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句妙语是北宋大诗人黄庭坚的佳作，自来诗风奇崛突兀，出人意表的黄山谷，和伟大的文学家苏东坡齐名，世称“苏黄”。当然，苏东坡的成就举世皆知，他是文学领域里的“全能冠军”，诗词歌赋，服饰饮食，书法绘画诸多领域都卓尔不群。相形之下，黄庭坚似乎要逊色很多。大概像苏子瞻这样的大文豪几百上千年才能出那么一个，不仅和他同时代的人无法与其比肩，就是后来近千年的历史中，似乎也难有和他等驾齐驱的大文豪，这是中华民族文化长河里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中国三千年的文化史上，自屈原开始，陶渊明、李白、苏东坡一路走下来，树立起文学界的四座丰碑。至于今日，他们的非凡成就还没有能够被人超越，用现在顶顶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这样说大概非常的伤人心，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文人墨客多如过江之鲫，可怎么就无法超越这四位呢？命运之神难道仅仅垂青这四个人吗？这真是一个千古的遗憾！
说到黄庭坚，自然不能免俗。尽管苏黄二人齐名并立于世，恐怕也仅仅是指两人在诗歌及书法方面可以并驾齐驱，至于其他的领域，黄庭坚就没法和人家苏子瞻相媲美了。近来，偶然读到这两句诗，非常的喜爱，那洒脱不羁的性情，孤绝突兀的才情，让人心驰神往，窥一斑而知全豹，约略可以了解黄庭坚的神奇佳妙之处。从这两句诗，明白了后来经常书写的“万丈红尘三杯酒，千秋大业一壶茶”的名句，大概就是从黄庭坚的这两句诗里化出来的。古时的文豪，语不惊人死不休，在文字意境的锤炼方面真是下功夫，贾岛的推敲典故，杜甫的“拈断数茎须”的苦思，充分说明文字的锤炼实在是一项异常艰苦甚至痛苦的事情，为求新创异煞费苦心的人比比皆是，然而造化弄人，真能流传于世的名诗佳句还是屈指可数的，大多数人的苦心孤诣都化作了历史的烟云，这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与生俱来的的大悲哀！
有宋一代，由于国家大政方针偏重于文治，对文人推崇备至，所谓的“崇文抑武”的国策，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始，直至南宋灭亡为止，这一国策被历代的帝王贯彻始终，对于文化人而言，两宋真是一个值得向往的黄金时代。当然，大宋王朝的这一基本国策的出台也是有其历史根源的，鉴于五代十国诸侯割据称雄、武人飞扬跋扈豪横不臣甚至改朝换代，都让宋太祖记忆深刻，即便自己也是由武将而篡夺政权而上位，也是心有余悸，对掌握军队的武将们忌讳深重，故而立国以后，不遗余力削夺将帅的兵权，大力扶植文人主政，不惜贬损武将们的社会地位，大大抬高文人的地位，出发点当然不错，但未免矫枉过正了，为王朝的积贫积弱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后来的一系列惨剧也是由此而来的。
宋代的法制很宽松，一般不实行死刑，即使是杀人越货的重罪，只要不谋反叛逆，一般都不会判处极刑。《水浒传》里 那些梁山好汉，按照他们的罪行而论，放在哪个朝代恐怕都保不住脑袋。而在宋代，了不起脸上刺字，发配三千里牢城营劳动改造。就像宋江、武松等人，尤其是武松，不管出于怎样的动机，连杀两人，按照现在的刑法，怎么着也得判死刑。可武松也仅仅是刺配孟州牢城，打几十棒了事。可见，宋代的刑罚真不重。苏东坡屡屡触怒皇帝，也不过一贬再贬，越贬越远直至海南岛而已，这算是最重的处罚了，毕竟没有性命之忧。这样宽松的政治环境当然催生了灿烂繁荣的文化之花。
有宋一代文化事业之昌盛繁荣，大概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盛唐都没法和它相比。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不仅仅是诗词文章，比如小说，就是在宋代定型而繁荣起来的，尤其是话本小说，简直风靡一时，蔚为一时大观！人才之盛更是远迈前代，诸如苏黄米蔡、范仲淹、文彦博、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等等等等，对后世的影响是那样的深远广阔，即便是奸臣也是有那么一点可爱，诸如秦桧，还是一个大才子，文章写得不错，再如蔡京，书法顶呱呱，奸得不那么让人痛恨，这也只有在宋代才有如此的奇景。
毋庸置言，社会环境的宽松，兼容并包，开放自有由，是文化事业得以灿烂繁荣的基本条件。反之，严刑峻法、文网森严，动辄得咎，绳捆索绑的社会，绝对不可能让文化之树欣欣向荣枝繁叶茂，就如清朝的初中期，文字狱盛行，株连甚广，连死人也不放过，文化人噤若寒蝉，不敢发声，文化界只能是一片死寂，光剩下在故纸堆里寻章摘句老雕虫，无无穷年皓首穷经仅仅为了考据一些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大好的青春年华就这样白白糟蹋了，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王朝一个时代的悲剧。要不是后来的乾隆皇帝热爱文化事业，有清一代的文化不定怎样的荒芜可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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