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是兰州市解放后的首起专案调查，那时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这个由5名成员组成的专案组连名称也没有，直接就叫调查组。这里为叙述方便，以下一律称为“专案组”。
专案组组长名叫劳胜焘，刚从一野保卫部参谋的职位上调入军管会。他是山西人，当年红军东渡黄河时参的军，是最后一批红军，之后不久红军就改编为八路军了。劳胜焘入伍后，当过首长的警卫员，后来被调往中央社会部搞侦查，一段时间后又奉调前往延安市公安局工作。因此，在当时来说，劳胜焘是一名中共自己培养起来的侦查员。专案组未设副组长，四名组员是老朱、大罗、小任和小孙，其中老朱、小任是中共地下党员，大罗、小孙是地下共青团员，老朱、小任之前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兰州市警察局的刑警，大罗、小孙都是青年学生，兰州解放后刚被组织安排到军管会来做下面的具体工作。这个专案组由上述五名成员组成，其特点是政治可靠，业务熟悉，精力充沛。
专案组在案发后两小时就迅速组建，并且立即开始工作。当天深夜，劳胜焘主持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议，他简单介绍了案情后，大家就七嘴八舌议了起来。起初议得不是完全着边际，几个年轻人讨论的是一致认为那个行骗的姜志清绝对不会是一野的团政委，这是有人冒充我军干部行骗，故意往野战军脸上抹黑。劳胜焘听几人议了一会儿，说同志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我们搞调查，需要的是切实的行动，通过行动了解掌握到真实的证据，那个姜志清究竟是何等角色，是需要证据来表明的。彭总、张主任他们都等着我们尽快拿出证据，所以，我们还是讨论一下如何获取证据的问题。这样一说，众人这才回过神来，于是就正式开始分析案情了。
从所了解的情况看来，这起诈骗案的案情似乎并不复杂，当时还没有人想到这是一起由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策划的政治性案件，因此，侦查思路也显得简单。众人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形成了一个顺藤摸瓜式的侦查方案：从案子源头开始查起，第一步先找“德鑫馆”老板马德鑫，让马德鑫提供线索寻找那个把“团政委”姜志清介绍给他的介绍人；找到介绍人后，再从其那里获取姜志清的线索，将其找到，那时，真相就可大白了。
案情分析会结束时，专案组长劳胜焘接到一野保卫部打来的电话，告知说经查，整个一野营以上干部中没有一个叫“姜志清”的。
次日上午，侦查员大罗、小任前往“德鑫馆”找老板马德鑫。马德鑫听说来人是市军管会特地派来调查姜志清行骗之事的，不禁为共产党办事的雷厉风行而感动，张罗着要安排酒饭，被罗、任谢绝了，说我们聊一下情况吧。两人听马德鑫把全部情况如此这般述说了一遍后，就问那个介绍人是谁，怎么个情况。马德鑫说介绍人叫什么名字不清楚，他自称姓林，就以“林先生”呼之。大罗说请马老板把这一节情况给我们详细说一说行不。马德鑫说当然行，于是就作了一番详细的介绍——
马德鑫的儿子马光业出事被扣继而进了集训队后，马德鑫自是大急。作为一个生意人，他在遇到这种情况后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设法托人打探情况，设法营救。马德鑫开着饭馆，按说结交了三教九流四方八面的人物，应该是能够获得朋友相助的，可是他那些以前在国民党统治下兜得转的朋友，这会儿改朝换代到了共产党管理下一个个全都没了能耐，泥菩萨过江，自身也难保哩，哪里还敢出面替他去打听马光业的消息。话说回来，即使有人敢出面，恐怕也是徒劳的。马德鑫白白奔波了一阵，心焦火旺，满嘴燎泡。但是还不死心，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要作十分努力。
那位林先生，就是在这当儿自己撞上门来的。那天傍晚，天空飘起了蒙蒙细雨，“德鑫馆”受天气影响，顾客比平时少了一半。十几副座头只有六七副被人占着，有的还是独斟独饮的。有客人点了一道“爆炒羊肚”，点名必须是马老板亲自上灶炒。这道菜肴是“德鑫馆”的看家菜，只有马德鑫亲自掌勺才炒得好。可是，这天马德鑫炒的这道菜却跟以往两样，味道不怎样，于是客人就嚷起来，说这不是马老板掌的勺。跑堂上前解释，说确是老板亲自上灶炒的，客人不信，双方声音就响起来了。于是，马德鑫就出面证实，还说如果觉得味道不好，就不收钱了。客人犹是不依，嘀咕着不好听的话语。这时，旁边一桌客人中有人看不下去出面说话了，说这几位朋友可能有所不知，这几天马老板家发生了大事，他心绪不佳，您几位得体谅点。这时，马德鑫已经进后面厨房去了，这边就有人说起了马光业之事。姓林的客人，就是在这当儿得知马光业的情况的。
当时，林先生也不吭声，只是一个人坐在靠窗子的那副座头上独自喝酒，两眼望着窗外的夜雨出神。直到其他客人都结了账离开了，他才让跑堂通知厨房来一碗面条。这时已是10点多钟，厨师已经回家，面条是马德鑫下的，因为跑堂已在收拾店堂准备打烊，所以，下好后是他亲自端送出来的。林先生唤住马德鑫，说您是老板？听说您家公子出了点事儿？不知您是否需要我助您一臂之力？马德鑫自是驻足打量，一看之下觉得对方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物，处在那病急乱投医的当儿，自是要撞一下运气。马德鑫把情况简言了一遍，对方于是自我介绍说姓林，干什么营生住哪里都没有说，只是说您这个忙我可能还能帮得上，请让我打听一下，明天您听我回音好吗？马德鑫求之不得，连连作揖致谢，又要免了对方的饭钱。但林先生执意不肯，说这怎么行，最后还是坚持按市价付了。林先生此举，使马德鑫对他平添了若干信任。
次日午后，林先生再次来到“德鑫馆”，说他已经找到了一位一野的团政委，跟他是多年前的老朋友了，当初人家刚折腾革命时，遭到国民党的追捕，他还帮过一把忙助其成功脱险哩。巧得很，这位团政委的一位老部下，现在正好是集训队的教导员，所以可能能够帮一点忙。马德鑫闻之大喜，要求直接跟对方见个面。林先生说没有问题，已经约好了，晚上请人家过来一趟。马德鑫马上说请那位长官赏脸吃个饭，也好从容听敝人说清楚儿子的事情。林先生说也好，那我去约约看，瞧人家是否有空。到了晚上，林先生就陪同姜志清来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刚才已经先说过了，这里也就不再啰唆了。
大罗问：“那后来你没去找过那位林先生吗？”
马德鑫说：“我想找的，可是没法找啊。姓林的也不见啦！”
“姓林的没留下过住址什么的联系方式？”
“没有啊！”
侦查员当然不会就此罢休，既然来了，那就得问问仔细。大罗、小任两人交换了一下意见，提出了一个问题：你马老板不认识那姓林的介绍人，那么，是否有人可能认识他呢？
这一说，倒是提醒了马德鑫，他说头天那姓林的来喝酒时，有位也在他的馆子里喝酒的顾客跟其打过招呼的。侦查员闻之大喜，马上追问那个顾客的姓名地址，马德鑫想了想，说那人好像姓燕，住在教会医院隔壁的巷子里，是个药材掮客。大罗、小任说行了，我们这就去找他。临走时，侦查员关照马德鑫说如果有新的情况，你可以去找我们反映，也可以直接向我们的组长劳胜焘同志反映，他是一野的保卫干部，水平很高的。
大罗、小任两人通过派出所很快就找到了燕某，问起那天晚上跟人打过招呼之事，燕某倒还记得，说那人不姓林，姓武，名字却不知道了。武某是他以前住在西门带子巷时认识的，不过并不熟，只记得此人每天早上会在带子巷口的一株大杨树下练武，打拳舞棍耍刀，外行看上去还像回事似的，真功夫如何就不清楚了。燕某因每天要去茶馆喝茶，所以起得早，两人天天见面，就免不了要点点头打个招呼，燕某问过对方“怎么称呼”，答说：“我姓武，打虎武松的本家。”后来，燕某搬家了，就没再遇见过对方，不知道现在是否还住在带子巷。
大罗、小任于是又赶往西门，还是去了辖区派出所，要求迅速查一下一个会武术的武姓男子。这回，他们的运气似乎没有那么好了，派出所方面翻阅资料、找人询问什么的忙碌了一个多小时，却没有任何人对此人有印象的。小任有点恼火，寻思这么明白的一个线索怎么会找不到人呢？于是就拉了大罗直接去了带子巷，两人问了巷口点心铺子的店主。那店主一听就说有这个人，此人名叫武高贵，以前经常在他店门口大树下空地上练武的，还教过几个徒弟，听说在江湖上有点名气，有个绰号叫“铁头铜脑”，大概是气功了得吧，他曾亲眼看见过武高贵让徒弟用棍棒打他的脑袋，棍棒断裂，脑袋无损。后来，大约一年前，武高贵搬走了。搬哪里去了？那可不知道。不过你们可以去问问他原来的房东的，就在巷子进去挂着“郭氏牙科”牌子的左手那家。
侦查员于是找上门去打听，房东说武高贵确实住过几年，一年半前已经搬走了，没有说搬住何处。侦查员问武高贵以前干什么职业的，房东说这人没有正当职业，听说是个地痞头啊。
线索，好像断了！
大罗、小任返回去向组长劳胜焘汇报了折腾了大半天调查到的情况，因为最终还是没有查到介绍人的下落，总觉得很不好意思似的。劳胜焘说，你们没有白跑，还是摸到一些情况的，比如那个介绍人，从以假姓出面、事后失踪以及他那地痞头的传说，对于进一步查其下落，可能都是有用的。
正说着，侦查员老朱进来了。劳胜焘说老朱同志你以前在旧警察局干刑警时，是否听说过有一个绰号叫“铁头铜脑”的地痞？老朱说，哦，这主儿我知道，姓武吧？对，就是他了。这人以前还当过刑警大队的耳目哩。上几天我还碰到过他，说住在宝德巷。一番话说得众人皆喜。小任说老朱在市刑警大队干信息就是掌握得多，我在下面警察分局当差，哪来这么多信息哩！
于是便去宝德巷秘查，得知武高贵确实住在那里，但这几天没见人影。侦查员于是就通过派出所安排居委会积极分子悄然予以监视，一有消息，马上报告。
劳胜焘寻思守株待兔是一条途径，但不能只走这样一条小道，还得另外开辟新的调查渠道。正盘算着要把全组成员召集来商议如何开辟时，门口警卫室忽然打来电话说有个名叫马德鑫的老板点名要求见劳胜焘同志，说有情况要当面反映。劳胜焘一跃而起，说行了，这马老板肯定是送新线索来的，老朱我们一起见见他。
四
马德鑫求见专案组长劳胜焘所反映的新情况是刚才竟然有一位记者去“德鑫馆”采访他，请他详细说一下关于替儿子马光业疏通关系遭到诈骗一事。
这件事，其实是张大娟策划的一个新的阴谋。
洪曦执行张大娟所策划的冒充一野团政委政治诈骗案实施成功后，张大娟如释重负似的松了一口气，寻思总算可以对那无影上司神秘人物“洛水”有一个交待了。于是，她按照规定的联络方式，派丈夫李福清去电影院门前，在一根电线杆上用粉笔画了一个实心五角星，这是约定的暗号，意思是已经完成了一桩制造政治性诈骗案的使命。
据洛水——“保密局西北区兰州工作站潜伏处主任”季易仿落网后交代，他在看到约定的暗号后，马上查阅了这几天的报纸，没有任何消息，又亲自化装成茶客前往兰州市中心的茶馆去喝茶，那里是全城各类真真假假消息的传播中心，张大娟的工作成果理应在那里得到传播。可是，他在茶馆坐了整整一天，午饭也是在茶馆吃的，却没有听说任何相关消息。于是，季易仿就对张大娟的报告产生了怀疑，他决定召见张大娟当面了解情况。
于是，张大娟就收到了一封写着她的姓名让“亲启”的函件。信是用密写药水写的，用措辞严厉的命令让她于次日夜间8点前往“鸿祥旅馆”，用随信所附的钥匙打开203房间，拉严窗帘，不准开灯，一丝不挂，用毛巾蒙住双目后躺在床上，等候指令。底下署名还是那个已经熟悉了的“洛水”。对于接受过色情训练的军统情报特工张大娟来说，对于这个函件的理解是“洛水”十有八九是想玩弄她，这也不算什么事，有了这层关系也好。于是，张大娟便遵从密令，按时前往旅馆，进入203房间后脱光了衣服钻进了被窝。她原以为“洛水”很快就要来的，哪知竟然一直等候了大约三个小时，才听见房门响了，一条黑影溜了进来。
张大娟等着对方像她一样脱光了钻进被窝，但“洛水”却没有如她所想象的那样行动，而是拖了把椅子在床前坐下，然后开腔下令，那声音是闷闷的如同从一口埋在土里的坛子里发出来的，张大娟知道那是用棉花塞住了鼻孔后产生的效果，为的是不暴露本音。“洛水”让张大娟汇报所实施使命的内容，听后说这个创意不错，可是为什么没有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指示必须趁热打铁扩大战果，还要继续努力策划新的破坏行动。张大娟以为“洛水”还要继续往下说，但却没有声音了，片刻，传来了关门的声音，这才知道他已经离开了。这时她对于对方让自己一丝不挂之举方才恍然：那是为防止她产生随意念头胡乱动弹而看到他的面容。
张大娟不敢贸然动弹，又一动不动地躺了好一会，这才壮着胆子取下了蒙住眼睛的毛巾，不敢开灯，拿出事先带着的手电拧亮了一看，发现床前的椅子上放着一个纸包。打开，里面是30块大洋、两枚金戒指和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着四个字：天亮走人。
这样，张大娟回去后就只好跟属于她下属的李福清商量，看怎样落实上峰的指示，扩大“团政委诈骗案”的影响。张大娟不想让这种影响从自家经营的大车店散发出去，免得日后留下隐患，张大娟手下没有其他人了，这事就只好还是交给武高贵、俞文彪和洪曦三人去做了。她估计“洛水”也是这个意思，要不他怎么会留下30块大洋呢？这不是暗示给那三人每人10块赏金吗？
张大娟于是通知武高贵三人到大车店来，说上峰对这件事颇为赞赏，已经把三位的名字报往台湾记载进保密局档案了，不久后“国军”收复失地国民党重新执掌政权了，自然要按功论赏的，届时三位就是“党国”功臣，要官有官，要钱有钱。张大娟自己也知道“洛水”留下的30块大洋作为奖赏的话那实在是开不出口拿不出手的，尽管以当时的物价10块大洋可以购买许多东西，但毕竟数额太微了，于是就说她本人拿出30块大洋请三位弟兄买点烟酒，权当私人性质的谢意。
然后，张大娟就说到了上峰的指示内容，说三位都是大智大勇文武双全的人物，所以请大家畅所欲言，谈谈如何最理想最安全地落实上峰的指示，把“团政委诈骗案”的政治影响扩大，这既是为了“党国”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个人利益，试想，如果这件事的影响大到连外国都在传播了，那不是连蒋“总统”也晓得了吗？到时候，我们就能青史留名，何愁荣华富贵？一番话说得武高贵三人热血沸腾，便七嘴八舌出起了点子，自然各有道道，都是上不得台面起不了效果的馊主意，听得张大娟大皱眉头。
这时，外面传来了几下自行车铃声，邮差送当天的《兰州日报》来了。李福清去前面取来报纸，顺手递给了张大娟。张大娟翻了翻，眼睛忽然一亮：“哦！我有个主意了！”
张大娟的主意是：印发传单把“团政委诈骗案”向兰州全市公布，然后再去西安和西宁散发，甚至考虑可以发到北平去。如此一折腾，必定能掀起大浪，海外媒体都会报道。张大娟强调，为增加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传单要制作得跟报纸一样正规，甚至可以考虑就以报纸的名义出面，所以，要铅印，还要配发当事人马德鑫和他的儿子马光业的照片。当然，传单内容也要写得有足够的水平，就像报纸的新闻报道一样。
这个主意引起了李福清等四人的一致叫好，可是，如何实施呢？铅印，那倒是有办法的，只要有钱，找家小型印刷厂就能印出来。散发也没有问题，他们自己可以出面，还可以雇一些叫花子代劳。可是，传单由谁来写？照片又怎样获得？这，张大娟这个情报特工在当初军统局受训时没有学过，而其他几个家伙对此也都是外行。
五人于是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最后还是见多识广的洪曦想出了一个法子：找一曾当过记者的人，请其以记者名义去当面采访“德鑫馆”老板马德鑫，请其陈述被骗经过，撰写成文，当场拍摄照片，并请马德鑫提供其子马光业的照片，然后印刷。
几个特务对这个法子讨论了一番，认为大体上可行，但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找到的记者怎么肯按照这边的意图撰写这篇文章呢？
洪曦的眼珠子转了几转，说这件事由我老洪去办好了，不过，之前还需要武高贵或者张大姐出面会见一下。洪曦说出了他的念头：找一个从刚被共产党叫停的报馆的离职记者或者编辑，他则以一野某一位置的首长的名义跟其见面，却不提被叫停报纸之事，而只说一野打算办一份属于军方的报纸，正在物色记者、编辑，问对方是否感兴趣去工作。对方无疑准定一百个愿意，那就好了，我得测试一下你是否真有本领。怎么试法？你先给我去采访“德鑫馆”老板被骗之事，写一篇文章让我们看看。人家还不立马屁颠屁颠的跑得特快？
话音未落，张大娟就鼓掌叫好，李福清等人一片附和。于是这事就这样决定了，物色记者的事也不劳费神了，张大娟的兜里就有一个现成的人选。那是1947年夏天张大娟认识的一个青年，那是一个重庆人，名叫汪滠，据说是大学生，抗战时去了新疆迪化，待了两年多离开迪化返回内地。汪滠经过兰州时，停留下来游玩，就住在李福清张大娟夫妇经营的这家大车店。抵达兰州后的第三天，汪滠出门游玩时不意遇上小偷，钱包失窃，身无分文，走投无路，寻死的心都有。那时，李福清的母亲还健在，老太太一辈子烧香拜佛，当时见状就起了恻隐之心，跟李福清和张大娟商量拿点钱钞出来资助其返回重庆家乡，说这是积善积德之事。张大娟也怜其是个文化人，赞同老太太的想法，于是就送给汪滠一些钱，还特地制作了一包干粮，让他带着路上充饥。
汪滠上了一辆东去的大车离开了大车店，不料两天后又出现在大车店了。张大娟自是奇怪，问是怎么回事。汪滠说他坐着大车刚出了兰州城，就碰上一辆抛锚的汽车，司机请大车上的人帮忙推一下。他也下车去推，意外发现汽车上的乘客竟是他的大学同学、结拜弟兄章某的父亲。对方也认出了汪滠，交谈之下，对方得知他的窘况后，说那你不如暂时在兰州留下来，我给你安排一份工作，你看如何？汪滠自是点头，于是就上了汽车重新回到了兰州。
结拜弟兄章某的父亲是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员，手里有一点权，当天就把汪滠介绍到兰州的《西北生活报》去当了记者。汪滠心里对大车店夫妇充满了感激之情，安顿好后就来大车店，一是还钱，二是道谢。从此，汪滠就成了张大娟夫妇的朋友。对李福清张大娟以“兄”“姐”相称，每月总要来一两趟，坐坐，喝喝酒，聊上几句。
汪滠供职的《西北生活报》是一家无聊小报，专以披露个人隐私为业，还有点敲诈勒索的意思，写好了披露别人隐私的稿件，先约当事人过目，如若当事人惧怕，那就有戏了，出个价买回去就行了。因此，在当地名声很是不佳。共产党顺应民意，兰州一解放就把这份报纸叫停了。汪滠没了饭碗，跑到大车店来大发了一通牢骚。凭这，张大娟就认为他是一个容易上钩的主儿。不过，不能由张大娟夫妇出面跟汪滠谈此事，否则日后就会牵连到大车店。张大娟稍一盘算，就有了一个法子。
当天晚上，张大娟把汪滠约到大车店附近的一家酒馆吃饭，说没啥事，最近姐跟你哥有点小矛盾，心里不大顺畅，跟你喝酒说说话顺顺气。两人喝酒的时候，武高贵、俞文彪和洪曦在另一侧占了副座头，也在喝酒。洪曦一边喝，一边很有派头地说些部队上的事，不时吐出几个革命新词，这已经引起了当过记者的汪滠的留意。说着说着，洪曦提到了一野司令部准备办一份报纸的事，说上级领导的意思是让他负责组建，办成后他就是总编辑兼报社社长。张大娟听着就悄悄对汪滠说，人家要办报纸，肯定需要记者，老弟你还不抓住这个机会上去自荐啊，过了这村就没那店啦。
鱼，就这样上钩了。
洪曦以“一野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的伪身份在假冒“一野宣传部科长”的俞文彪的陪同下，跟汪滠有了两次接触，轻而易举就使汪滠不但相信了他的“身份”和创办一份军报的“使命”，还一口答应接受测试——前往“德鑫馆”采访老板马德鑫，然后写一篇2000字左右的文章，对“团政委诈骗案”进行如实报道。对于这个不过二十三四岁、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说，身处刚刚改变政治制度和政权的大动荡时期，又有着一种强烈的求职欲望，确实是很难识穿对方的真实意图的，甚至连怀疑的念头也从未产生过。
这样，汪滠就去采访马德鑫了。马德鑫对于汪滠的突然来访感到意外，他不懂政治，也不知道什么叫侦查。但是，他的年龄和职业使他对于常情常理的判断十分内行，早在他夜闯市军管会反映诈骗案情况时，就已经得到接待他的军管会干部丁参谋的告知，请他不要对外张扬此事，以便于军管会进行调查。因此，此刻马德鑫没有立刻同意汪滠的采访，但也没有拒绝，只是说因为事先没有预约过，他正好要去进货，要么另外约个时间再谈。汪滠信以为真，于是跟马德鑫约定次日中午再去“德鑫馆”。而马德鑫在汪滠离开后，随即来到军管会公安委员会，点名求见主持诈骗案调查的劳胜焘组长。
劳胜焘对于这件事的反应是：不管那个自称是记者的汪滠是真是假，先稳住再说。于是，他就要求马德鑫接受汪滠的采访，但故意不在一次见面时把情况谈完，并且必须隐瞒已经报案的情节，以协助专案组对此事的调查。马德鑫离开后，劳胜焘马上往军管会宣传委员会打电话，要求协助专案组对一个名叫汪滠的记者进行核实。一小时后，宣传委员会来电告知：汪滠是已被停刊的小报《西北生活报》的记者，目前无业。
无业了还以记者名义采访这样一个案子，究竟抱着什么动机？劳胜焘顿时意识到这件事的背后不对头，可能跟案子有关。这该如何？
劳胜焘还没有考虑定当时，突然又传来一个消息：武高贵回家了！
五
武高贵回家的消息，是宝德巷居委会向辖区派出所报告后，由派出所打电话来的。劳胜焘闻听之下，当即决定派人前往宝德巷去传讯这个重大嫌疑人。他点了大罗、小任和小孙三人去执行这一任务。但是，三人走后，劳胜焘忽然觉得不大放心：武高贵这家伙是常年习练武艺的，如果狗急跳墙拒捕的话，这三位对付得了他吗？于是又叫上老朱，说我们两个也去走一趟吧。
但已经晚了！那时办案也没有什么汽车，近的步行，即使逮了人犯也是徒步押解回局；远的骑自行车，抓了人犯就上了铐用绳子拴在自行车后架上牵着，自行车推了走，后面当然得跟着人。大罗三人是骑自行车过去的，劳胜焘和老朱也只能骑车前往。由于自行车配备有限，他们两人只能合骑一辆。这样，自然赶不上已出发的那三辆。结果，当他们抵达宝德巷口时，听见巷子里传来一声枪响！
劳胜焘心里一惊，对老朱说：“糟啦！”
情况确实糟糕了：小任、大罗和小孙三人兴冲冲赶到宝德巷，闯进武高贵家，和端着饭碗正吃晚饭的武高贵正正地打了个照面。武高贵见冷不防突然闯进三个身穿便衣的人来，不禁一个激灵，问，你们是什么人，为何私闯民宅？小孙不答理，喝问：“你是武高贵吗？”
武高贵的脸色倏变，缓缓起身：“不是，武高贵是我弟弟，不在家。”
刑警出身的小任冷笑：“朋友，你蒙谁啊？不管你是谁，跟我们去局子里走一遭再说吧。”
武高贵点点头：“也好——”身子倏地一动，已经踢翻坐椅，手里的饭碗飞向被他认为可能威胁最大的彪形大汉大罗。大罗一闪身让过时，武高贵已经转身直往后院奔。侦查员哪容他逃，尾随急赶三人中唯一有武器的小任已经拔枪在手，喝令“站住”。武高贵哪肯停步，只管逃窜，双手搭住后院墙檐口就往上攀爬。小任于是就决定开枪，他想打武高贵的下肢，瞄准的确实也是下肢，哪知就在扣动扳机的同时，武高贵抓住的墙檐口的一块砖头支持不住重量而脱落了，武高贵的身子也就朝下一沉，这样，射出的子弹就正好击中了背部。
等到劳胜焘和老朱赶去时，武高贵已经断气了。这个结果大大出乎劳胜焘的意料之外，他的头脑里马上闪过一个念头：不对，这要坏事了，打草惊蛇啊！那个冒充“一野团政委”的正主儿闻讯只怕要开溜了，怎么办？这时，宝德巷武高贵家的四邻八舍听见枪声都赶来看热闹，见劳胜焘穿着军装，便议论说武高贵犯事了，人家来逮他还逃，让一枪给打死了。
劳胜焘听着，忽然灵机一动，当即叫道：“大家静一静，我们是兰州市军管会公安委员会的，奉命前来拘捕武高贵，因为有人举报他在解放前强奸民女、抢劫平民。经初步调查，我们得知此人一贯作恶，欺压百姓，危害社会，民愤甚大，故经领导批准前来对其执行拘捕。但武高贵公然拒捕，暴力抗法，当场被我们击毙了。人死了，案子还要查下去的，大家如果亲身受到过该犯的欺压或者了解其在解放前的劣迹的，欢迎向我们检举揭发！这里有居委会的同志吗？”
一个中年妇女站出来说她是居委会负责人，劳胜焘说太好了，这件事我们要出一个告示张贴在巷口。说到这里，派出所的警察来了，一下子来了四个。劳胜焘笑道：“哦！派出所同志也来了，那太好了，我们去居委会商议一下张贴告示的事儿。”
当晚，一份由市军管会公安委员会出面的告示贴了出来，公布了武高贵在解放前所犯下的罪行以及拒捕被毙的结果，让群众继续举报。劳胜焘试图通过此举传递给武高贵的诈骗同谋一个信息：公安委员会要抓武高贵是因为解放前的劣迹，解放后的诈骗之举人家还没掌握，从而产生侥幸想法，作出掉以轻心有利于专案组的决定。
劳胜焘随后马上布置老朱、小孙，让他们实施对次日中午前往“德鑫馆”“采访”马德鑫老板的汪滠进行秘密跟踪。
武高贵被击毙的消息是次日中午才传到大车店的，张大娟闻讯自是大惊，因为发布该消息的是一个赶车的老头，说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死者最近是这家大车店的常客，只说听说宝德巷昨晚有一个姓武的男子因为拒捕而让公安开枪打死了，那里还张贴了告示什么的。张大娟为弄清情况，马上亲自前往宝德巷去察看，一看盖着军管会大印的告示，这才恍然，寻思这真是天可怜见，如果武高贵未被打死而落到了共产党公安手里，是否会牵连到我这边还难说哩！
张大娟回到大车店，把情况对丈夫一说，李福清胆小，当下就有些心慌，问这事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张大娟说不会，人家找他是为解放前的事儿，有人检举了。我们这边还是继续进行上峰让做的事情吧，否则那“洛水”先生一不高兴怪罪下来，瞧他那神出鬼没的本领，我们夫妇几时被他做掉了还不知道死于何因呢。
正说着，汪滠来了，他已经“采访”过马德鑫，还向马德鑫要了两张他们父子的照片。张大娟因为要给汪滠一个她并不知情的印象，所以像是心不在焉地听他说了一番。汪滠说接下来他就要把采访的内容写成文章了，他住的地方隔壁人家正在办丧事，噪音大受骚扰，无法静下心来写作，问张大娟是否可在这边待着写，我不用两小时就能把文章写出来的。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张大娟寻思即使以后有人来找她查问此节时也有个说法的，于是就点了头，让汪滠在后院一个僻静屋子里写文章。
张大娟不知道，汪滠后面已经留下了“尾巴”。两位侦查员跟踪汪滠一路而来，侦查触角就伸到了大车店，这是张大娟夫妇首次引起专案组的注意。专案侦查就是这样，一旦被盯上，那离倒霉结果就不远了。
侦查员老朱、小孙在大车店对面的一家回族人开的茶馆喝着茶等着汪滠出来，一壶茶喝得早已淡了，没见汪滠出来，正琢磨着那主儿在里面究竟干什么时，汪滠出来了。因为汪滠在这家大车店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引起了老朱的怀疑，他决定留在这里盯一会，于是就让小孙跟踪汪滠。
汪滠是跟冒充“一野宣传部科长”的俞文彪去见面的，他跟对方约定今天下午4点整在老君庙见面，把文章、照片交给对方。俞文彪根据张大娟的安排，这天特地还穿了一身解放军干部服。这倒令跟踪的小孙暗吃一惊，寻思怎么冒出一个军官来了，这事儿不是复杂了吗？汪滠和俞文彪分手时，小孙决定放弃汪滠而跟踪那个穿军装的男子，因为他断定此人比汪滠“有味”。
这一跟踪，小孙跟老朱又会合了，因为俞文彪从汪滠那里拿到文章和照片后，要向张大娟报告，然后拿了钱后奔印刷厂。可以想象，当在大车店对面的茶馆里喝茶的老朱见到一个穿解放军干部制服的也进了大车店而且直奔后院的一幕时，是何等的惊奇！这时，后面跟踪的小孙来了，说了汪滠跟这个穿军服的男子在老君庙见面并递交了一个信封之事，老朱马上说这事有问题。
片刻，俞文彪离开大车店，这回，是老朱跟了上去。这一跟，先是跟到了一个处于偏僻角落的破败院落，俞文彪进去后片刻就出来了，已经换了一身便衣。老朱记下了地点，继续跟踪目标。这回，俞文彪进了小校场附近的一家印刷社，远远看去，他跟店主像是很熟，两人抽着烟聊得很随便。一支烟抽完，俞文彪告辞而去，老朱继续跟踪，一直跟到了俞文彪的住处，这才回去向劳胜焘复命。
这时已是暮色时分，劳胜焘马上决定去俞文彪所去过的两个处所看看。一干人悄然前往，先去了破院落，发现里面无人居住。转了一阵，在一间已经少了半边房顶的屋子的角落里，找到了一个蓝布包袱，打开一看，里面就是俞文彪刚才穿的那套一野干部服。
再去那家印刷社，那个店主听来人亮出了身份，吓了一跳，连忙说他是守法百姓。侦查员说守法不守法看你态度，你把下午有人来找你的情况先说一下。店主于是就说来人名叫俞文彪，是他以前的老邻居、熟人，来找他要印刷一份东西的，什么内容他没看，准备当晚开个夜车排字的。说着，就交出了俞文彪的那个信封，里面就是汪滠的那篇文章和两张马德鑫父子的照片。
侦查员当场查看了文章，发现汪滠按照“客观事实”而写的，因为马德鑫遇到的“客观事实”是他被一野的一个团政委骗掉了钱财，所以，他也就这样写了，那个“团政委”是真是假，文章一直到结束也没有写到。因此，如果这样一篇文章散发到社会上去，给老百姓的印象通常就是相信真有这么一位团政委骗了“德鑫馆”老板的钱财。所以，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一份反革命传单。
直到这时，专案组才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这起案件，已经不是寻常性质的普通刑事案件，而很有可能是一宗有后台背景的政治案件。
六
军人出身的劳胜焘当机立断，马上作出决定：查封印刷社，拘捕店主；立刻逮捕俞文彪和汪滠；严密监视大车店。
但这天晚上俞文彪却不在家，公安方面布置了蹲守，但这主儿一夜未归。次日不知怎么的可能被他发觉了风声（估计可能是第二次去印刷社时发现已被查封），就玩了失踪。这是一个永久性的失踪，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汪滠的归案倒是很快，当晚10点钟他已经坐在侦查员面前痛哭流涕了。侦查员从汪滠的交代中终于查摸到了那个冒充团政委的家伙的线索，只是，汪滠并不知道那个冒充“一野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的人住在何处，也没有联系方式。
这样，就只有从大车店去找线索了。当天午夜过后，大车店夫妇李福清和张大娟被悄然而至的侦查员逮捕，从后门押解出去，上了一辆汽车，去了附近的公安分局。
大车店这对特务夫妇尽管事先没有串通过，尽管是分别讯问，但两人的态度是一致的：一问三不知，坚决抵赖！专案组手中其时并无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对夫妇与诈骗案有关，只有汪滠的口供。但汪滠的口供中涉及张大娟的内容也很是勉强，只有张大娟在和汪滠喝酒时听到有人自称是“一野”干部并要办一份军报时，建议正在找工作的汪滠去自荐；另外，她不过接受了汪滠的要求准许他在大车店写文章，这种情况以前曾经有过数次的，而且，汪滠写的文章张大娟并没有过目，他写些什么内容张大娟也没有打听过。仅凭这些，是无法认定张大娟跟此事有关系的。张大娟夫妇显然已经考虑过上述情况，所以，抵赖意识特别明显，态度也有点恶劣。
这怎么办？劳胜焘跟老朱等人商议下来，决定连夜去大车店搜查，寻找线索。搜查一直进行到黎明，可是竟然没有获得任何可以证明这对夫妇参与该案的证据，也没有其他可疑物品（后来终于根据两人的口供在院子的一个隐秘处找到了特务活动的器械和武器等）。劳胜焘不甘心就此放弃，还是在那里转来转去翻着，最后实在没有什么翻的了，拿起一本账册浏览起来。这一看，竟让他发现了情况！
这是一本记载着大车店所有开支的账册，是由张大娟这个老板娘记录的。劳胜焘从当天往后倒着一天天看上去，发现了一处可疑之处，那就是前几天张大娟奉“洛水”之命前往“鸿祥旅馆”去的人力车费。情报特工出身的张大娟百密一疏在这上面出现了一个漏洞，不但把这笔账目记录了下来，而且还顺手如实写了事由“晚去鸿祥旅馆”。这使劳胜焘感到不解，于是就决定派人去鸿祥旅馆了解一下。
鸿祥旅馆的账房先生接待了侦查员小任，但查阅了账本却并没有那天晚上张大娟前来入住的记录。小任给劳胜焘打电话汇报了情况，劳胜焘马上说：“不会是张大娟本人去旅馆登记住宿的，因为她那个账本上并没有这笔账。你查清楚那天这个女人是否去过旅馆？是去会见什么人的？那个人是怎么个情况？就行了。”
小任于是再行打听，账房先生答称他不知道。那么，麻烦你把那天晚上在旅馆当班的人给我找一位来好吗？账房先生请来了夜间负责把守旅馆门户的跑堂，小任问了问，因为是前几天的事，所以人家还有印象，说有张大娟模样的一个女人那天晚上去过旅馆，在203房间住了一宿直到次日天明后才离开的情况。
于是，再查203房间的旅客入住登记，上面写着“宁馨”，住址是本市西大街125号。还是上一天的上午前往登记的，于是再问账房先生，答称有印象，说那是一个20多岁的女人。可是，侦查员去西大街125号调查，那里却是一家棺材铺子，没有人知道“宁馨”这个人。显然，这个登记是有问题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说明张大娟去203房间住了一宿这一点就更加可疑了。
劳胜焘考虑后，决定采用各个击破战术，先提审了李福清。说你的老婆已经交代了，你也赶紧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吧。李福清自然不信，于是劳胜焘就点了点某日张大娟去“鸿祥旅馆”之事。李福清一家伙给唬得愣住了，他哪里想得到张大娟竟在账册上留了个漏洞，人家现在钻进来了。于是就有点相信老婆大概真的已经交代了，但又想到平时张大娟的那副沉稳模样，又觉得似乎不大像。正犹豫间，专案组的一桩好事来了，有人来请劳胜焘去接听一个电话，电话传来了一个消息：在大车店蹲守的大罗他们逮住了那个冒充“团政委”的家伙。
洪曦的落网那真叫“自投罗网”了，他其实已经完成了张大娟下达的引诱汪滠上钩的使命，最近没有他的事了，尽可以在家歇着。可是这是个不肯安分的主儿，喜好游荡，又对张大娟那几分姿色有点想头，于是就想去大车店转转。这一转，就转进了侦查员的手里。大罗他们一眼就认出这主儿就是马德鑫反复说过的那张“团政委”姜志清的脸，揪住他后问他是不是姜志清。这家伙摇头说我不是姜志清，我姓洪，叫洪曦。这样，那边就把两个名字都报给了劳胜焘。
洪曦的落网正好给劳胜焘提供了新的武器，他接着讯问李福清时又说了洪曦之事，警告说如果再执迷不悟抗拒交代，那就从严处理没商量，别到时候哭天无泪。李福清并不是一个头脑很复杂的人，要不怎么参加军统的时间比张大娟长反而当了老婆的下级呢。当下就经不住劳胜焘的进攻，缴械投降，坦白交代。李福清的交代比洪曦早，后来审判时确实在政策上有所体现，总算保住了性命。
李福清和洪曦的交代，使专案组有了足够的证据去对付张大娟了。这样，这个军统女特工终于作了交代。
至此，“团政委诈骗案”的侦查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但对于专案组来说，还有着一个如何捉拿季易仿的问题。这天正商议间，“鸿祥旅馆”忽然打来电话，报告说上次那个前来203房间的名叫“宁馨”的女人又来登记房间了。劳胜焘大喜，让旅馆方面稳住她，这边立刻去人马。那“宁馨”已经发现出问题了，但她却无法离开旅馆了。劳胜焘几个赶到时，她正躺在地下打滚耍赖企图脱身。
宁馨并非特务分子，她不过是洛水——季易仿的姘头，哪里对付得了讯问，桌子一拍就乖乖交代出了季易仿的隐藏处。于是，季易仿也落网了。
“团政委诈骗案”破获的消息上报到了兰州市军管会，随即又报告了一野最高首长彭德怀。彭德怀大喜，说查清楚了就好，竟还顺藤摸瓜牵出了一个特务案子，向办案同志致敬！
一个月后，兰州市军管会主任张宗逊签署了一份刑事判决书，将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分子季易仿、张大娟、洪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特务分子李福清和汪滠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7年。
同一天，“德鑫馆”老板之子马光业接受审查结束，释放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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