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時期，對書法藝術而言，處在“隸變”這一文字發展史上最重大的轉折時期。著名書論家李昌集先生說:“其意義不僅是文字學家所云的中國文字從此進入了符號化的領域，而更在其改變了漢字書寫方式的運動節奏和審美趨向。”安康漢代書法作品，主要發現於銅器銘文和磚文兩方面。銘文方面有旬陽縣出土的銅鐘，腹縱刻“旬陽重七斤”五字，明晰的方折，生動的波挑，這些隸書的特徵盡情呈露，實為安康後世條幅章法的先聲。書體上既有篆書的深深痕跡，又具濃厚的隸書意味，是顯示“隸變”過程在書法藝術上的典型。由於豎行排列，出現了行字間的穿插揖讓，而又能融為一體，在用筆結字上，有意強調隸書的飄逸風姿，使書體飄而不緩，展拓有致，顯示了一種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的自覺的美學追求。除“旬陽重七斤”外，歷史上安康曾兩次出土漢代銅器銘文，引起當時全國書法界極大興趣，增進了學者們對漢隸的認識。
宋代洪适《隸續》載:“新莽候鉦，地皇二年字。原雲紹興中出於金州，凡四十二字，缺二字。漢器如館、陶、甘、泉、內、者、鐙之類猶是篆體。獨此器所書有波畫，字尤清勁，與漢末筆法無異，孰謂西都隸字皆古拙乎。”
清興安知府童兆蓉《銅弩行》載:“光緒乙未秋八月，漢陰濱之北有掘土得銅器者，不知為弩....多殘缺，完者僅十餘具。內有三具各鐫三十餘字，點畫近隸，差可辨認‘建初五年’、‘元初二年’、‘延嘉六年’及八石、六石、四石、鐵郎令、丞、史等字”。
以上史載出士漢器實物，代遠年湮，已難見到，但皆雲:“點畫近隸”而又“皆古拙”。據此可見，其在字形上的橢圓形內向結構尚殘留有小篆封閉型空間的構成痕跡。但從“波畫”和“點畫近隸”這兩句話來考證，安康漢代銅器銘文，筆畫已不僅在字內空間，同時又在字外空間更多地顯示其意味。這從安康地區出土的大量紀年和銘文磚，可以找到說明。
網絡配圖
閱讀更多 漢水銀杉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