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元年（1436年），10岁的皇帝朱祁镇还没进入青春期，还用儿童的眼光来看世界，一度主事的阁臣们却垂垂老矣，权力的窗口相当脆弱，一击就破。太皇太后张氏不仅看到了权力窗口的脆弱，也看到了王振那颗骚动的心。
这一年，发生在王振和杨士奇身上的一件事情，令太皇太后张氏决定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以绝后患。
事情起因很简单，性质却很严重，那就是王振避开内阁的票拟，擅自代英宗作出决策。杨士奇为抗议王振的胆大妄为与对阁权的不尊重，居家三日不出—他罢工了。
正统二年正月末，太皇太后张氏因为此事决意诛杀王振。地点选在便殿，行刑人是她手下的女官。女官奉命将刀架在王振脖子上，准备结束他的生命。这是一个能影响历史进程的举动，如果王振在这一年正月死去，那么13年后的“土木之变”很可能不会发生，更遑论随后的北京保卫战及“夺门之变”了。
但是奇迹没有发生，历史没有提供足够的逻辑力与推动力来演绎这场可能展开的杀戮戏。不是太皇太后心软了，而是小皇帝心软了。10岁的他到底是用孩童的眼光来看世界，一看到陪伴自己多年的大伙伴王振命悬一线，他立刻跪下为之请罪。太皇太后当然是不会为此心动的，作为一个已历三朝、见惯风雨的政治女人，她很清楚权力的游戏规则与节点之所在。王振不除，阁权难保，一个王朝的气质将会从此阉化或者说矮化，而她现在能做的就是趁着自己的影响力还在，为正统一朝的发展矫正方向。
只可惜，历史经常是吊诡的，它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总是给人意外。见到皇帝下跪请罪了，在场的英国公张辅，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滢等五人也跪了下来，希望能免王振死罪。
王振就这样死里逃生了，女官的刀到底没有砍下去，已经垂垂老矣的太皇太后仿佛看到了宿命的狰狞与锋利，当然还有它的无奈。她在决定不杀王振之后略带沧桑地说了这样一句话：皇帝年幼，怎知这种人自古祸人家国？皇上和诸臣为你求情，姑且免你一死。你从今以后，不得再干预国家大事。这样的话既是自我安慰，其实也是自欺欺人。对王振来说，不干预国家大事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压着他的人还活着。
正统七年十月，那个一直压着王振的人—太皇太后张氏去世了。张氏去世之前到底放心不下朝局，立遗诏勉励诸位大臣辅佐英宗笃行仁政，语气诚恳，似有隐忧。不过对王振来说，太皇太后张氏去世只意味着一件事：他的七年之痒结束了。现在，他无需再忍了。
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不在的这个冬天，太监王振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他把朱元璋当年立在宫门内告诫“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三尺铁碑给捣毁了，从而为宦官干政的程序合法性扫清障碍。
其实在早前一年，英宗皇帝就为王振势力的走强暗渡陈仓了。正统六年十一月初一，为庆祝北京新宫的建成，英宗在奉天殿宴请文武百官，王振没有被邀请赴宴。倒不是英宗冷落他，实在是洪武、永乐以来的成例—宦官不参与外臣的宴会。这是朱元璋在世时的定制，为的就是在人格或者说官秩上体现出内外臣的区别。王振发怒了，他对英宗派来抚慰他的使臣说了这样一句话：“周公辅成王，我惟独不可一坐！”毫无疑问这样的话是颇具打击力的，它竟然让英宗做出了破除成例的举动：大开东华中门恭迎宦官王振，并令百官候拜于门外。这一年英宗15岁，正是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叛逆，凡事爱走极端。他开中门迎宦官并让文武百官跪拜之举，在礼制层面上绝对是石破天惊的。天下万事，礼制为大，小皇帝不知道，他已经比父亲当年让太监们读书走得更远了—对王振的言听计从或者另眼相看，注定让他的命运被绑架在这个已被去势的男人身上，变得毫无雄壮可言。八年后，皇帝在“土木之变”的凄惨遭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宦权一路张扬
王振的势力就这样走强了—在太皇太后张氏去世后，在英宗的另眼相看下。他首先干掉了一个人—刘球。刘球是翰林院侍讲，这位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的人生最大乐趣就是与王振对着干。正统六年，英宗皇帝听取王振的建言，准备大举征战麓川。刘球上疏制止，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反对无效，“帝不用球言”，不过王振却对这个人极其感冒了。
两年之后，刘球的所作所为再次触恼了王振，并为其带来杀身之祸。正统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紫禁城奉天殿的鸱吻突然被雷击中，英宗惶恐不已，以为是不祥之兆，他连忙下诏辍朝三日，祭告天地求神灵护佑，并令廷臣上疏直言，以正身修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球上了一篇名为《修省十事疏》的奏疏。这个《修省十事疏》的前四事都是为朝臣争权、正名的，特别是第二条“亲政务以揽乾纲”，刘球强调皇帝要“政由己出”，如此“则使权不下移”。他还举例说“太祖、太宗，日视三朝，亲自裁决日常事务，使天下大权由一人总统”，这个颇有暗讽王振专权之意，刘球甚至直接称“愿皇上恪守二圣成规，使权归于一人”。如此，刘球性命之不保已呈板上钉钉之势。六月初三，王振将刘球关入监狱，九天之后王振便指使亲信锦衣卫指挥马顺杀死了刘球。这是王振开始我行我素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刘球之后，先后受到王振迫害的政府官员有大理寺少卿薛瑄、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以及锦衣卫狱卒王永等。虽然受迫害的这些人原因各异，但归纳起来只有一条，那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是不听王振指挥甚至与其作对者，下场一定很惨。
关于这一点，锦衣卫狱卒王永深有体会。因为他上书历数王振罪恶，结果被处斩。值得关注的倒不是王振对这些人的态度，而是英宗对他们的态度。英宗的态度究竟如何呢？以王永案为例可以说明。当刑部慑于王振威势以妖言惑众之罪对王永作出论斩的判决后，英宗下令立即处以磔刑，且“不必覆奏”。一个锦衣卫狱卒，仅仅因为上书说了宦官王振几句不是，英宗就要立即将他凌迟处死，且“不必覆奏”。如此，历史的寒意或者说杀气便在典籍背后恶狠狠地渗透出来，触之可寒。而一个王朝的戾气在宦官王振的搅动下已经将皇帝裹挟其中，令其不能自拔了。
正统年间，王振还有个最爱干的活—方丈的活。他喜度僧道，且每年必度一次。正统五年甚至度了两次，共有两万余人经过他的手成为僧道之徒。北京城里的和尚与道士比比皆是，所谓“黄冠缁衣，布满街市”。正是因为王振媚佛，英宗才投其所好，重修紫禁城西的庆寿寺，并赐名“大兴隆寺”。但皇帝不光是修一个寺了事，他要给足王振面子。大兴隆寺开光之日，王振请了崇国寺的僧人做佛事。英宗亲自来到寺中接受传法，并且自称弟子，随他而来的朝廷公侯们则“趋走如行童”。一个王朝的妖风孽气至此已是不忍目睹。
正统十四年，宦权的张扬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五月十四日，太监金英会同三法司高官共同审案，当时金英打黄盖伞居中而坐，尚书以下官员分左右列坐，直将朝廷九卿的地位置于内官之下。从此以后，如此的内外官阶排序成为明帝国定制。宦官干政到了如此赤裸裸的地步，王振振兴宦权的努力算是功德圆满了。
那么“三杨”们呢？在宦权一路张扬的时候，那些曾经建立过“仁宣之治”的阁臣们究竟有何反击行动？
“三杨”团队崩溃
在与王振角力的路径上，“三杨”的节节败退很大原因不仅在于权力格局的失衡，而在于年龄上的颓势。正统元年，“三杨”中的杨士奇72岁，杨荣66岁，杨溥65岁，正当年的王振毫无疑问拥有年龄优势，所以他才会对“三杨”们说那样一句话：“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话锋如刀，背后的潜台词是逼他们辞官。那么，“三杨”们是如何接招的呢？
“老臣当尽瘁报国。”这是杨士奇的回答。“不然，当荐几个后生报主耳。”这是杨荣的回答。“三杨”当中的杨溥因为为人儒雅淳厚，谨慎小心，所以未置可否。最后“三杨”推举了曹鼐、陈循、马愉等人入阁，算是采纳了杨荣的建议。只是这样的应招显得无力：由于“三杨”们老成持重或者说德高望重，曹鼐、陈循、马愉等人入阁后，并未参与多少机务。这些压抑的年轻人在“三杨”的阴影下默不作声地存在着，最终未能成长为与王振独立抗衡的力量。特别是在“三杨”故去后，双方力量的失衡已是必然趋势，王振终于一枝独大了。
但当其时，王振的眼光就已经掠过曹鼐们直视“三杨”。他要对他们各个击破。首先受到王振攻击的是杨荣。杨荣有才而不廉，经常接受一些贿赂，靖江王佐敬乘杨荣不在家时，向其贿赂金银财宝一事成为王振发起进攻的突破口。虽然事发之后，杨士奇向皇帝求情而躲过一劫，但是正统五年，杨荣还是在杭州去世了。
随后，杨士奇也受到攻击，原因是他的儿子杨稷犯了杀人罪。这个软肋被王振抓住后，成为其不能进一步有所作为的阻碍。三年后，在太皇太后已经去世的背景下，杨士奇也寂寞辞世。
“三杨”由此只剩下最年轻也最谨慎小心的杨溥了。事实上到这时，杨溥的存在与否，对王振已经构不成威胁了，宦权的胜利终于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作为现实境况之一种，司礼监太监王振从百官对他的称呼上明白世易时移的消息已经到来：有文武大臣对他自称“孝孙”的，也有公侯勋戚尊呼他为“翁父”的，甚至英宗也尊他为“先生”。称呼里头见细节，应该说这样的细节与若干年后百官们称魏忠贤为九千九百岁同出一辙—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总之正统一朝，特别是在正统九年之后，随着“三杨”团队的支离破碎，宦权终于全面压倒阁权。正统十一年，吏部尚书王直、右侍郎赵新、光禄寺卿奈亨等被下狱。这是王振诬陷他们的结果。虽然英宗皇帝也感觉这里头有冤情存在，但“惑于王振，终不能改”—“党纪国法”在人情面子前土崩瓦解了，这说明一个王朝气质的诡异：阉风盛行，终于正不压邪。
感受到阉风盛行的人还有英国公张辅。张辅是老资格的官员了，太皇太后在时，他与“三杨”一起被视为治国栋梁，王振得势后，却连太监喜宁也想着法子欺负他。喜宁想侵占张辅的田宅，张辅不从。随后喜宁的弟弟喜胜率一群小太监殴打张辅家已有身孕的女眷，致使女眷流产而亡。正统十二年，喜宁唆使青县知县诬告张辅侵占民田20顷，试图一举搞臭他。堂堂的一品大员，就这样被一个太监玩弄于股掌，阉风盛行已然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也的确是无法无天。因为当时的“法”和“天”—英宗—并没有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来处理此事。当张辅家的女眷被打得流产而亡后，英宗给出的处置仅仅是“戍阉奴于边”，将肇事的小太监流放了事；而张辅被诬告侵占民田20顷后，英宗竟然煞有介事地令其还田于民。这些应该都是对宦权赤裸裸的保护吧。另外，正统十一年发生的一件事更能说明皇帝心迹。这一年正月十三日，英宗心情很好地赏赐了司礼监太监王振等人，并授予王振之侄王林锦衣卫指挥佥事，授太监钱僧保之侄钱亮、高让之侄高玉、曹吉祥弟曹整、蔡忠之侄蔡革副千户。英宗特别宣布，这些职位都是可以世袭的。由此，英宗打开了宦官世袭官职的方便之门，很多偶然或必然的宿命从此开始生生不息地繁衍了。
从正统九年三月杨士奇病故开始，正统一朝的崩溃之旅就已悄然启动。
皇帝命运节点
正统十四年，王振突然愤怒了，他愤怒于瓦剌贡使的欺人太甚。
在此之前，瓦剌每年都派2000余人入贡，以图明廷的赏赍。从朱棣开始，明廷像个爱面子的大家族一样，喜欢给前来进贡的番国一些恩赏，且赏赍之物远胜于进贡之物。当然万事万物都有个度，为防止某些贪婪的番国靠赏赍过日子，明廷规定每次入贡人数不得超过50人。但瓦剌每年都派2000余人入贡，明廷所费赏赍达30余万，这的确是个不小的负担。所以在正统七年春，英宗对入贡人数做了修改，规定今后贡使只限300人入关。但在正统十四年，瓦剌依旧派出2000余人入贡，号称3000，以求领得更多的赏赍。王振的爱国热情就在此时突然高涨，他愤怒于瓦剌贡使的欺人太甚，令礼部去核实真实人数，在这个基础上只认同其中1/5的贡使身份，约400人。由此，一场巨大的冲突横空出世：也先以此为借口，开始发兵进攻明大同、猫儿庄、辽东、宣府、赤城以及甘州等地。正统一朝的宿命也进入倒计时。
接下来可以看到，在英宗的命运节点中，随后几步是极为关键的，它们构成了一个人命运最为惊心动魄的转变过程—机会稍纵即逝，厄运却如影随形，王振在此时成为皇帝的灾星，步步紧跟，挥之不去，并最终让皇帝走下龙椅，去国离乡，成为也先的阶下囚。
第一个节点：要不要亲征。皇帝亲征是大事，危机与转机都在一线间。它可能是激励将士的利器，也有可能成为被敌所乘的工具或目标。当然最关键的是判断需不需要御驾亲征。彼时，明军在瓦剌的进攻下纷纷败退，王振劝英宗亲征，以鼓舞士气。这个23岁的年轻人很显然被建功立业的帝王理想鼓噪得热血沸腾，以为成为千古一帝就在眼前时刻。七月十四日，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泣血力谏，并对“要不要亲征”一事做出理性分析。王直说：“边鄙之事，自古有之，惟在守备严固。陛下得天之臂助，宜固封疆，申号令，坚壁清野，蓄锐以待之，可图必胜，不宜亲率六师远临塞下。”意思说的是守比攻好，特别是从天子身份加以分析，告诉天子亲征弊大于利的道理。王直接下来说：“目前秋署尚盛，旱气未回，青草不丰，水泉犹涩，人畜之用，实有未充。”这是从自然条件说明英宗亲征的不可行。最后，王直从全局的角度总结陈辞：“且车驾既出，四方急奏岂能即达。其他利害难保必无。天子至尊而亲赴险地，臣等以为不可。”但要命的是，英宗已经热血沸腾，百毒不侵了。他在第二天就悍然宣布御驾亲征，终究踏上了履险之地。
第二个节点：杀不杀王振。英宗御驾亲征后，随行的翰林院学士曹鼐跟诸御史商量说：“不杀王振，则驾不可回也。”他认为今日之事，天子是惑于王振而一时不能自拔，如果派一武士杀了王振，“天意犹可挽回”。但是很遗憾—“诸御史惴惴无敢应者，又谋于英国公张辅而不得机会，遂行”。这应该是文官们敏于言、讷于行的一个案例吧。道理大家都懂，谁去落到实处呢？四顾茫然，只好“遂行”—继续出发，踏上命运安排的那个无法突围的困局。
第三个节点：回头的机会。当时的背景是明军50万部队还没到大同，粮草就跟不上了，很多士兵开始饿肚子。也先为了诱敌深入，趁机做出战略撤退的部署。就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兵部尚书邝埜再次劝英宗停止亲征，即刻回銮。邝埜甚至说出“陛下为宗庙社稷之主，奈何不自重”这样的重话，希望英宗回心转意。但英宗没有回心转意，相反，邝埜和户部尚书王佐却因为多次劝英宗不要御驾亲征而受到王振的惩罚。这两个一品大员被罚跪在草地中整整一天，直到太阳下山还不得起身。英宗最后回头的机会终究没有把握住。
第四个节点：入不入关。现在来看那场战争的细节之所在，我们或许有这样一个发现，那就是王振是灾星，而兵部尚书邝埜则是福星，不折不扣的福星。他多次谏阻英宗亲征未遂后，又在命运最后的收口处大声疾呼，以图挽狂澜于既倒，可惜英宗还是未能听进去，最终酿成大错。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四日，英宗率领亲征大军匆匆地退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此处离怀来只有20里地。怀来城易守难攻，生活比较方便，虽然天快黑了，但英宗御驾疾驱入关，后有大军殿后的话，应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可英宗不理会尚书邝埜的一再进言，率大军在没有水源供应的土木堡驻扎下来。他给出的理由是王振千余辆辎重车辆未到，他不忍心弃之不顾。是夜，瓦剌大军从四面包抄过来，对明军形成合围之势，“土木之变”至此再无人可解。
这场战斗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明朝官军死伤数十万，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一锤打死，英宗无奈被俘，正统朝一时间群龙无首，颜面扫地。也先俘虏英宗后，以为奇货可居，向明廷进行要挟。历史的变局演绎至此，不由分说地形成一个巨大悬念：明帝国还有未来吗？英宗之后，谁会是这个帝国的新任领导人？
八月十六日，英宗被俘后的第二天，他在敌营中令一同被俘的锦衣卫校尉袁彬写信，告知自己已被俘，同时希望朝廷送金帛前来赎取。这样的一封信传到京师之后，百官全都伏于阙下痛哭。这个曾经宦气弥漫的王朝终于尝到了因果轮回的苦涩滋味。
赎金是送出去了，皇帝回不回来却没个准信。
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召集群臣开会，主题就两个字：战、守。是战？是守？关系国之安危。翰林院侍讲徐有贞主张南迁。他说：“验之星象，稽之天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这是从星相学的角度来论证南迁的可行性与必然性。当然尚书胡滢是持反对意见的。他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只有一条，那就是明成祖朱棣安葬在这里，所谓定陵寝于此，后世子孙怎么能弃之不顾？兵部侍郎于谦也是态度坚决，他严厉地说：“言南迁者可斩！京师为天下根本之地，一动则大事去。独不见宋南渡事？请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
历史在这里陷入了僵局。虽然于谦言之凿凿，全身充满正气，但当时50万明军主力已被消灭，留在北京的明军剩余部队不足10万，且都是“疲卒羸马”，没什么战斗力。很多官员站在了徐有贞一边，仰头看天象，个个缄默不语。
最后皇太后拿了主意，决定不予南迁。她是赞成尚书胡滢的理由的—京师真要南迁，陵寝谁来守护？皇太后不敢想象也先进京后对陵寝的践踏情状。由此，历史不由自主地走向了北京保卫战。
接下来的桥段是郕王朱祁钰即位。郕王是英宗的弟弟，正统十四年时他21岁。这个曾经被命运安排只能做亲王的年轻人在那场众所周知的，不够慎重的战争之后被推上龙椅，成为明帝国的第七任领导人。这是阴差阳错，也是利弊相间之举。就当时的情况而言，郕王即位巧妙地化解了也先手中人质的价值，使英宗皇帝成为可有可无的弃子，从而在接下来的北京保卫战中，也先少了一个可以叫板的筹码。但郕王是以英宗弟弟的身份上位的，多少与帝王嗣位礼制不合。多年之后“夺门之变”的爆发便是对当初弟即兄位这一举措的因果性报复。世事泾渭分明，真是了无新意矣。
还是回到正统十四年。这一年九月初一，百官们经过反复考虑之后，一致推举郕王朱祁钰即位。给出的理由是英宗仍在沙漠生死未卜，而皇太子年纪尚幼不能议事，值此国难当头时刻，郕王朱祁钰可即皇帝位，以带领大家走向新时代。朱祁钰吓得躲在郕王府里避门不出，不敢接受皇位。的确，最高权力其实是双刃剑，可以杀人，也能伤己。当时的郕王或许认为自己是非正常上位，前途究竟如何难以预料。当然若干日子之后，他已在龙位上悠哉乐哉不肯下来了，并将归国的英宗软禁在宫中达八年之久，并废原太子朱见深（英宗之子）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彼时的朱祁钰已非此时的朱祁钰，因为他很快就被权力异化了，成为一个经典的龙椅中人。
总之，正统十四年的人间现实是郕王即皇位，以次年为景泰元年，并遥尊英宗为太上皇。这背后于谦居功至伟，因为正是他在朱祁钰首鼠两端或故作姿态的时候恰到好处地率群臣再次恭请他即皇帝位。郕王终于半推半就地上位了，而于谦也因此为自己埋下祸根。多年以后，当英宗在“夺门之变”后重新取得帝国统治权时，他始终不能释然于谦当年的延请之举—我朱祁镇在沙漠里还没死呢，你就那么迫不及待吗？猜疑心一起来，杀心也就如影随形，于谦的宿命进入了预定轨道。
当然正统十四年的人间现实还包括也先的无可奈何。郕王即皇帝位后，英宗怎么办？这个人质成了鸡肋。已经投诚的太监喜宁向他献计，建议以送太上皇为名，到明朝各边关去威胁众将打开城门，召各守城总兵官、镇守官出来见太上皇，如此则可以乘机有所作为。明帝国各边关那些守城的总兵官、镇守官虽然没有如喜宁所料纷纷出来见太上皇，但也先裹挟人质而战确实在攻城略地方面方便了不少。先是紫荆关失陷，随后也先指挥大军攻打居庸关、易州等地，兵锋直逼京师。正统十四年十月初六，京城告急。于谦主持北京保卫战，他令诸将率兵22万，列阵于京城九门之外。最终也先溃退，裹挟英宗北逃，京师之围总算是解除了。
正统十四年在战火中开始，也在战火中结束。这一年很多人死了，但是一度弥漫的宦风并没有就此将息，它注定还要在接下来的岁月中继续弥漫和扩张。众多的大宦官如汪直、刘瑾、魏忠贤等都还要粉墨登场，倾情演绎他们的欲望戏。当然这不全是英宗的错。因为在此之前，他的父亲宣宗皇帝已经为太监势力的走强打开了方便之门。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可一代代人的事累积起来，足以让一个强大的王朝崩溃。现在，前英宗皇帝、现太上皇朱祁镇被也先裹挟于沙漠之中，前途未卜，生死未卜。他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他的时代也被强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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