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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改革開放40週年·親歷”專欄刊發
晉城市委原常委、市委政法委原書記
王安民的文章
《與改革開放同行》
來 源：太行日報
編 輯：斯琦
與改革開放同行
◇ 王安民
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我作為一名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在晉城土地上成長起來的黨員幹部，真心為晉城持續大發展所鼓舞，為晉城人民安居樂業所歡喜，更為自己親身參與併為之付出不懈努力而倍感欣慰。
今天，我從自己所經歷的幾個主要工作階段擷取幾個片段，回溯晉城改革開放以來的變遷。
來到晉城後，我工作的第一站是雄居“太行屋脊”的陵川縣，先後擔任陵川縣委常委、紀委書記，陵川縣委副書記。記得當時晉城市委、市政府提出實施“通道戰略”，要在改善交通基礎設施上下功夫。陵川縣山大溝深、交通不便，“走出去”一直是陵川人民世世代代的夢想。“路”是陵川最大的短板，也是縣委、縣政府始終想辦而沒有辦成的事情。借勢東風，陵川提出要全面貫徹市委決策，舉全縣之力實施“通道戰略”，經過縣四大班子集體決策後，決定上馬“陵修公路”工程。縣委經過討論後，由我擔任工程總指揮。資金從哪裡來？工程浩大的土石方怎麼處理？施工困難怎樣克服？這些都是道道必須攻克的難關。任何事業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我當時對自己的定位是，要做好這件事情就必須能吃苦、能吃虧。縣委決定的事情，必須堅決執行，再重的擔子也要挑起，再大的困難也要克服。在縣四大班子的重視與支持下，在全縣廣大幹部群眾的理解與實幹中，整個工程如期完工，又打通了一條對外大通道，加快了全縣人民脫貧致富奔小康的步伐。
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定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幹部隊伍能不能適應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就成了幹部任用工作的方向。
1995年，黨中央下發了《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首次以黨內法規的形式對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的條件、原則、程序、紀律等作出了明確規定，使黨的幹部工作實現了有法可依。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從陵川縣委副書記崗位來到晉城市委組織部，擔任分管幹部工作的副部長。《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的頒佈，給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立下了總規矩。但在具體實踐中，如何與具體的組織幹部工作結合起來，則經歷了一個不斷思索完善的過程。經過幾年的實踐，晉城市委組織部形成了一整套適用的做法、機制。一是“按制度選人”。對民主推薦、民主測評、民主協商、公開選拔、競爭上崗、任職公示以及試用期等新規定、新要求，吃透精神，認真執行。同時結合幹部工作和幹部隊伍的實際，積極探索落實《條例》的有效辦法和途徑。在這個思想指導下，全市一大批幹部通過這個黨內第一部法規性文件的“把關”走上了領導崗位。二是“按實績選人”。我們把“精神文明”建設納入“實績”考核之中。1996年10月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提出“考核、評價黨政領導班子和主要領導幹部，不僅要看領導物質文明建設的實績和本領，而且要看領導精神文明建設的實績和本領”，這為我們“按實績選人”提供了標尺。
三是“公道正派”選人。這期間，黨中央接連出臺了幾個文件，為我們“公道正派”選任幹部提供了制度依據。1997年3月，《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試行）》出臺，對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行為規範及其如何監督做出了規定，提出在幹部選拔任用中的“五不準”要求；1997年5月，中共中央頒佈《關於對違反〈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行為的處理規定》，列舉了“不按照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條件、任職資格、工作程序選拔任用幹部和違反《條例》第四十七條所列紀律”等十多種違規行為的具體處罰辦法，全市的組織幹部工作逐步走向民主化、科學化、制度化軌道。幹部選任辦法越來越細緻和嚴密，按制度選人用人理念深入人心，為晉城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堅強政治保證。1998年，我到高平市任市委書記。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和四大班子一起集思廣益，我們決定將調整產業結構、狠抓項目建設、大力扶持民營經濟作為加快發展的突破口。產業結構調整方面，煤炭行業實施“關小改中建大”，提升煤炭生產能力；化工行業培育扶持高平市出口創匯的龍頭企業東城化工公司；冶鑄行業加快新建生鐵冶煉和生鐵轉化能力；旅遊產業加快羊頭山景區、長平之戰永錄遺址展示廳建設進度。
狠抓項目建設方面，我們提出“一切為了項目、一切為項目服務、考察班子看服務、考核幹部看項目”，在高平形成了“大抓項目、快上項目”的濃厚氛圍，極大地調動了幹部跑項目、上項目的積極性。大力扶持民營經濟方面，當時晉城市把高平作為全市鄉鎮企業產權制度改革試點縣。我們抓住這一契機，在高平開展了“毫不動搖大力支持民營經濟，毫不動搖為民營經濟營造寬鬆環境”的思想大解放活動，在部分鄉鎮企業進行股權制改造，推進了鄉鎮企業民營化，為高平民營經濟發展壯大奠定了基礎。同時，以優勢產品為依託、以資本為紐帶，組建了一批以冶煉、化工、建材為主的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的鄉鎮企業集團，提出500萬元以上的規模企業要達到50個。在那個時期，一批民營企業得到了大發展、快發展。1993年—1996年、1997年—2000年，晉城市連續兩屆被評為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優秀市。2001年，我走上了晉城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的工作崗位，從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這一責任重大而又使命光榮的事業。
平安是個“易碎品”，只有動態的平安、相對的平安，從來沒有一勞永逸的平安，對此我始終保持著清醒頭腦。 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經濟社會發展快速轉型，晉城也面臨著許多影響穩定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特別是社會治安防範工作還存在不少薄弱環節，社會治安形勢仍然不容樂觀。比如社會治安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基層群防群治的隊伍和網絡還未健全完善，群眾安全感不高；科技強警建設滯後，在運用科技強化打防力量上顯得不足；信訪問題一直是“老大難”，矛盾排查調處任務越來越重。這要求我們在深化平安建設中，既努力解決影響社會治安和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又著眼於解決深層次的社會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平安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平安因素，促進社會總體穩定。
針對上述情況，我們明確提出“四抓四解決”的工作思路，就是黨政領導親自抓，解決責任不落實的問題；綜治機構主動抓，解決協調不力的問題；有關部門配合抓，解決推諉扯皮的問題；基層組織著力抓，解決基礎不牢的問題。具體工作中，堅持責任落實到領導、任務交代給領導，出了問題追究領導；實現了排查摸底的經常化，案件督辦制度化，評比檢查規範化。特別是大力夯實基層基礎，加強了基層排查調處組織建設，建立健全了《矛盾調解排查制度》、《糾紛管轄制度》和《糾紛受理登記制度》，依託群眾組織全面開展排查調處工作，切實推動警力下沉。僅2003年一年，在正常工作經費之外，全市就投入科技強警經費4012萬元，形成了科技強警的長效投入機制。通過努力，綜合治理基層基礎工作全部達到了比較高的規範化標準，形成了齊抓共管的基層基礎工作模式，構建起了立體防控的治安防控網絡，實現了每個社區、農村都有警力的目標，組建起快速反應隊伍、群防群治隊伍，全市的社會治安秩序明顯好轉，群眾的安全感大幅度增強，有力促進了全市當時提出的“四市聯創”工作。
2001年到2005年，晉城連續被省綜治委評為全省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優秀市；2003年在江西召開的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會議上，晉城作了經驗交流發言；2004年全省營建平安三晉現場會在晉城召開。
特別是2005年5月，晉城市榮膺全國首批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最高獎——“長安杯”。全國綜治表彰始於1992年12月，1997年1月是第二屆，此後每隔四年舉行一次，2001年8月是第三屆。2005年5月在第四屆表彰時，中央綜治委決定對連續三屆榮獲全國綜治27個先進集體和優秀地市授予“長安杯”，我市光榮地成為全國首批22個地級市之一。
“長安杯”來之不易，連續12年堅持不懈的努力才換來這份殊榮。1993年—1996年、1997年—2000年、2001年—2004年，晉城市連續三屆被評為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優秀市，凝結了晉城歷屆市委市政府和全體政法隊伍的心血和汗水，這份殊榮屬於全市人民，更屬於所有奮戰在政法戰線上的每一位同志。
（作者為晉城市委原常委、市委政法委原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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