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刑法》教科書會強調正當防衛必須滿足3個條件：
一、正當防衛所針對的，必須是不法侵害；
二、必須是在不法侵害正在進行的時候；
三、正當防衛不能超越一定限度。
【經典說法】
就本案來說，“殺人者”之前受到三人的圍攻，甚至對方還拿起一尺多長的大刀，對其劈打，可以認為他撿刀砍人是正當防衛。
但是紋身男被砍2刀，轉身“逃跑”之後，不法侵害已經結束，“殺人者”再繼續提刀追砍、補刀，就已經超出“必要的防衛限度”，不屬正當防衛，屬於故意傷害。
但是，這個【經典說法】是基於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你怎麼知道“紋身男”在當時是“逃跑”，已經不構成繼續侵害的可能？他可能就是挪到車廂後面拿出“大殺器”？
“殺人者”好端端地開電動車，被醉駕者強行壓黃線搶道、發生剮蹭，甚至三對一，拿出一尺長的刀瘋狂傷害，其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怎麼保證他“全知全能”到斷定對方“落下風”之後沒有瘋狂反撲？
有一句法諺：“法律不強人所難”。你不能指望任何一個公民都是武學宗師黃飛鴻，在面對窮兇極惡的傷害面前，把暴力控制到“點到為止”！這叫“強人所難”。
說到這個就必須說到前年發生的“辱母殺人案”。
22歲的於歡和母親蘇銀霞被11名催債人限制人身自由，期間各種辱罵、抽耳光、鞋子捂嘴，甚至催債人還對蘇銀霞露出下體，最終於歡操起一把水果刀捅刺，致1死3傷，被一審判處無期徒刑。
於歡案二審改判之後，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寫了7000字長文——《我們應當如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作為中國最高審判機關的負責人之一，沈德詠對於中國正當防衛的積弊可謂洞若觀火，寫出了很多痛快淋漓的金句，
——正當防衛的規定，一定程度上處於“休眠”狀態，成為“殭屍”條文。
——不管死傷者的行為本身是否正當，其家屬、親屬往往以此為由向司法機關施加壓力，有的甚至形成集體鬧訪，危及社會穩定。
——決不能讓正當防衛人“出力不討好”，甚至“流血又流淚”。
——要求防衛人在孤立無援、高度緊張的情形之下實施剛好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不僅明顯違背常理常情，而且違背基本法理。
……
正當防衛條款正在淪為“殭屍”條文，法定的公民自衛權利被異化為“誰死人誰有理”“誰傷重誰有理”的“唯結果論”，沒有顧及法律設置正當防衛制度本身應有的弘揚正氣、震懾犯罪的社會功能；正當防衛的邊界，也由法定的“沒有明顯超過必要的限度”，被各種“土政策”加碼限制，變成“不得已的應急措施”“必須窮盡一切手段之後，才能實施正當防衛”。
司法機關不能再居高臨下地設置公民的正當防衛的標準，而是應該有“換位思考”意識——“我是當事人，應該怎麼辦？”法治是具體的，它應該能實實在在地幫到我們，應該可以解答“當我的母親被凌辱時，我如何做才算合法”這個現實問題。
如果辦案檢察官、法官，在當時的情景之下，運用自己的法學知識，能不能比當事人做得更“合法”，還是變成一具等待被法醫解剖的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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