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半島的統一拉開了阿拉伯一系列征服戰爭的序幕，這些征服把整個古代中東（除小亞細亞外）、印度河流域下游沙漠地區（到715年）、北非甚至西班牙（711～715年）都置於穆斯林的控制之下。沒有軍事變化能解釋這些勝利。阿拉伯軍隊既不人數眾多，裝備也不特別，但是真主與他們同在、戰死疆場的人將在天堂過上快樂生活的信仰，以及歐麥爾傑出的領導才能，足以使阿拉伯人比對手佔有優勢。
但是，715年之後，輕鬆的勝利不在了。拜占庭的城市抵禦了強大而漫長的圍攻（717～718年）。這個重大失敗可與中亞一系列邊界衝突的失敗相比，到715年，突厥軍隊把穆斯林趕出了伊朗東部。不久，法蘭克人在高盧中部的都爾戰役中擊退了穆斯林軍隊的進攻（732年）。
突厥軍隊
這些軍事失敗，加上最初的宗教狂熱和信仰的必然消退，給穆斯林團體內部帶來了嚴峻的問題。在第一、二代人時，阿拉伯武士多少還與被征服者隔絕。歐麥爾建立了特別的駐軍城市，阿拉伯人在部落首領的管轄下定居於這些城市。每個武士獲得來自租稅的一份軍餉，租稅大致按照傳統的羅馬和波斯官僚機構的方法徵收。這套制度起初運行良好，甚至當伊斯蘭教團體從最初領導人傳到能力稍遜的人手中之後，它仍然有效地運行。
644年，當歐麥爾被暗殺時，它第一次面臨著考驗。倭馬亞家族的一個部落首領繼承了哈里發的位置，直至750年。倭馬亞王朝以敘利亞的大馬士革作為都城。倭馬亞哈里發的權力取決於他們在扮演三種截然不同的角色時能否精心保持平衡。首先，哈里發必須平衡阿拉伯各個酋長、部落之間的關係，以防他們互相敵對。其次，他還必須掌管從羅馬和波斯前輩那裡繼承下來的官僚機構，並利用它向大多數人口徵稅。第三，哈里發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充當穆斯林團體的宗教領袖。
倭馬亞家族
在這三種角色中，倭馬亞家族沒有充分扮演好的角色是第三種。那些力圖瞭解安拉意志並嚴格踐行的嚴肅而虔誠的人不滿於倭馬亞王朝帶來的前景。只要軍事成功不斷持續下去，那麼這種不滿就不會產生什麼政治後果。但是715年後，當穆斯林第一次遭到沉重的失敗打擊時，一些虔誠的反對派要求勝任的、由安拉選擇的哈里發，這就變成了一件嚴肅的事情。
作為大量人口的管理者，倭馬亞王朝也遇到了越來越多的困難。許多基督徒、瑣羅亞斯德教徒和其他宗教的追隨者發現伊斯蘭教教義簡單、法律精確、在現實中大獲成功，具有相當的說服力。從原則上說，這些皈依者加入信徒行列是受歡迎的。但是當皈依意味著免除稅賦——正如最初的事情那樣——那麼宗教的成功則意味著嚴重的財政拮据。此外，穆斯林團體仍然按照部落來組織，部落不能也不會歡迎眾多外來人加入自己的行列。阿拉伯人公然不顧穆罕默德啟示中的命令，輕蔑地看待新近皈依的人，也不把他們當作伊斯蘭教團體中的完全平等的成員。
穆斯林團體
744年，有爭議的繼位引發了內戰，上述各種緊張關係都達到頂峰。內戰以倭馬亞王朝（除了倭馬亞家族一個後裔在西班牙聲稱擁有權力）被推翻結束。當一個叫做“阿拔斯”的阿拉伯家族獲勝，並把都城建立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巴格達時，阿拉伯駐軍的特權地位也被取消了。他們的軍事支柱是波斯的皈依者。因此，毫不奇怪，從一開始，阿拔斯王朝的政策就帶有強烈的薩珊波斯前輩的風格。
以前非常重要的阿拉伯部落集團解體了，因為部落駐軍不再像倭馬亞王朝時期那樣從部落酋長那裡獲得報酬。在阿拉伯人區域，古老的遊牧生活方式保留著，因此，部落關係沒有發生變化。但是在帝國的農耕地區，阿拉伯人與其他人口融合起來，他們通常是地主，或享有其他特權地位，但是很快就忘記了他們的部落身份和紀律。而熟悉的帝國模式取代了所有的行政管理，伊朗和突厥或其他僱傭兵則越來越成為了哈里發軍事力量的核心。
阿拉伯家族
這些與非常古老的帝國先驅大相徑庭的做法滿足了皈依伊斯蘭教的非阿拉伯人的需要，他們現在像其他地方的每個人一樣，是遙不可及的哈里發的臣民。但是這些變化根本無法滿足虔誠的穆斯林的要求，他們熱衷於探究安拉的意志究竟有什麼特殊性。阿拔斯王朝政治家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對後世伊斯蘭教社會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與前朝把宗教權威與軍事和政治領袖地位聯繫起來不同，阿拔斯王朝把具有宗教意義的所有事務的管轄權悄悄地轉移給擁有伊斯蘭教知識的專家——他們被統稱為“烏里瑪”（ul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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