有所闻。当时还流传有这样的笑话：一个有官位的旗人，暑天到友人家做客，脱下的外衣，被主人从后门送到当铺里拿去当了。客人走时不见衣服，主人便装腔作势骂妻子太不小心，让小偷把客人的衣服盗走了。
这场对战最终没能打起来。双方经过了协商，最后达成一致：满蒙收起武器，军政府拨款20万元在西城根修建了一所工厂，收容旗民进厂学艺，使其获得劳动谋生的本领。由于这个工厂体现了孙中山倡导的“民族平等，一视同仁”的精神，故而命名为“同仁工厂”。其所在的街道，随之命名为“同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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