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在病不起年代下的药贩子发家史和覆灭记

《我不是药神》:在病不起年代下的药贩子发家史和覆灭记

病不起的时代背景下,看不起病已成常态,底层人民更是眼见着病情一步步恶化,最终把病人吞噬。悲痛自不必言,除此之外还要背负心理压力的双重打击。所谓的心理压力即是病人患得不是艾滋病一类的绝症,而是有药可医,却需天价药品及医疗费用,拿不出钱只得等死,这是最让人绝望的一种状况,打击程度是成倍叠加的。

作为病人家属,一个声音无时不刻不在你大脑里飞绕——自己的亲人都救不了,真是无能。类似这种心理负担恐怕比病人本人还要难受痛苦。

绝症尚可以用无力回天来安慰自己,没钱救人昭示的自身无能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富人可以住最好的院,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世间种种不公平在这一刻无比清晰地袒露出来,教人情何以堪。

《我不是药神》便是在吃不起药的情况下发生的悲哀故事。影片所具有现实意义是对药商牟取暴利的直接拷问和对人性光辉的肯定。

慢粒白血病群体的生存状况,以老吕为代表的病人家庭,他不惧怕死亡,只是不舍家庭,不舍刚出世的女儿。他努力地想要活下去,在制药公司聚集抗议天价药,寻求走私药物渠道,团队合作卖药。在药不能停的绝望与低价药带来的希望中欣喜地生活着,向死而生,这份欣喜与希望大约是人世间最难能可贵的一种情绪了。

贩药小队的成立,在剧作上是百试不爽的手法,在好莱坞电影中更是常见,不问出身以各式不同的人,或各有所长,以相同的目的聚到一起,通力合作去完成一项任务。因了各人身上不同的特质,他们在一起总能碰撞出别样的火花,或糗事百出让人捧腹,或能力共振让人惊艳,或插科打诨让透不过气的紧张压抑获得释放。总之那会是有趣好玩的一个团队,它是如此可爱,让观众喜爱向往,甚至发出 “公司团队之所以不行,是因为没有碰见对的人”的感慨。

以男主程勇为首的贩药小队出发点不是为慢粒白血病群体着想,仅仅是为自己,有的自己得了这个病,有的家人得了这个病,有的是为赚钱,这些理由观众都能感同身受。程勇因为畏惧走私贩卖假药的牢狱之罪而将非法代理权转交他人之手。之后又重新回来,打通走私之路,仅以500元一瓶的低价卖给病人,而当时的正版药是一瓶4万元。药神之名不胫而走,这时候的程勇恐怕连自己都没想到会做出惊人的举动。

无他,眼见着自己贩药小队的两个朋友相继惨死,再加上目睹慢粒白血病群体的悲惨,同情心无法抑制。当程勇祭拜完自杀身亡的老吕出来,在狭窄的楼道里迎面碰到堵塞在过道上的一群慢粒白血病患者,他们慢慢让出一个身位让他通过,因为他们都戴着口罩,看不到脸面,只是那双渴望活下去的哀求的眼睛,让人于心不忍。我想程勇大概就是在那一刻做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药贩回来。

从自私谋私利很自然地过度到宁愿承受牢狱之灾只为那些可怜之人的无私光辉形象,这个过度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环环相扣,事件,情感,都到了,那这个转变就立起来了。

除了对悲惨的同情,影片还充盈着侠义之情。黄毛有时脑子不好使,可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掂量得最清。对真正卖假药坑人的人,他第一个冲上去拼命。对贩药救人的人,他舍命维护,最终也赔上了性命。他行事莽撞但绝对疾恶如仇。第二点要说的是卖假药的张长林,这人卖假药20年,最了解病人和制药厂的那些事,骗病人救命钱,一个十足的坏人,但他在被捕之后并未招供低价卖药的程勇。算是盗亦有道吧。

在道义与法律面前,刑警队长选择了人道主义精神,宁肯背负一切处罚。由于他是公职人员,在影片处理中举步维艰,但他是侠义之人一目了然,也算是法律与道德的博弈之中,官方代表中的侠义之士吧。

最终,不管贩药小队展现出多么绚烂的人性光辉仍然是杯水车薪,苍白无力。卖药20年的张长林一语道破:最大的病,其实是穷病。

结尾处,避无可避地转向主旋律,如果不是强行靠拢,相信《我不是药神》会更出色,也更荒诞无边,不在无着无落中爆发,就在无着无落中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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