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问责重新回到楼市，重新回到世人面前。老谢不是说问责不好，是最担心问责，仅仅是一个惯例，最后无人问责，无人被问责。楼市调控不力要坚决问责，这种狠话不是第一次出现。因为在2007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都以官方文件或讲话或座谈会形式，并且地方配合的发布政策文件表示，楼市调控不给力与房价高涨的城市必问责。因此，2018年，楼市调控不给力，问责是否会沦为形同虚设吓唬人的忽悠，还是动真格的威慑力十足的杀手锏，需要时间去证明。
问责归来，老谢绝对相信国家楼市调控的决心与态度，关键是谁来问责、向谁问责、怎么问责，问责真能让房价下跌吗？问题是过去二十年调控的效果看，房价一如既往的上涨，地价照样的水涨船高。调控与房价已经重蹈覆辙的折腾了二十年，每到经济、债务、金融三大风险与房地产市场不行时、扛不住时，上到国 家下到地方就用货币超发与加杠杆及税费、财政、信贷、利率等政策来刺激楼市，结果就是调控都取消。
反之，三大风险解除与房地产市场火爆一年到二年时，刺激楼市转变成收紧楼市，又回到严厉的楼市调控周期。2003年、2008年-2009年上半年、2012年、2014年-2016年一季度，不就是经济、债务、金融三大风险爆发与房地产市场不行了，刺激楼市来化解的。不过，过去五轮房价暴涨与调控失败，没人问责，也没人被问责。因此，楼市调控不给力不仅来源于地方，还来源于部委，甚至来源于国 家 层面，因为没有人敢拿大局开玩笑的。
若是惧怕问责，何来的楼市“价坚强”。自2016年3月25日上海与9月31日北京公布楼市新政开始，2016年“930新政”之后，房价调控处于一个相当长的胶着期，原本以为在“930新政”之后，到2017年“317”调控会进一步升级了，房价将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结果反而逆市上扬，出现了自2009年以来的疯狂上涨势头，其间的原因就很值得分析。以于房价上涨的原因，人才政策与棚改货币化及加杠杆、外资进场是主要因素。
但是调控的反应缓慢，房价在2016年开始就疯狂上涨，之后的调控跟进不及时与缺乏针对性。2017年-2018年上半年房价呈现爆发性上涨，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货币超发与供应下降及库存补充不及时，虽然说不承认货币超发，但是新增的货币增量的确是比过去几年的增量还高出好多，只是M2增速下降而已。并且限制性的政策漏洞大及人才“分房”与棚改货币化的政策，直接削弱了调控的威慑力，并且成功的避免了限购、限贷等具有杀伤力的政策。
要知道，在房价普涨的情况下，即便问责面临着“法不责众”的尴尬。现实的情况是楼市调控落实不力应问责，该问责，最终结果却是没有问责。自2007年以来，并鲜有明确的问责案例。所谓的刚性问责，不是悬在头上的摩克利斯之剑，而是一个既不中看也不中用的道具而已。
这轮2018年楼市调控不给力的问责，依然没有解决六个根本性问题。其一是问责主体。是发分布问责的部门，还是gwy，还是省，还是地方。其二是被问责的主体。是主管房地产市场的局 长还是部门，是副s长还是s长还是谁，不知道。其三是问责的形式。约谈与通报，肯定是有的，却没威慑力。还是直接下官员的涉及到切身利益的正式文件，直接处分地方官员，不知道。
其四是问责的惩罚措施。仅仅是问话，发个通告，肯定是没用的。但处分与业绩、升迁、乌纱帽具有威慑力的惩罚，又不存在关系。其五是楼市调控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是宏观调控目标，还是房价调控目标，还是楼市调控目标？这个目标，简单说是房价下降还是抑制上涨过快，还是控制在一定上涨或下降的幅度？那么，究竟是什么目标，没有具体的规定，地方自然不知道怎么去完成这个目标。
其六是问责机制与制度。问责条例与法律及制度的缺乏，让问责直接成为“空谈”的根本，需要早日出问责的机制与制度及法律。一方面是问责，是要有法律与法规及条例、制度的依据，并且具有完善的问责程序与惩罚措施及责任主体等内容。另一方面是问责，是要有相关的配套措施与政策，譬如把地方官员业绩、升迁、乌纱帽直接与房价、调控挂钩，一旦出现失败或者失控，就直接处分。
回想过去四轮调控失败与房价失控的惨败教训，这轮问责，老谢持有怀疑态度。上轮以房价上涨幅度控制目标为准的红线上限，作为判断是否楼市调控不给力与房价高涨的依据。地方基本以GDP的增长率与收入增长率同房价上涨幅度作为对比，超过的，就是控制，否则就要问责。由于地方通过“人为”或数据上做文章，基本上都会“达标”的，自然不存在问责与被问责的事情。不过，房价更多不是下降，是上涨，只是上涨的幅度小。
如果要说问责的形式，就是约谈与通报的话，这样究竟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威慑力，因为根本不会影响到政治业绩、官员升情、乌纱帽的稳定。事实上是过去四轮的问责“不给力”，等同于“虚设”，就是吓唬人的。调控失败与房价失控的城市，没人向地方官问责，更没有一个地方官被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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