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林波并没有理会薛焕的劝阻，于1861年5月2日来到天津。崇纶也于5月7日随带总理衙门章京文硕、夏家，由京赴津。只是“帮同阻止该国进京”的法国参赞哥士耆稍有麻烦，不肯与崇纶同行，答应隔一两天方行。奕见哥士耆虽“尚无推卸之意”，但对“其将来果否能期得力”，却打了个问号。常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曾请天津知府向直隶布政使请款，用于行馆筵待，直隶布政使答以库款短绌无从支拨。崇厚怕“略待简慢，转恐坚欲进京换约，反形滋扰”，便破例先从税课项下支用。崇纶、崇厚与艾林波的第一次会谈，因授权文书而发生分歧。艾林波称崇纶等未受“全权”而不与进行正式谈判。奕恐艾林波由此要求进京，有所妥协，并详细布置一一进退步骤。
薛焕
奕
真正的麻烦随之出现。艾林波照会崇纶，称普鲁士及由其代表的德意志关税同盟与清朝签订的条约，需包括三项内容：一、普鲁士“特简钦差大臣居住京师”，办理普鲁士及关税同盟各邦、城的“交涉事宜”，派总领事、领事驻通商口岸。二、“和约章程大概条目，其与英、法两国和约章程相仿”。三、开台湾基隆、浙江温州为通商口岸。毫无疑问，普鲁士的要求中，危害中国最厉者为其第二项，该国不费武力即可获得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及其附件《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中的全部权益，其中包括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等一系列不平等条款。清朝官员的眼睛却紧紧盯在该照会的第一项，即“公使驻京”！
《天津条约》签约场景
至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中片面最惠国条款，崇纶指出：“与大清国通商各国如得有中国贸易好处，大布路斯国容可照办。其通商贸易之外一切事件，贵国不得援拟为例。”清朝的态度很清楚，只在通商事务上允普鲁士享有与英、法、美、俄同等的待遇，而在两国外交关系上关闭大门。而崇纶照会中的“通商大臣”，指在上海的办理通商事务钦差大臣和在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普鲁士的驻华官员只能在上海或天津进行交涉。
依据崇纶的照会，艾林波出使的主要目的此时已经达到，但对此并不满意。当时中国与普鲁士及德意志关税同盟各邦、城贸易量并不大，普鲁士的着眼点也非全为经贸关系。按照当时清朝的一般做法，对无约国家的经贸，按已与清朝订立条约的英、法等国同例办理，以示“一视同仁”。也有一些欧洲小邦寄名于英、法等有约国之下进行贸易。也就是说，艾林波即使不出使，普鲁士即使无条约，在贸易方面可以自然而然地获得与英、法同等的待遇。艾林波要求获得的是全部权益。他给崇纶等的照会中称：“恭亲王与二大臣皆已承认，布路斯国亦系泰西五大国之内，既为大国，实不肯不如各大国所得也。”
广东人民出版社委托宣传
参考文献：
茅海建：《当代学人精品：茅海建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华 兴 春 秋
小编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谢敏 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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