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七年(1589年)歲末，大理寺評事雒(luo)於仁的一份奏摺，敗壞了神宗本來不錯的過年心情。
奏摺歷數神宗之過：日夜濫飲，寵信太監，溺愛鄭妃；索金刮幣，甚至用刑罰豪奪強取，接受太監張鯨賄賂；拷打宮女、中官，往往罪尚未明，人已打死，還經常向大臣發洩怒氣。
奏摺犀利直白，字字句句都是訓誡，拷問神宗最不能見人的隱私，規勸神宗痛改前非、清心寡慾，雒於仁說：“若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誅臣身，臣雖死猶生也。”
明朝官員有三類，雒於仁、海瑞是一類，性格極端，敢於反對，置生死於度外。第二類是萬安之輩，最出色的工作是為皇帝配春藥，所以房中術被憲宗收了滿滿一抽屜。第三類以申時行為代表。申時行是張居正提拔上來的官員，後來擔任內閣首輔。張居正身後觸目驚心的悲劇，成為他為政侍君的一面鏡子。時人批評他“首尾兩端”，他總是小心謹慎、瞻前顧後、四面討好、不冒風險、不做重大決策，儘量不使事情更糟，也不期待事情向好的方向逆轉。在對雒於仁的處理上，申時行表現出圓熟的政治技巧。
神宗將奏摺留了10天后，破例召見申時行等閣臣。這時皇帝28歲，身心俱呈病態，申時行55歲，因為早衰，已經白髮蒼蒼。這對主僕，一個擁有無限權力，敏感任性，滿腹委屈，心智發育不全，另一個歷盡滄桑，老於世故，謹言慎行，滿腹憂患，曲意周全一切。
《神宗實錄》詳細記載了這場對話。神宗說他本來就頭暈胃脹，雒於仁的奏摺使他肝火復發，病情加劇，他讓申時行為他評理。可申時行還沒開口，神宗就急忙為自己辯解，說：誰不飲酒?我酒後又沒有持刀舞劍，偏寵鄭妃，是因為鄭妃侍奉勤勞，天下財富都是我的，我如果貪戀張鯨的財富，幹嗎不直接抄他的家?至於使性尚氣，神宗辯解說，內侍宮人也有病死的，並非全死於杖下。
神宗的辯解。反倒坐實雒於仁的話有所依據，並非空穴來風。作為臣下兼長者，申時行低聲勸慰，說雒於仁是“無知小臣，誤聽道路之言，輕率讀奏”。神宗回答：“他是要出位沽名!”
“出位沽名”是明朝政治的一款特產，即誹謗人君，博取正直的名聲。古代文官飽讀詩書，總渴望百世流芳，所以有人甘願毀掉千辛萬苦掙來的功名，甘受酷刑，不惜付出生命，以忤君、犯大不敬罪，來取忠烈之譽，以圖名載史冊。明代言路囂張，那些直言而固執的大臣，是出於正義感和責任心，還是為了出位沽名，根本無法斷定。
申時行回答：“既是為了出名，如果嚴懲，恰好滿足了他的要求，不如寬容不較，才顯皇上盛德。”他補充說：“聖上聖度如天地，何所不容?”神宗心裡舒坦了一些，但還是不爽：“朕氣他不過，必須重處!”申時行繼續哄勸：“若票擬處分，傳之四方，反以為實。”他建議，將雒於仁撤職趕回老家，奏摺“留中為是”。神宗採納了他的意見。
《明史·申時行傳》說：“於仁賴以免，然章奏留中自此始。”雖然雒於仁得以保全，但是神宗從此卻形成一個基本判斷：大臣的一切建言都不懷好意，是為了沽名釣譽。申時行教會他最好的報復方法：留中不發，神宗只問動機，不管是非，萬曆後期20年，他對奏摺幾乎都不答覆、不處理，讓一切石沉大海，直到“海枯石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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