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之时，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早已被统治阶级所采纳，它要在政治上或思想上与儒家学术抗衡，似乎已不可能。
佛教的播道者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从教义、教规、伦理、风俗等各方面，设法适应中国国情。佛教的中国化，削弱了儒、道在社会上的声势，客观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势。
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三纲”是人际关系的核心，“五常”是伦理观念的根本。佛教提出“五戒”，与儒家的“五常”，非但不相抵触，而且是异曲同工。
一、“不杀生”，反对以任何方式伤害各种生命，强调生命都是平等的，这等同于儒家的“仁”。
二、“不偷盗”，反对侵犯、非法获取他人的财物，强调不要不义之财，这等同于儒家的“义”。
三、“不邪淫”，反对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强调纯洁的伦理关系，这等同于儒家的“礼”。
四、“不妄语”，反对虚伪客套，强调个人和群体的互相信任和了解，这等同于儒家的“信”。
五、“不饮酒”，反对烈酒的刺激，强调要保证个人的精神安宁和社会气氛的和谐，这等同于儒家的“智”。
仅仅做到“不杀生”，还需积极地爱护众生，救济众生，才是积极的善行。进而言之，保护人类、保护耕牛等有益的牲畜是积极的。
“不偷盗”确实应该是全人类的行为守则，但它首先保护的无疑是有产者，对于“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困者来说，更应行善积德。
“不邪淫”和原始佛教的禁戒情欲不同，摒弃的仅是婚外的两性关系，家庭不再被看作是人生的桎梏、修持的障碍，因而与儒家的伦理原则也是合拍的，以此来避免“万恶淫为首”而引起的社会治安问题。
“不妄语”是对尔虞我诈、口是心非的警告，但对于处在敌对阶级立场上的人们来说，是无法互相信赖和谅解的。
“不饮酒”的戒条，对于酒鬼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但饮酒误事、酗酒闹事的教训，古往今来屡见不鲜，禁酒有利于个人的修持，也可以稳定社会秩序。
“五戒”是在家的佛教徒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五常”是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全体公民订立的行为准则，两者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却最终趋向了同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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