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發現總能吸引大眾的興趣，究其原因，還是人們希望從這些文物古蹟中窺見古人的生活跡象，為當下的生活提供一些樂趣。現在，科技手段日益發達，“電子信息+考古”手段的運用，使得考古工作有了新局面。
據史料記載，明朝末年，農民軍領袖張獻忠兵敗四川，在彭山江口河段，遭遇明將楊展襲擊，船隻被焚，大量財物沉於江底。當地一直流傳著張獻忠“江口沉銀”的傳說，“石牛對石鼓，金銀萬萬五，誰人識得破，買到成都府” 的“尋銀決”也流傳甚廣。
近日，在國家博物館開幕的“江口沉銀———四川彭山江口古戰場遺址考古成果展”，不但證明了張獻忠“江口沉銀”傳說的真實性，更是明代中晚期政治、軍事、社會生活等方面最直接的展示，為觀眾撥開迷霧，看到300多年前的一段歷史。
虎鈕“永昌大元帥”金印 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
（該印是江口古戰場遺址發現的核心文物，對考證遺址年代和性質極為關鍵。）
作為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的四川彭山江口古戰場遺址，共發現文物4.2萬餘件，是本世紀明清史領域的重大考古發現。
值得一提的是，它不僅是四川省內首次水下考古發掘，也是國內首次內水區域水下考古發掘。水下考古發掘難度很大，而江口古戰場遺址地處的岷江河道內，水文情況更是十分複雜。同時，單件文物的幾何尺寸較小，文物埋藏於水下的卵石層中，分佈零散。如何找準位置併成功發掘？水上電阻率成像法、兩棲地質雷達、高精度磁法、頻率域電磁法……“黑科技”為此次江口古戰場遺址水下考古發掘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西王賞功”錢
據悉，助力“江口沉銀”水下考古的探測團隊，由電子科技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牽頭，與中國地質調查局成都地質調查中心、地球勘探與信息技術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等共計10家地學領域的知名單位聯合組隊，形成了強大的科研力量。
在本次發掘中，電子科技大學信息地學特色研究中心科研團隊運用電子信息技術手段，對超過10萬平方米的探測區域進行掃描成像，探測了古河道的位置，並綜合河床基岩起伏狀況進行分析，為“沉銀有利儲集區”的劃定提供了有力證據。
探測團隊在2017年“江口沉銀”一期考古工作中就積極參與，開展“CT”掃描試驗。在二期考古中，探測團隊進一步採用綜合探測方案，彌補了單一技術手段在信息層面缺乏印證的缺陷，進一步提高了“3D藏寶圖”的精確度。
團隊技術負責人周軍博士介紹，針對江口遺址複雜的水文環境和文物分佈情況，團隊創新研究思路，著力探測河床基岩結構、研究文物分佈規律、尋找“沉銀有利儲集區”，並改進探測方法、研發探測裝備，研製了“水陸兩棲雷達”，實現了大規模漂纜式電阻率三維探測與成像，保證了水下探測的良好效果。“這次考古發掘的成果，為我們的方法提供了佐證，也對我們的理論模型進行了驗證。我們的理論判斷是基本準確的。”他說。
武岡州“都水司正銀”一百兩銀錠 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
（武岡州即今湖南省武岡縣。明代存世銀錠多為五十兩形制，一百兩官銀極為罕見。）
早在2017年12月，周軍就帶領團隊駐紮江口鎮，展開大範圍的探測工作。本次探測的面積是2017年初的一期考古探測試驗面積的數十倍，僅在發掘區南段的一處測區就超過了兩萬平方米。“水下金屬文物的運動和富集規律與河道基岩的結構特徵有關，通常說來河流彎道中的‘凸岸’是有利於物質堆積的區段。”周軍分析道，“我們可以利用電阻率成像法等探測手段獲取河床基岩的三維結構模型，而模型中基岩構成的‘凸岸’區域就是我們要關注的重點。目前已經完成的水上電阻率探測剖面接近90條，這為我們判定岷江河道中
哪些地方更有利於文物富集提供了最為重要的科學證據。”目前，探測團隊正在抓緊時間處理此次探測採集到的大量數據。“總體來說，探測任務還很艱鉅。”周軍表示，目前探測的面積僅僅是江口遺址的一小部分，團隊將持續跟進江口考古項目，爭取儘快為整個遺址區域測繪出更加準確的“3D藏寶圖”。
通過一期和二期考古探測的技術創新和積累，探測團隊在水下考古裝備的研發和數據處理方面取得了突破、積累了經驗。本次科技考古研發的兩棲探測方法、裝備和融合處理與解譯平臺，是國內複雜水域環境水下探測的一次大規模使用。希望在未來，“電子信息+考古”能讓“給大地做CT”變得更加簡單高效，給考古帶來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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