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线装书为什么输给了西方的平装书？

文字 / © 宋晨希

先提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的书都是线装书，摆放的形式也都是平躺着放，书里面还会夹上一张字条，标明图书的名称,而我们现在的书架都是竖着摆放图书，然后把带名字的书脊露在外面？

有人可能会说，这肯定是跟西方工业化的影响有关。现在的书都是印厂成批的印刷，用胶或者锁线装订，提高了制作效率。确实是如此，但是，中国人是从什么时期接受了这样的图书形式呢？可以再延伸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现在的书籍采用西方的印刷和装订方法，那么我们引以为傲的传统印刷术是否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今天介绍一本与印刷相关的书：《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作者是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的苏精教授，他现在已经退休。

铸以代刻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副标题: 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

出版年: 2018-5

什么叫“铸以代刻”？“铸”指的是西方的铸字技术，也就是铸造铜板，然后在铜板上刻字进行书籍印刷的技术。“刻”是指清朝时期，中国传统的木刻雕板印刷技术。木刻印刷术，就是找一块木板，然后在上面雕刻文字，用以印刷书籍。

很多人以为印刷术发明者是宋代的毕昇。其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印刷术早在唐代中期就已经出现，毕昇发明的是活字印刷术。但是活字印刷术的使用频率远远没有木刻印刷术普遍。根据邹振环教授在《代序》中所做的统计，在清末《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里面对历代书籍的统计，7748种，20000部书籍里面，活字印本的只有22部。

为什么活字印刷术在中国普及这么难？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字太多。今天学校里老师要求我们必须写规范字，汉字的写法是统一的。可是古代没有教育说必须写规范字，所以异体字非常多，每个字都有很多种写法。明代末期的时候，很多文人、画家更是以能写古代奇形怪状的字为荣，被当成了文化水平高的象征。所以，印制一本书要不停的制造异体字字模进行排列，这就增加了一本书印制的难度和时间。

传教士老照片

到了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他们为了宣传基督教，要进行文化宣传，文化宣传就要印制小册子。就这样，他们带来了西方的活字印刷术，西方的活字印刷术制作成本低廉，印刷速度快，再加上他们不断改进技术，最终，这种西式活字印刷术在1870年左右取代了我们传统的木刻印刷术。

苏精教授的这本《铸以代刻》就是在研究这样的一个过程。

众所周知，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处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之中。雍正朝之后，外国人尤其是传教士是不允许进入中国的。清政府还命令要求西方人不得传教、刊刻书籍，就连学汉语都不行。

因此，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只好现在澳门、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的雅加达）等地设立印刷所和书局。

我们之前的历史教科书，都会认为传教士是推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基督教不像我们中国传统的佛教和道教，它具有很强的传播性。这些传教士有理念有信仰，相信有神的恩典，他们宁愿牺牲生命，也要将福音传播到世界各地。所以这些传教士确实有文化侵略的成分，但是，传教士也有好的一面。

他们为了让中国人相信福音，就拼命建设医院、学校，设立公益组织赈济灾民，让普通人获得实惠的利益。等到他们知道基督教带给他们的好处之后，他们就愿意去接近基督教，了解基督教。印刷小册子宣传教义就成为了传教士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

马礼逊肖像油画

1807年，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叫马礼逊。

清政府的禁令让马礼逊意识到，前往中国内地传教是不可能的。他只能通过印刷书籍的形式，通过出版物向内地渗透。因此马礼逊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建立了“澳门印刷所”。在那里，马礼逊除了为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担任翻译之外，还负责编写英中字典。

那个时根本没有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书籍。东印度公司为了扩大商业范围，非常需要一部可靠的字典，以及一些介绍中国风土民俗的书。这样一来，马礼逊就承担着大量印刷书籍的任务。

马礼逊不得不考虑使用西式活字印刷术。然而西式活字印刷有一个重大的技术难题，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汉字字数太多。它不像英文只有二十六个字母，只要制造出26个字母的字模，就可以进行复制排列，变化出各种各样的单词。要想制造中文书籍的活字字模成本非常高昂，制作时间周期也会非常长。但是马礼逊认定，只要技术能够突破，高效率的活字印刷术肯定是未来印刷发展的方向。马礼逊曾在一封信中说：

对于期待已久的低廉中文活字，渴望在不久以后实现一事，我充满了信心，这将会和欧洲发明印刷术一样重要。

当时，马礼逊等人建立的澳门印刷所除了印刷宗教小册子之外，也注意印刷一些介绍中国风土人情的报纸、期刊，以及翻译一些中国的文学作品。比如，马礼就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一览》，介绍中国的大事纪念、地理方位等。在这其中有一本书对后来中英关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这本书叫《开放中国第二港口利害刍议》，是一部内部刊物，本来是为了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使团来华而撰写的介绍性书籍，里面着重写了福建的福州。结果，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人在与清政府谈论开放通商口岸的时候就把福州也列入了进去。历史有的时候就是这么阴差阳错。

马礼逊去世之后，西方人意识到要想在中国传播福音，必须得改进印刷技术。开始的时候，英国伦敦会本来想借鉴巴黎的一种铸汉字技术。也就是，铸造汉字的偏旁部首，然后将这些偏旁部首互相拼合。这种方法确实提高了效率。但是拼合出来的字非常丑陋。

台约尔（Samuel Dyer，1804年－1843年），十九世纪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牧师

如此难看的字印刷出来的小册子，自然不会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当时设立在巴达维亚，也就是雅加达这个地方的印刷所，里面有一个传教士叫台约尔，他想出了新的铸造技术。其实这种铸造技术跟马礼逊时期带来的西式活字印刷技术差不多，只不过台约尔能够铸造更小的文字。这样印刷出来的书，使用的纸张较小，也就更加便宜，为印刷所节省了不少的经费。

此后，西方的传教士在台约尔小字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修改了很多技术上的问题。因为印刷技术的改进，传教士可以生产更多宣传西方宗教的小册子。而且，传教士在与中国人不断接触的过程中，学得越来越聪明。

伦敦传教会在上海设立的墨海书馆，除了改进印刷技术之外。他们在印刷传教小册子的时候，不去批评中国的民间信仰是愚昧的，而是努力融合中国文化，尽量将基督教本土化。比如，他们出版《圣经史记》，用司马迁《史记》写作《史记》的方式宣扬教义，传教士还编辑基督教版《三字经》，让人们对基督教产生好感。墨海书馆设立在上海，为了讨好上海人，还专门编印了上海方言的性小册子，也算是用心良苦了。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给外国人带来的权利就是可以进入内地传教。西方传教士从此不必在偷偷摸摸进行教义宣传了，开始明目张胆上街分发小册子了。因此他们需要更加快速的印刷方式。

鸿德堂（原美华书馆）

这个时候，香港的英华书院引进了西方的印刷机，其印刷的效率彻底打垮了中国人坚守木刻印刷的自信心。后来，

电镀活字有点像中国的木刻雕版技术，不过，我们中国的木刻雕版是用手雕刻，电镀铜版技术则是用机器生产，效率差别自然很大。电镀铜板也解决了传教士一直以来汉字不美观的困扰。而且，电镀铜板技术不用像以前活字印刷一样，印完一本书之后，活字排版就要打乱，重新去印别的书，而是可以长期保留，以防止需要再版。

上海美华书馆中姜别利设计的「升斗架」，1895 年。

这种技术彻底击败了木刻技术。美华书馆将这一技术对外售卖，当时上海的道台丁日昌立即进行了购买。由此，这一套技术在中国流传开来，并运用到了近代中国的报纸、杂志等印刷之中，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最后，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传统的书籍是线装，平放在书架上，而西方的书是书脊朝外直立存放。原因就是西式印刷技术解决了一张纸可以双面印书的问题，不像以前中国的线装书，是两页折叠变成一页。由此，新式的书体积就变小了，就可以竖着放置了。当然，这里也有纸张质量改进的因素。

1867年上海美华书馆姜别利制部分字样，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藏。

西式活字印刷取代木刻技术，还带来一个影响至今的作用。中国传统的木刻印刷，是人工在木板上雕刻文字，每块雕版都可以保存。因此，在中国古代，每部书籍出版之后，书商们根本不需要做广告。反正每次图书印量小，如果书卖的好，就再重印。

但是西方在电镀活字出来之前，活字印刷都没有办法保留底板，必须拆开去印下一部书。这就要求西方书商必须考虑市场，预估每一部图书的销售数量，然后不断的进行营销、炒作和宣传，以求将这些印出来的书全部卖出去。

西方书商这种想法后来影响到了中国人。我们现在出版社进行图书宣传，图书炒作，也是西方出版行业带来的舶来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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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书人：宋晨希，媒体工作者，好文史，倾心思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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