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痛我生民，遍地哀鸿。念我大同，恍若大梦，天命何归，四海飘蓬。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东周末年，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群雄割据，烽烟四起，道德沦丧，人们陷入了惶恐和疯狂。在见识到了人性的丑陋和时代的疯狂之后，知识分子开始了对时代对人性的反思，诸子百家一时间如黑夜的星星一般纷纷闪现，照亮漆黑长夜，而其中最明亮的一颗，就是孔子。
孔子一直认为，这个世界变成如此疯狂，人们变得如此邪恶，时代如此混乱，都是因为“礼乐”这镇国法器崩坏了。礼乐文明是华夏文明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其他拥有青铜文明的地域，如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他们的青铜文明以制造兵器和工具为主，而中国的青铜文明，却是以礼器和乐器为主。
礼本是向神明祭祀的古老宗教仪式，乐则是在祭祀中用歌舞和音乐向神明表达自己心意的行为。周朝建立之初，民智未开，贪婪而野蛮，人们不懂得互相尊重，不懂得敬畏，不懂得礼仪廉耻。于是，周公结合商朝的典章制度，将“礼”这一宗教制度转换成社会典章制度，构建一个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社会，让人们在明白了伦理纲常仁义廉耻之后开始相敬。而“乐”则用于缓解因为“礼”造成的等级化、秩序化而引起的对立感和心理矛盾，让人们在庙堂族长间父母兄长乡里间相爱，把人们本来对鬼神的崇拜和敬畏转移到了伦理纲常之上，取得巨大成效，礼乐文化一直支撑周朝791年，由鼎盛到衰落，由衰落到腐朽。
后来国运不济，暴君昏君频频出现，犬戎来犯，虽合诸侯之力，歼灭强敌，但元气大伤，而后来西周灭亡，东周混乱不堪，诸侯问鼎天下，逐鹿中原，烽烟四起，战火纷纷。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礼记・乐记》
只要能让世界重新回归礼乐就好了，孔子怀着这样的理想，带着弟子，潦倒穷困，一生游说四方，虽然他的理想有生之年都没有实现，但他创造的儒家思想，却照亮了几千前后华人的灵魂历程。他的追捧者朱熹说过：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可是真的只要回归礼乐，呼吁人们相敬相爱，遵纪守法，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周朝的灭亡，礼崩乐坏只是其表现和结果，而不是其根本原因。周朝灭亡的原因除了出现周幽王、周厉王这样的昏君暴君之外，其本质原因还是：
领土大幅缩减，武力急剧下降，对诸侯失去了控制力。
经济重心转移 人口急剧增长，经济重心就从黄河上中游下移到了中下游。
和诸侯的联姻在经过了漫长时间以后，亲情渐疏，已经失去了约束力。
这才进一步导致，井田制、宗法制、礼乐制度的崩坏，不但失了大势，还失了人心。天下已经乱了，社会已经病了，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空谈礼乐，自然是纸上谈兵。
孔子创造的儒家思想本意是很好的，像乌托邦一样。可惜，事实证明，人类历史上创造乌托邦的尝试，往往都很可疑，鲁迅有句话叫“扯虎皮，做大旗。” 孔子的思想在汉代被重视，董仲舒发现，利用儒家孝道的道德绑架，使其忠心耿耿，这一招特别好用，于是献计给汉武帝，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此巩固了中国历时2千年前的中央集权制，虽改朝换代，或蒙受外族入侵，但这套制度框架一直没有变化。
胡适说过一番耐人寻味的话：“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自古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值得我们去反思。不是说礼乐没用，但是礼乐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礼乐必须建立在健全的法制，强势的军事，发达的经济之上，才能重现汉唐之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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